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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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本”这个治国根本，最终实现“无为而治”。在实施过程中，它并不是僵死的教条。针对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王弼认为还应有灵活性，要有应变的能力。“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周易略例·明卦造变通爻》）对各种具体情况采取恰当的方法灵活处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尤至难者也。”（《论语·子罕》皇侃疏引王弼《论语释疑》）权力的运用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要合乎“道”，所以应把握和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为随而令大通利贞，得于时也；得时则天下随之矣。随之所施，唯在于时也。时异而不随，否之道也，故随时之义大矣哉！”（《周易·随卦》注）不能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必然自取灭亡。“为随而不大通，逆于时也。相随而不为利正，灾之道也。”（同上）可见正确估计形势，正视现实，而采取正确的措施治国，是至关重要的。
处于乱世（或各种制度尚未完善）而急需变革的创始时期，一国的君臣、有为之士还应奋发有为、刚健积极，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应天顺民。“夫能辉光日新其德者，唯刚健笃实也”（《周易·大畜》注）。“成大事者，必在刚也”（《周易·小过》注）。修德而成大事，也要刚健有为，创立新制。“革去故而鼎取新，取新而当其人，易故而法制齐明。……鼎者，成变之卦也。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乱可待也。法制应时，然后乃吉。贤愚有别，尊卑有序，然后乃亨。”（《周易·鼎卦》注）新的制度也应顺应时势合理制定，这才能走向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创始阶段，需要确立制度，包括名分等级。“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老子》第三十二章注）这样，“上守其尊，下安其卑，自然之质，各定其分。”（《周易·揭卦》注）上古朴散之时如此，变革时期也是这样，一执古之道，可以彻今，虽处于今，可以知古始”（《老子‘第四十七章注）。借鉴古制，根据时代需要创建新制，“创制不可责之以旧”（《周易·蛊卦》注）。不能死搬硬套，而要有创新，这是君王有为之时。
制度确立之后，就应该无为而治。顺应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老子》第二十九章注）。“圣人达自然之性，杨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同上）。“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虽不为，而使之成矣一（《老子》第四十七章注）。只要真正认识和了解人类社会，就不会把个人意志强加给社会，社会就会得到治理和发展。相反，只会失败。所以，“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老子》第五十八章注）。“以无为为居，以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老子》第六十三章注）。无为与顺应自然是一致的，它可以使天下大治。
治理得法可以使国家局势稳定。安定可以使社会得到更快的发展。所以，“国之所以安，谓之母”（《老子》第五十九章注）。作为国君，首先要能胸怀全局，高瞻远瞩，而不能鼠目寸光，固步自封。“夫执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执一国之量者，不能成国，穷力举重，不能为用”（《老子》第四章注）。要有远见卓识，而又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尤需“以清廉导民，令去其污”（《老子》第五十八章注）。不刻意追求好名声，如果“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老子》第四十四章注）。不要为名利而亡其身。要做到“威而不猛，不恶而严”（《周易·颐卦》注）。“既公且信，何难何备？不言而教行，何为而不威如？”（《周易·大有卦》注）国君的形象和威信是靠自己的行为树立起来的。如果用人得当，国家自然大治。
国君用人，先无要大公无私，“夫无私于物，唯贤是与（举），则去之与（举）来皆无失也”（《周易·比卦》注）。罢免和提拔都以贤能为标准，“不以物累心，高尚其志”（《周易·大有卦》注）。就不会出差错。“故人用其力，事竭其功，智者虑能，明者虑策，弗能违也，刚众才之用尽矣”（《周易·损卦》注）！上下齐心协力，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国君无为而国大治。
无为而治可以使社会各方面处于自然的和谐和系统的稳定。权力和刑罚的使用要有限度，不能破坏社会的自然和谐。人们的利与欲的思想是实际存在的，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只是人们不能过分追求。因为物极必反，走到极端就有害了。“求之多者，攻之者众，为物所病，故大费、厚亡也”（《老子》第四十四章注）。想得多反而会失去更多。“贪货无厌，其身必少”（同上）。要顺其自然引导人民。如果统治者利用权力，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穷奢极侈，“离其清静，行其躁欲，弃其谦后，任其威权，则物扰而民僻（邪），威不能复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则上下大溃矣”（《老子》第七十二章注）。国君自己丧失威信。滥用权力只会使整个社会不自然和谐。“若乃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自然，百姓丧其手足。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老子》第四十九章注）。只会弄得社会动荡不安。应该“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物”（《老子》第三十六章注）。“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观感化物者也……不见圣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周易·观卦》注）。所以，国君所为，影响一国风气，上行下效，“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老子》第五十七章注）。倘若“我之所欲为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同上）。统治者无为，不多欲兴事，百姓自然纯朴而安乐，社会自然安定。一民之所以僻（邪），治之所以乱，皆由上，不由其下也”（《老子》第七十五章注）。因此，社会的混乱是由统治者们引起的。“夫恃威网以使物者，治之衰也”（《老子》第六十章注）。仅靠威权来治国的，正是虚弱的表现，是一个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当然，必要的制度和刑罚还是不可少的。但必须赏罚分明，辅之以仁德，才能更好地引导人民和治理好国家。“囗者，明法断严，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施而能严，严而能施，健而能说，美之道也”（《周易·夫卦》注）。德与刑并不是对立的，都是治国中必需的手段，只是要处置恰当。“刚柔正而位当，则邪不可以行矣”（《周易·既济卦》注）。一切邪恶的现象都不会再出现。
汉以来的名教（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道德思想）之治，随着社会的变革，经学的衰微，已经暴露出严重的缺陷，曹操的刑名之治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此时，必须要有新的理论来纠正名教的弊端，才能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王弼认为，自然是名教之本，名教出于自然。本，即是“无”，所以要无为而治。名教对维护国家的等级制度、封建秩序，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名教是要讲的，但它毕竟是具体表象，是“有”，它出自于自然这个本，所以更要注重自然。“万物以自然为性。”“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老子》第二十九章注）。国君如果抓住了这个根本，人们友好相处，六亲和睦，尊卑有序。不强调名教这个“有”，也能理顺名分等级秩序。他说：“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则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六亲和睦，交相爱乐，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家人》注）。这里，透露出一点消息，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履行在封建制度规定下的基本权利。人，以及他们的行为，都从自然之本产生，忽略这个“本”的事实，是违背自然的。他在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中加上了道家的“无”，把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内部关系首先理顺，家治则国治。“若六亲自和，国家自治，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老子》第十八章注）。家和国治，没有件送、暴虐，没有奸邪，国家回归自然之本，也就无所谓孝慈、忠臣，名教也不必过分注重了。
六亲和睦，上下相安。人生来是无善无恶的。它是“无”在人身上的体现。圣人也是人，只是圣人与几人对“无”禀受的深浅不同而产生了差异。圣人与凡人一样，也有“五情”。他认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而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注引何劭《王弼传》）圣人不是无情的木石，他们也一往情深，有喜怒哀乐怨。这是人生来不学就会的自然之性。只是他们的智慧高于常人，能够深刻地领悟“无”，又不至于沉溺于情欲而不能自拔，不为“情”和“物”所累，·这才是他们与凡人的不同之处。这就把神化了的圣人变成了真正的人，填平了圣人与凡人之间的鸿沟。这就使人们对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的认识，提高到了理性的高度。
用义理来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用注经的方法来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谋略。这是王弼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利用儒家经学传统的影响，把自己的思想体系巧妙地贯串在注文之中，他打破了汉以来僵化的思维模式，可说是追求思想解放的先锋。他以儒道兼采、以道为主，创立了魏晋玄学的思想体系，对儒学研究的转变起了功不可灭的积极作用。王弼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广泛而深刻，从哲学的“无”与“有”的关系，深入到各种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诸如言、意与象的关系、动与静的关系、一与多的关系等，无不细致地加以探讨。还包容了创作、欣赏、伦理、美学等众多的领域。他不仅在魏晋时期的哲学、经学、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影响到文学创作、以及佛道两教在内的宗教界。其后文学上的玄言诗、山水诗及田园诗，不能说与王弼的玄学思想和崇尚自然无关。而宋明理学则是在王弼重义理、善思辩的基础上发展的结果。少年奇才为时人和后人所重，是与他所做出的贡献分不开的。
（杨超 撰）
三朝通儒 陆德明
（550？—630）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一个文化上的繁荣时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儒、释、道兼容并包，而以儒学作为政治的基础。兼容并包，是在魏晋南北朝玄学和佛学大流行以后，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反映了唐初统治者不拘一曲、讲求实在的气魄。
陆德明是唐初儒学家而兼通释、老的代表人物。他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则注重音义训诂，保持汉代古文经学派的方法。他所撰的《经典释文》一书，是官修的《五经正义》的先导；是研究中国文字、音韵及经籍版本等方面的重要参考书。
一、弱冠通儒经 雄辩善名理
陆德明字元朗，苏州吴（今苏州吴县）人。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南朝的陈代，陈朝虽偏居江南，但文化比较发达。陆德明少年就很聪颖，拜当时的名儒周弘正为老师，学习儒学。周弘正是梁、陈两朝的名儒，也是名臣。史书说他10岁就通《老子》、《周易》，梁武帝时被任命为博壬。他不但通儒经，而且“善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学名僧，莫不请质疑滞”（《陈书·周弘正传》）。在梁武帝晚年的侯景之乱中，由于周坚守名节，不附侯景，受到梁元帝的重用，官至侍中、国子祭酒。入陈以后，再任国子祭酒、太子詹事。长期处在国子祭酒这一主管文教的职位上，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代儒宗。陆德明的学术，在多方面受到他的熏陶与影响。周弘正既通儒学又通释老，既注《周易》、《论语》，又疏《老子》、《庄子》。陆德明在总的治学方向上继承了这种风格，他撰的《经典释文》，就把儒家经典和老庄著作排在一起进行注释，同时他又兼通佛教释典，并且擅长于析名辩理的玄学。《新唐书》本传说他“善名理”，们日唐书》本传说他“善言玄理”。讲儒学而又兼讲玄学的名理，这是南朝儒学的风气时尚。
当南北朝分立的时代，儒学或者说经学在北方和南方各有不同的特色。北方经学，保存了东汉以来的汉代古文经学的家法：《尚书》、《周易》及礼学都遵守郑玄的注解，《左传》则宗服虔，《诗经》则宗毛公。而南方的《周易》却遵循玄学家王弼注释，《尚书》则是孔安国传，《左传》则是杜预注，只有飞诗经》和北方相同，礼学也相同。清代注重汉学的经学家，对南朝这种夹杂玄学的经学很不以为然。今文经学家皮锡瑞说：“南学则尚王辅嗣（粥）之玄虚、孔安国之伪撰、杜元凯（预）之臆解，此数家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及使径渭混流、薰莸同器，以至后世不得见郑学之完全、并不得存汉学之什一，岂非谈空空，核玄玄者阶之厉乎”！（皮著《经学历史》六：经学分立时代）。薰是香草、莸是臭草，皮氏认为汉学的衰落，是玄学家的罪过。
隋、唐时代人对于南北儒学却不是这种看法。李延寿撰写的《北史·儒林传》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很明显对南方儒学的评价高于北学。皮锡瑞总结经学历史，也不能不承认：“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同上，七：经学统一时代）。隋文帝杨坚以外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北方的隋灭掉南方的陈，统一了中国。为什么儒学反而是南学盛行而统一全国呢？这说明学术文化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北方经学遵守汉学的家法，在保存古代文献本来面目方面有成就，但在发展文化上却无贡献。自东晋南渡以后，南方在文化上逐渐高于北方，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北方常常羡慕南方人。而玄学的析名辩理，发展了哲学的抽象思维，其形成和发展，构成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因而左右了统一之后的文化发展方向。
陆德明是在南学儒、释、道并行的学术空气中成长起来的，很年青时就表现出他在这三个方面的学识和辩论的口才。陈朝大建年间，陈太子召集四方名儒在承光殿讲论学术，由当时的国子祭酒徐孝克（《旧唐书》称徐克）主持讲学。徐孝克为当时名儒，《陈书》本传说他“通五经，兼释老”。孝克的哥哥徐陵官为安右将军、太子少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