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到一家 -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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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防备很严，发现有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顾炎武遭遇了他人生的第一次牢狱之灾。事情是这样的，顾炎武有个家仆叫陆恩常，他不知用什么方法，竟然得知了顾炎武的行踪。陆恩常见主人很少回家，变了心，投靠了大地主、大官僚叶方恒，把顾炎武的秘密活动行踪全数抖出。说来也巧，就在这时候，顾炎武因四处奔波需要花点钱，向叶方恒借了一点，又因无力经营祖传下的田产，想全部押给叶方恒，可是叶方恒迟迟不肯把钱如数归还顾，想利用从陆恩常处获悉的内容，两人联合向清政府告密顾有“通海”罪，从而可侵吞顾家的田产。叶方恒还把顾炎武抓起来，私设公堂，逼他自杀。顾炎武的好朋友归庄得悉后通过松江府熟人将顾炎武“押”到松江府。经过几番转折，顾炎武才被放了出来。
顾炎武出狱后，回千灯整理了一下书稿，匆匆去了南京。凭吊了曾祖父顾章志祠，并拜谒了明孝陵。一天，顾在太平门外突然遭到五、六个彪形大汉劈头盖脑地一顿毒打。顾从口音中听出这些人来自昆山，准是叶方恒派来的打手。原来这些人想结果他的性命，幸好顾遇上了好心人的营救，又一次脱了险。
四十五岁那年，顾炎武觉得再也无法在家乡待下去。下定了决心，返回家乡变卖了全部田产，带着大量书籍、书稿，告别了家人、好友，以驴马为伴，以山东章丘为自己“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的第一站，踏上了漫漫征程，步入了学者生涯，开始了漂泊无定的下半生。在二十五年间，他遍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即考察山川形势，广交豪杰师友，“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他曾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等战略要地，“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他先后写成《营平二州史事》和《昌平山水记》等著作，总结宋代以来不了解营、平、滦三州的地理形势和战略地位，以至于争地构兵而亡天下的历史教训，为后人提供借鉴。
康熙七年（1668），山东发生了一起文字狱，56岁的顾炎武受到牵连，被囚禁7个月。遭此飞来横祸，他打消了久留山东的念头。此后，他前往山西边塞考察，随后便在山西与友人共筹资本，垦荒于雁门之北、五山之东。经过艰苦的劳作，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但是，顾炎武的志趣不在垦荒，而在于探索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不久，顾炎武又到了陕西。他不顾年高体弱，走遍了关中的山山水水。晚年，他在华阴买了一点土地，决定就在那里定居。他的一个侄儿从家里来信，认为陕西天气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劝顾炎武回江南去。顾炎武回信说：“这里的百姓爱读经书，特别尊重德行高尚而不爱做官的人，并且敢讲真话，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华阴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地势险要，消息灵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远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险。大军东出潼关，争夺天下，实在有高屋建瓴之势啊！”
第五节 明末清初的思想三巨头（6）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直到晚年，顾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复明的大业。
在顾炎武六十九岁时，他到了山西曲沃，直到病倒前完成了《日知录》的全部，七十岁在曲沃与世长辞。
顾炎武的思想：
顾炎武一生治学的方向可以用“经世致用”来概括。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他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顾炎武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清儒学案·亭林学案》）。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梁启超把他这种爱国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
顾炎武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流祸。他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穷六经之旨、急当世之务的实学，这在当时起到了转变一代学风的作用。他还曾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顾炎武用“古之所谓理学”即经学同宋明理学相对立，并且提出读经应自考文、知音开始。这一观点被清代许多学者所接受。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说：“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是顾炎武和黄宗羲开启了先河。实际上，顾炎武所提倡的经学绝不仅仅是训诂考证，而是同“当世之务”紧密联系的。潘耒序《日知录》就曾指出：“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清代诸儒受到清政权的文字狱威胁，退回到故纸堆中，专治训诂考证，正如梁启超所谓：“只算学得半个亭林罢了”。顾炎武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和假道学先生们的寡廉鲜耻，明确地提出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宗旨。
基于这种思想，他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造成的恶果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他对王阳明的心学更是攻击不遗余力：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今日，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
顾炎武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人曾有很大的影响。
顾炎武一生注重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考察，虽在哲学问题上没有做过系统的论述，但对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还是有所继承的。顾炎武重视典章文物、天文地理、古音文字、民风土俗的考核。凡立一说，必广求证据，反复辨析，常用归纳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对于清代朴学方法的形成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相关人文景点
顾炎武故居：为整个宅第主体，朝东落西，五进古香古色的明清建筑，自东而西依次为水墙门、门厅、清厅（轿厅）、明厅（正厅、楠木厅）、住宅楼，北侧有背弄连接灶房、读书楼和后花园，故居前与千年石板街相接，后与顾炎武墓地和顾园相连。该区域主要再现亭林先生居家生活及读书场景，各厅内陈列顾炎武先生塑像、手迹、著作、生平事迹和国内外对顾炎武先生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
亭林祠和亭林墓：落北朝南，东侧有门与顾炎武故居相通，西侧墙外为顾园。祠南向三间两厢一门楼，以三间相通作一大祭堂。两边墙上及外面走廊墙中嵌有砖石刻碑12块，记述先生事略。其中一块有先生所著《日知录》中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庭中盘槐、桂花各两株。现亭林墓露台均用花岗石砌造，石阶七级，围以石栏杆。
顾园：占地30亩，位于故居西南侧，与故居祠堂及墓均相通。是依史恢复修建的融湖光水色、历史人文为一体，具有江南私家园林风格的游览区。内曲水环绕，环水有致用阁、思宜园、颂桔轩、“归奇顾怪”（二石斋）、秀石虬松庄、秋山亭、三徐居、慈母阁、四柿亭及碑廊等10个景点，各景点以诗文、字画、语录、塑像等形式寓意亭林先生的精神和生平。
顾炎武墓：位于苏州城东北34公里处昆山千灯镇。占地6000平方米。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顾炎武卒于山西曲沃，归葬故里。光绪二十年（1894）知县万立钧重修墓地，1914年广东学者梁鼎芬在墓前建祠。1966年遭破坏，1983年修复。墓周花岗石平台，环以石栏，碑镌“顾亭林先生之墓”，周植松柏冬青。墓前建堂3间，中塑顾炎武像，两厢陈列顾炎武生平事迹。
第五节 明末清初的思想三巨头（7）
相关故事：
顾炎武在艰苦的生活中，写了很多不朽的著作，对很多学问都有研究。他的著作和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宝贵财富。尤其可贵的是，顾炎武特别反对空谈，主张学习要有明确的目的，要为国家为人民做实事。
有一次，他和朋友们说起明朝灭亡的原因，十分沉痛地说：“那个时候，从做官的到做学问的，都太爱空谈了。凑到一块儿，不是老子庄子如何如何，就是孔子孟子如何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可实际上呢，他们一不学有用的文韬武略，二不懂过去历史的兴亡，三不考查当今的现实，心里是空的。结果敌人来了，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怎么能不亡国呢？”
朋友们点头，同意顾炎武的看法。可有的也说：“这也难怪呀。读书人都相信王阳明，相信他的才学。他可是有名的大学问家呀！”
“我最反对的就是王阳明。”顾炎武激动地挥着手，“他说的‘心外无物’，就是说，凡事都是心里想出来的。这是瞎说。我以为，要知道事情的真相，除了到实际中去考查，没别的办法。了解了以后，有了学问，还要用到实处。否则，光坐在屋子里想这想那，能想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呢！有些人相信王阳明那一套，我看坏就坏在这上面。”
“说得好。”一个朋友赞叹着，“您写了这么多文章，都是经过实地考查得来的，纠正了过去书里的好多错误，真不容易呀！”
另一个朋友接口道：“不光这样。亭林先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和当地人一起修水利，造水车，关心生产。他还很会理财经商，是个实干家呀！”
顾炎武笑了笑说：“我嘛，不过一个书生罢了。可我总想，读书、做学问，要让它有用处。写文章也这样。写出的文章对天下对百姓要有好处，我就写；没用的，我不写。好文章多一篇就多一点好处；坏文章，瞎说一气，对别人对自己都没好处，多一篇就多一点害处。”
“对呀！”朋友们听了，都对顾炎武做学问的严肃态度，表示敬佩。
冲破思想的禁锢
清朝末年，中国被动地卷入了世界体系，中国思想开始受到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强烈冲击，掀起了推翻满清统治、争取各民族平等，推翻封建帝制、争取民主共和，平均地权、节 制资本、争取民生的政治思想解放运动。与此同时，科学主义、实业兴国、发展教育、学习西方文化等社会思想解放运动也风行神州。
以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代表的科学救国意识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占据着中国文化的重心位置，此后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主题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开始得到深入的研究。在魏源和龚自珍自强富国、学习西方文化思想的带动下，从严复开始，大量的西方先进思想涌入国内，为中国的社会变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此后中国思想意识的觉醒分为以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两个阶段，以康有为和梁启超君主立宪为核心的维新派在轰轰烈烈沸腾了一年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于1902年再次掀起启蒙热潮，他们站在种族革命的立场上，表达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主张。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人们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环境，能够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直到五四运动的爆发，各种各样的思想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形成了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随着中国局势的变化，新中国的成立，更多的思想家着力于总结近代中国思想的变迁，他们把传统思想和外来文化归纳发展，形成了中国的现代思想系统理论，梁漱溟和冯友兰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第一节 晚清的思想启蒙（1）
魏源
——无双国士长沙子
人物介绍
魏源（1794年…1856年），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墨生，又字汉士。湖南邵阳市隆回县人。著名的文学家、爱国者，同时也是维新思想前驱者之一。
道光年间的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代巨人，其中魏源是最杰出的代表。魏源作为鸦片战争前后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主张改革弊政，发展经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抵抗侵略方针，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他的思想也在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而前进，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魏源的思想无不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他的思想和著述对中国乃至于日本等东亚国家的近代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在国家建设方面，他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改革家，并且发表了许多著作，使自己跻身于经济、史学、地理等各领域且造诣深厚，同时魏源也是诗文俱佳的诗人和文学家以及具有独到见解的军事理论家，还是对净土宗深有研究的佛门信徒和“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的旅游家。龚自珍称他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后人评他“生前有学名、有政绩”，“死后遗泽人间，博大精深”。
生平
魏源生于清朝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父亲魏邦鲁曾经做过小官。在魏源十岁时，他的家乡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当时魏父正在江苏，无法救济他们，家庭生活极为艰苦。这些使他与中下层社会接触较多，了解民间疾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魏源还是坚持看书学习，而且对历史书情有独钟，这招致了伯父对他的不满，因为历史书对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