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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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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对这一命题,学者多认为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矛盾论》即说:“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曾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固然董仲舒的天道论曾为封建统治阶级服了务,无疑应加以批判和扬弃,但“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还是可以再讨论的。其实董仲舒也强调变化,他曾说:“譬之琴瑟之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这就是“更化”。如何理解“道亦不变”,关键在如何理解“道”。董仲舒吸取了先秦道论中老子的“常道”和“非常道”的精华,董仲舒的道亦有常与非常之别。他的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是常的,不变的,“乐而不厌,复而不乱者谓之道”,这是讲的天道,她具有客观性,自然性,不可逆转性。相当于老子的“常道”,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真谛。人道即“先王之道”,也分可变与不可变两部分。他说:“道者所由适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仁义礼乐是载道之具,故董仲舒又称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道”,这是不可变的。但是先王在具体施政时又有所侧重,即所尚,如“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之类,此乃非常道,讲究适时之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是常道,是天道,在人则为“五常之道”,这是万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针对汉武帝问三王之道“而皆有失”的问题,他说:“道者万世无弊,弊者道之失也。”道是不会有过失的,政事的不善并不是道造成的,相反恰恰是“失道”(不按道办事)的恶果。

    关于“治乱之端”,董仲舒视野从吏制转到了社会这个广阔的背景上来。他认为当时社会一切罪恶性的根源是贫富不均:“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胜者也。”而造成贫富严重悬殊的罪魁祸首,乃是官僚地主和不法官商。他们既“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又“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这些人或“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储藏)”,染指商业,成为官倒官商;或“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成为官僚地主。兼并侵蚀,日月无厌,普通百姓,日益贫困。董仲舒说这不符合天意呀!他说:“天亦有所分予”,以生物为例,予其爪牙者不予其角抵之利,予其羽翼者只给它两只足,可见“所受大者不得取小”,此乃天之道也。官僚们食朝廷之禄,已享人间之富贵,可还要广收商业与农业之利,“与民争利”,真是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多不合理!吏为民师,“尔好义,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官吏求利是风俗败坏、人民贪鄙的直接根源。他说:“惶惶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惶惶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今尔大夫,不以道德表率为事,而务以与民争利,那真是小人一个!居君子之大位,却干着小人的勾当,逆天意,违圣旨,灾必及其身!

    对策最后,董仲舒根据《公羊传》“大一统”之义,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法),古今之通谊(义)也!”《春秋》崇尚“大一统”,可现在却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学术分歧,杂说异端,因此朝廷无法定出一个崇尚的思想,百官也没有一个遵守的准绳。因而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大胆喊出:“臣请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终于抖落了出入于孔老的暧昧面纱,直截了当地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这一对策中,汉武帝希望听到的终于让董仲舒痛快淋漓地讲了出来,汉武帝大为兴奋,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选贤才,举孝廉,郡国岁献二人,著为功令……。班固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天人三策》主要有四个作用;一是改变了汉家思想崇尚,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之治,改而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高惠之时,多武功之臣,粗重少文;文景之世,崇尚黄老,质朴无华;至武帝喜文采,亲儒学,经术之士多进,公孙弘位至三公,于是公卿多文雅彬彬之士,逐渐改变了官吏的素质,同时也为中国文官制度的形成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二是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自董仲舒建议“兴大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史记·儒林列传》),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三是建议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此考绩官吏,从而为汉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其四,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确立了儒术独尊的地位,使儒学从诸子之一,借助政府的力量,战胜百家,取得压倒优势。从此,儒学成为中国天字第一号经典学问,以经学为形式发展漫衍,影响日深,于是儒风大渐,圣学广被,儒学历史实现了重大转折。王充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是孔子发挥文王之道于乱世之间,又是董仲舒振起孔子之学于绝微之际,他无异于汉代的孔子。同时也由此奠定了整个中国社会推尊儒学,崇奉孔圣的传统。于是文运与世运并昌,人才与世风俱美,不能不说是汉世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折。刘向说:“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诚为不刊之论。

                   三、两相骄王存兼善  三黜何尝忘斯民

    可是董仲舒文幸而人不幸,汉武帝虽采纳了董仲舒的许多条建议,但却并未重用其人。对策之后,《汉书》只平淡地记上一笔:“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汉朝自吴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一直是被打击、被削弱的对象;又实行“左官法”,歧视在侯国为官的人。诸侯国相,虽是中央署置,但也不及朝官备受亲近。董仲舒以一代鸿儒、景帝朝的博士,论才力,论资历,都应该受到应有的重用。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尹)吕(望)无以加!管(仲)晏(婴)之属,霸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传引)认为他才超管仲、晏婴,比方伊尹吕尚,可以辅佐帝王以致太平。王充说:“董仲舒说道术奇矣”,“董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论衡·案书》)班固叙传说“谠言访对,为世纯儒。”道德文章俱佳的董仲舒出任诸侯相,实令古今学人十分惋惜!王应麟论其事曰:“武帝虽因仲舒之对,兴学校之官,然而皇建有极,是彝是训,以尽君师之责者,帝未之知也。傥能以仲舒为三公,俾之师保万民;用申公辕因为太常,以明师道于朝廷,则四方风动,化行俗美,汉其三代矣。惜也,帝不用董仲舒之真儒,而劝学之议,乃发于公孙弘。帝之好儒,其叶公之好龙与?”(《通鉴答问》卷4)其实,董仲舒不被重用,也许正因为他是“真儒”“纯儒”的缘故。孔子谓事君:“勿欺也而犯之”;子路谓出仕:“君子之壮也行其义也”;《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史记》说:“董仲舒为人廉直”。是真儒,其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明道”“行义”;是纯儒,其事君的准则就是“廉直”“勿欺”。既为行义,其于财利就会有所不为,董仲舒曾标榜:“仁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哪里是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所欣赏的!既是廉直勿欺,就注定了他不会阿附取容,以博高位。因此,同样是治《春秋》,公孙弘能以“从谀”的手段位至三公,而董仲舒却因“廉直”的美德倍遭冷落。个中三昧,确实是十分值得深玩的。

    1.江都相·求而止雨

    不过,当年的董仲舒也许并没有想这么多,他还是不远千里地去了。江都王国在今扬州,南临大江,北近淮河,傍带干沟(古运河),东望于海,颇得水陆鱼盐之利,水陆交通极为方便。其地原为吴王刘濞所有,刘濞曾因之以兴叛乱。易王刘非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景帝时初封汝南王,吴楚七国乱时,佐军有功,改封江都王。其人有才气,好勇力,广治宫室,素来骄奢。迁居东南大邦后,又广招四方豪杰,常有非份之想。作为一个中央派来的诸侯相,董仲舒既要维护中央王朝的利益,又不能开罪于自己的主子,实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但他正心正己,威重自生;又“以礼义匡正,王敬重焉”。当时易壬意高气盛,对董仲舒说:越王勾践依靠文种、泄庸、范蠡之谋,灭掉了不可一世的吴王夫差,三子称得上“吴之三仁”。并说:“(齐)桓公决疑于管仲,吾将决疑于君。”齐桓、越王皆春秋二霸,易王之意欲用董仲舒谋取东南霸业。董仲舒出于“《春秋》大一统”之义,委婉对曰:“夫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伯(霸),为(因)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提倡仁义,反对诈力,暗示其霸不可称、中央不可违。《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下引此书,只出篇名),据考即是这次对话的记录。因传抄既久,遂误江都王为胶西王。

    董仲舒时刻以“兼善天下”为己任,在江都兴礼乐,致教化,调阴阳,利元元,所作所为,一任皆以利民安邦为本,江都称治,是武帝初年屈指可数的几个以教化治世而又颇有成就的二千石之一。《汉书·循吏传》称:“孝武之初,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倪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能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由于时远事吵,董仲舒在江都的治迹已不可详考,现在记载较多的是祈雨止雨之事。

    史汉都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交感、运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与此相反)。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王充亦说:“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论衡·程材》)意即:考察《春秋》经上所记灾异现象,推导阴阳交感运行的规律,然后根据这一规律来求而止雨。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就曾揭示:孔子作《春秋》,“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凡是《春秋》所讥刺的,必然有灾害现象出现:凡是《春秋》所痛恶的,也必然有怪异现象出现。他说:“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人事的极好和极坏,都可以感动天地,引起天变。可见天灾实起源于人祸,人事有失,就导致阴阳失调,阴阳失调就引起风雨失节。反之,如果人事得当,自觉地调节阴阳,那就必然风调雨顺了。基于这样的认识,董仲舒于是制定了一套求而止雨的方法和仪轨。他说:天大旱,是由于阳气太重,求而必须损阴益阳:“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其藏而匿,女子欲其和而乐”(《求雨》);多雨,是由于阴气太盛,止而应当移阴而壮阳:“凡止雨之大体,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乐”(《止雨盯。此外还讲究同类相感:求雨以水日,止而以土曰:并造土龙,设土坛,穿青衣,舞童子,斋告祷祝,其行近巫,怪力乱神,为孔子所耻言。但是《史记》说他“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王充也说他之所为“无乖异者”,确实很难理解。司马迁为当代人记当代事,不应有虚;王充以“疾虚妄”自任,不应传讹。特别是王充,他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神学目的论等都进行批判,唯独对求雨的雩礼和董仲舒的土龙求而赞不绝口,多所开说。《论衡·乱龙》曰:“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从类,风雨自至。”又曰。“董仲舒览见深鸿,立事不妄,设土龙之象,果有状也。”在《死伪》《定贤》《案书》等篇,也有分别论述。天道难知,稽之徒劳。但汉代人普遍相信其事,看来其必有因。

    2.中大夫·灾异书

    不知何故,董仲舒被罢为中大夫。学者推测可能与易王刘非请战有关。《汉书·江都易王传》说:“无光中(六年),匈奴大入汉边,非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汉朝自吴楚七国乱后,对诸侯王实行居国食税,不复治民的政策,以免诸侯王形成实力后与中央抗衡。而这位好勇斗狠的江都王居然要求据兵耀武,这哪能让武帝放心呢。因此不仅没获批准,而且还连累董仲舒丢了官。中大夫是郎中令属官,“掌论议,顾问应对”。念及数年来在诸侯国的所见所闻,董仲舒深感诸侯国的桀傲不驯,仍然是破坏“大一统”的潜在威胁。为了警醒人主,他想起了六年前发生的两场大火:辽东高祖庙和高祖陵便殿相继被焚。当时即令武帝大为不安,“素服五日”。董仲舒认为这是不同寻常的灾异之变,上天谴告。于是援据《春秋》,联系实际,著《灾异论》,借天人感应,大谈政治得失。为什么高庙陵寝会被焚呢?是因“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位置不当,于礼不安。高庙居辽东,在外,象征在地方的诸侯;高陵在关中,在内,象征在朝中的大臣。现在汉家“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跋扈)者众。”天灾的意思是要皇帝“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背离正道)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播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近测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乃可。”(《汉书·五行志上》)原来大火的意思在于教汉武帝剪除不庭的诸侯,杀戮不法的大臣!自汉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而遭杀身之祸以来,诸侯问题一直是一个既难办,又难言的棘手问题,董仲舒多年为诸侯相,他对诸侯王骄奢跋扈的揭露,并不是危言耸听。他甘冒当年晁错杀身之祸,敬献忠言,体现了一代大儒勇于殉道,直道事人的儒者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可是,当时汉武帝并不买账,董仲舒因此差点丢了性命。董仲舒属草稿未上,以告发人隐私著称的酷吏主父偃来访,窃其手稿,经他一番歪曲注解,以为“有讥刺”,上奏给汉武帝。武帝下其书于群儒讨论,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系出师笔,以为“下愚”,于是将董仲舒逮捕法办,“罪至不道”,按律当死。其实董书所言,未尝不是武帝所忧,仲舒之获罪,并不在“下愚”,而于“私为灾异书”(刘向说)而已。汉代善言灾异的,武帝时有董仲舒和夏侯始昌,昭宣时有睦孟(仲舒弟子)和夏侯胜,元成时有京房和翼奉、刘向、谷永,哀平时则有李寻和田终术,他们借经立义,依物托象,幸而言中,仿佛神验一般,受帝王宠爱一时。可是董仲舒被下狱,夏侯胜被囚禁,睦孟被诛戮,李寻被流放……到底天命有没有呢?如说没有,他们何以累言累中呢?如果说有,那天命何以不能保护他的代言人呢?难道天机不可泄露,泄露了必受惩罚么?原来天命本难知,儒生们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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