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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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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由于他主张学以致用,这种“博杂”正好表现了其可贵之处。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儒林四》

    2.《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

    3.《宋元学案·东莱学案》

    4.《宋元学案·说斋学案》

    5.《宋元学案·紫微学案》

    6.《宋元学案·荥阳学案》

    7.《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

    8.《吕东莱先生遗集》

    9.《左氏东莱溥议》

    10.《增修东莱书说》

    11.《重修浙江通志用·丽泽源流传》

    12.宋明理学史》侯外庐等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13.《金华丛书书目提要》卷7

    14.《陈亮集·文集》卷20

  

                            心学祖师  陆九渊

                             (1139—1192)

    宋明理学在南宋时期,分化为“理学”和“心学”两个系统,陆九渊是“心学”的创始人。理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是指宋明时期,以研究儒学经典“四书”、“五经”之义理的“义理之学”;从狭义上讲,是指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共称。因为无论程朱之学或陆王之学,都把“理”(或称天理)作为其学说的核心范畴。理学是后期封建社会中占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思想意识的集中体现,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刻和巨大的。作为理学中的“心学”一系创始人的陆九渊,自然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豪门苗裔  聪颖早悟志气高

    陆九渊,字子静,生于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卒于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江西抚州金溪(今江西临川县)人。由于他在中年以后,到贵溪的象山居住讲学,又自号“象山居士”,故学者称他为象山先生。

    据《象山先生行状》记载,陆九渊的远祖为妫姓,战国时期,取代姜姓齐国的田氏先祖敬仲(田完),就是妫姓之后裔,所以陆家的祖先又姓田。陆九渊家族一系,是齐宣王之少子元侯田通传下来的,因当时四通的封地在平原盘县陆乡,他于此定居,故改为陆姓。自四通下传至第42代的陆希声(陆九渊的八世祖),做了唐昭宗的宰相。五代末期,陆家因避战乱,才迁徙到江西抚州的金溪,购置产业,是当地声望很高的豪族大姓。但是,从陆九渊的高祖到他父亲四代,都没有人做官,这是陆家处于衰落的时期。陆九渊为其弟九叙所写的墓志铭中说:“家素贫,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陆象山全集》卷28)又说:“吾家素无田,蔬园不盈十亩。”(《陆(九皋)修职墓表》,同上卷28)他们主要是靠开药店的生意来维持生活。不过,这个没落的官僚世族家庭,传到陆九渊这一代,由于他的二哥陆九叙善于经营,经济状况又大有好转,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了。

    陆九渊的父亲名贺,生九渊兄弟六人,陆九渊最小,他的四哥九韶、五哥九龄,都是当时较有名气的理学家。陆家也是世代崇尚儒学的书香门第,陆九渊的高祖陆有程,就是一位“博学,于书无所不观”的学者;曾祖“能世其业,宽厚有容”;其祖父陆晋“好释老”;其父亲陆贺也是一位典型的儒生。(上引均见于《象山全集》卷27)

    陆家世代谨守礼义,是一个典型的宗法制家族。九渊的父亲陆贺“究心典籍见于躬行,酌先儒冠,昏丧祭之礼行之家,家道之整著闻乡里。”(同上)完全按照封建制度的礼仪来整治家风,后来孝宗皇帝赞扬说:“陆九渊满门孝弟者也。”(《象山全集》卷36《年谱盯这个典型的封建宗法制家族,在《宋元学案》卷57中有如下介绍:

    其家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岁选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畴、租税、出内(纳)、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先生(陆九韶)以讽诫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是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

    上述介绍表明,家规十分严格的陆氏家族,是完全按照宗法制度管教族人。陆九渊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训练出来的封建礼教之代表人物,由于他能严格奉行这个制度,所以《年谱》说他“事继母(其生母早在他幼年时即逝去),与诸兄曲尽孝道。”由于九渊兄弟有孝亲的名声,所以其一家都受到宋孝宗的赞扬。

    陆九渊自幼聪明好学,是一个早熟儿童,《行状》说他幼年时期不喜欢游玩,“敬重如成人”。他善于思考,“遇事物必致问”,三四岁时,“一日忽问:‘天地何所穷际’?”其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寝食。”五六岁时,“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亦尝问人曰:‘伊川之言,奚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上引均见《象山全集》卷33《行状》)开始怀疑程颐的学说,认为同孔孟不一致。这说明他很善于思考,在学习中能够提出问题,具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受权威的束缚。这种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对他后来能够在学术研究中自成一家,有着重大的关系。

    勤学好问和早熟的陆九渊长到十六七岁时,更是少年气盛,能为国事担忧。《年谱·绍兴二十四年》,陆九渊16岁:“读三国六朝史,见夷狄乱华,又闻长上道靖康之事”,便慨然剪去长长的指甲,开始学习骑马射箭。并且说道:“吾人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仇可不复!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今吾人高居优游,亦可为耻。”(《象山全集》卷36)从此便立下了抗金复国之志。所谓“中国夷狄之辨”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然其反抗侵略、恢复统一的要求,则是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对于那些不关心国家安危,只顾眼前享乐、但求苟安一时的无义之徒,他深以为耻、这种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是值得称赞的。

                      二、功名早成  治理荆门有政绩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陆九渊参加乡试,以《周礼》中举,名列第四,考官王景文对他的考卷内容十分满意,笔批说:“毫发无遗恨,波澜独老成。”这表明,青年时期的陆九渊,不仅学问很好,并且已经成熟了。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再参加乡试,又以《易经》中举。次年赴京应南官试,一举中了进士,当时主持南宫的考官就是吕祖谦,他早闻陆子静之名,敬其人而爱其文。事隔多年后,他回忆当时的感受说:“那时看了你的高文,顿觉心开目朗,就知道作者是江西陆子静了(《象山全集》卷33《行状》)。此后,陆九渊在学术界的名声更大了,“时俊杰咸从之游,先生朝夕应酬答问,学者踵至,至不得寐。”(同上)从这以后,他开始了讲学生涯,同时也进入了仕途生活。

    中进士后,于宋孝宗淳熙元年授迪功郎、兴隆府靖海县(今江西靖安县)主簿。淳熙九军(1182年)又被推荐为国子正,到太学任教,接着再迁敕令所删定官(担任修订法令之职)。淳熙十三年(1186年)冬,主管台州(府治在今浙江临安县)崇道观。淳熙十六年(1189年)知荆门年(治所驻今湖北荆门县,下辖荆门、当阳二县)。当时的荆门距金人治区不远,他听说金人有南侵之意,仍然携带家眷赴任,表现了他热心报国之决心。荆门地区位于长江以北、汉江以西,境内民情复杂,吏风不良,工作任务十分繁重。陆九渊与罗春伯的信中说:“不少朝夕,潜究密考,略无稍暇,外人盖不知也,真所谓心独苦也。”(《象山全集》卷15)。在荆门任职期间,陆九渊主要做了下面几件事:

    第一件事,为了防御金人南侵,修筑了荆门城池。荆门素无城池,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战争之地,在当时也是第二防线,地处长江、汉水之间,为四方云集之地,于此地加强防御,可以南捍江陵,北援襄阳,东护隋、郢(指湖北隋县至江陵一带)之胁,西当光化(在今湖北西北部)、夷陵(今湖北宜昌)之要冲。他认为,只要荆门强固了,周围地区才有安全感。在筑城过程中,陆九渊亲自到现场督工,经过一番努力,用较短时间,一道新的荆门城墙和护城河终于建成了,这就加强了荆门地区的国防设施。此外,他又组织了烟火队,加强了抗金实力,维持了地方秩序。

    第二件事,在修筑城池的同时,又修建了郡学贡院和客馆官舍。

    第三件事,整治了军士的逃亡现象,整饬了公务人员的纪律。

    第四件事,改进了税收工作,简化了税收制度,减轻了商税,制止了官吏对商人的额外勒索,招来了四方客商,繁荣了市场,使商税有所增加。

    此外,他在荆门还积极进行了讲学活动。每逢朔望及暇日,都到府学去讲课。一次,他讲《洪范》《皇极》一章时,竟有吏卒、士人和百姓五六百人听讲。

    陆九渊本来想在荆州施展抱负,但上任仅一年零三个月便病死于住所。短短的一年,就作出了很多成绩。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某在此,士民益相安,士人亦有向学者,郡无逃卒,境内盗贼决少,有则立获,溢碟有无以旬计……”。(《象山全集》卷17《与邓文范》)在任期中,他做到了“政行令修,民俗为变”(《续资治通鉴》卷152),受到当时丞相周必大的称赞。《宋史·陆九渊传》说:“丞相周必大赏荆门之政,以为躬行之效。”陆九渊深有体会地说:“大抵天下事,须是无场卷之累,无富贵之念,而实是平居要研核天下治乱、古今得失底人,方说得来有筋力。”(《象山全集》卷6《与吴仲诗叮当然,陆九渊毕竟是一位学者,在他的一生中,扮演的重要历史角色不是官吏,而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一个鼎鼎有名的“心学”开创人。

                      三、传经论道  创建心学成一家

    自公元1172年中进士之后,陆九渊便开始了他的授徒讲学生涯,即使在做官的任期中,也没有停止过教学和学术活动。

    刚中进士客居临安时,就有许多士人慕名前来求教,陆九渊“朝夕应酬答问,学者踵至至不得寝者余四十日”(《全集》卷33,《行状》)。首先向他拜师的人,就是富阳主簿杨简。他于秋天回到金溪老家时,“远迩闻风而至,求亲炙问道者日盛。”(同上)在家候职三年中,将家中的槐堂辟为讲学场所。在此期间,便确立了自己以“本心”为其学说基本范畴的理论思维方向,从事“心学”体系的建设,很快便树立起同朱熹以“理”为中心范畴相对峙的“心学”派别。由于陆九渊在宋代新儒学中独树一帜,积极宣扬了“心即理也”的心学本体论学说,顿时就在学术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当时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有鉴于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适从。”(《全集》卷36《年谱》)企图通过互相交流来调和两家之分歧。淳熙元年(1175年),邀请了陆九渊、陆九龄和朱熹一同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学术讨论。与会者除陆氏兄弟和朱熹、吕祖谦四人之外,还有赵景明、刘子澄、赵景昭等人。

    “鹅湖之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即治学和修养方法问题。据记载: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同上)。

    讨论一开始,陆氏兄弟便各做一诗以表白自己的观点,他们在诗中称自己的为学之方是“易简功夫”,讥讽朱熹的治学方法是“支离事业”。朱熹听了二陆的诗,虽然很不高兴,但仍坚持讨论了三天。最后,由于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讨论没有达到预计的目的。鹅湖之会以后,“理学”和“心学”之分就十分明显了。

    所谓“易简功夫”,就是教人先要树立一个基本立场,这就是通过“切己自反”来“发明本心”,即所谓“先立乎其大者”。陆九渊认为,如果这样做了,即使“不识一字,亦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全集》卷34语录上》)。所谓“支离事业”,是指朱熹要求通过“格物致知”和“泛观博览”去认识与掌握“天理”的方法,陆九渊称此种方法为“支离事业”。在陆九渊看来,“易简功夫”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久大”功夫,“支离事业”毕竟是时浮时沉而不可靠的。

    尽管双方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但他们之间的讨论,仍然是一次自由讨论,彼此都能各抒己见,并未出现水火不相容的现象。由于双方都能求同存异,互相尊重,自鹅湖之会以后,朱陆二人常有书函来往,交流意见。特别应该提到,在鹅湖之会五年之后,陆九渊带领了几个学生去拜访朱烹,当时朱在南康做知州,主办了驰名全国的“白鹿洞书院”。当陆九渊到南康时,朱亲率同僚、诸生迎接。在此期间,还对陆表示了爱慕之情,为其兄九龄撰写了墓志铭,还特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九渊以《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作了精彩发挥,听者无不为之所动,给白鹿洞书院的师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朱熹也非赏赞赏陆的讲演,他写道:“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肯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棘然动心焉。”(《朱文公集》卷81)当时,又请陆九渊将此次讲学之讲词书写成文,作为白鹿洞书院的一分讲义。

    关于朱陆之间在学术上的辩论,在前面的《朱熹》评传中已有所述评,这里应该补述的,是他们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在评价中表现了陆九渊比朱烹更有真知灼见。当时的宋高宗赵构把北宋的衰微归之于王安石的新法,他继续了守旧派的成见,支持这些人对王安石的贬责。朱赢也极力攻击王安石,陆九渊则不以为然,他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赞扬王安石说:

    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全集》卷19)

    在这里,陆九渊对王安石的品德、政绩和学术成就都作了很高的评价。他用“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和“洁白之操寒于冰霜”来赞颂王安石的高尚人品,用“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赞扬了王安石的学说和政治改革;用“勋绩必为伊周”高度称颂了王安石的历史功绩;用“道术必为孔孟”肯定了王安石在学术造诣上的重大成就。这个评论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浓厚的理学气氛中,无疑是大胆而可贵的见解,表现了陆九渊的正直和与众不同的见识。

    陆九渊讲学活动的最盛时期,是他在淳熙十三年(1186年)主管台州崇道观期间,这是一个闲差,他有机会回到故里,专事讲学活动。《年谱》记载了当时的盛况说:“学者辐揍,时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小,溢途巷。从游之盛,未见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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