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奸海 作者:王松山等-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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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挠和破坏。可是变法还是开始实施了，他们的反对活动也随之进入实质性的阶段。

　　1898年9月17日，被革职的杨崇伊等人到颐和园上封事，请求慈禧：“训政”。光绪知道大事不好，召见林旭，托以密诏让其带出，令康有为立即逃离北京。

　　康有为接到诏书立即召来梁启超、康广仁、杨锐等人开会商议救光绪之策。这些平日舞文弄墨，慷慨激昂的儒生，这时空有满腹经伦也没有一点用得上。他们手头上没有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自身都难保，又怎么能去保护光绪呢？计无从中出，大家只有相对痛哭流涕。后来，还是康有为想起了曾参加维新活动的袁世凯握有兵权，而且他支持变法，常“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可以去试一试，请求他出来保护圣主。谭嗣同也认为可以用皇上的诏书来激发袁世凯的义愤促使他站到帝党一边来，以解燃眉之急。为了解处于倒悬之命运，谭嗣同决定亲自去见袁世凯。

　　见面初步交谈后，谭嗣同见袁世凯表示一定要杀荣禄，誓死保护皇上，忠于皇上，也深深地受到了感染，紧张焦虑的心情稍稍地松弛了下来，一线希望由然而生。谈话一改原先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转以一种亲切的语气与袁世凯商量具体行动计划。最后袁世凯说：“现在军营中的弹药、枪枝都在荣禄手里，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情紧急，决策既已下定，我得赶紧回军营，更选将官，设法贮备弹药，以保证事情的成功。”

　　谭嗣同听后觉得在理，也连忙告辞，满怀喜悦地回去报信。可是，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充满杀气的魔鬼正在把魔爪向他们伸来。袁世凯刚才与他的谈话完全是在演戏，他与维新派根本上就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他以前参加维新活动，纯粹是进行政治投机，为以后人生仕途增加一条进退之路。

　　你想想，如果维新派得势，凭他参加维新活动这一点，说什么他也不会吃亏的，如果维新派失败，那更不会损他一根毫毛。因为他暗里明里与荣禄、奕劻、李鸿章等来往密切，凭这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抽出身来，甚或来一个反戈一击，立功进身就更容易了。

　　因此，平时袁世凯与这两派总是保持着亲近的关系，让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人。光绪为了笼络他以为日后所用，在9月16日早晨把他召进宫见面，完了还命他为侍郎候补。袁世凯虽然高兴，但又害怕会引起顽固派的怀疑和愤恨。下午，他就急匆匆地去拜访兵部尚书刚毅，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王文韶，和军机大臣、礼部尚书荣禄，小心奕奕地说自己“无功受赏，万不克称”，要上疏辞去侍郎职务。王文韶安慰地说这是皇上的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至此，他的心才安定下来。17日早晨，他到颐和国要向光绪谢恩，光绪又召见了他。可是，他前脚刚出来，后脚马上就又迈进了反对变法的奕劻的门槛，第二天又去了一次，并拜访了李鸿章。

　　经过三夭的走访和观察，袁世凯终于探清了光绪不过是个傀儡，徒有虚名，没有一点实力，他所推行的变法必败无疑；而顽固派则拥有实权、兵力，并且坚决反对变法，打击维新派易如反掌。再说他自己也明白，自己手下只有七千兵力，而荣禄则掌握董、聂各军数万人，淮、练军几十营，京内尚有旗兵，就算自己站在维新派一边，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杀荣禄谈何容易呵。经过这番考虑，他已经死心塌地地倒向了顽固派一边。但他很诡秘，不作声张，而是继续与维新派周旋，以便探到维新派更多的秘密，然后加以出卖，取得顽固派的信任，为以后升迁捞到好处。此时的袁世凯与两派保持的就再也不是对等的关系了。

　　而谭嗣同当然不知道了，此次来访却把维新派的真实意图及其处境全都和盘向他托出，这无异于向他提供机密情报。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命运不是平安了而是更危急了，只是这一切都被温情脉脉地掩盖了起来。

　　送走谭嗣同时，袁世凯非常的客气和友好，再三表示同心协力，共救圣主。

　　到了傍晚，袁世凯就匆匆地赶回天津，直奔荣禄总督衙门告密，并造谣说维新派要把慈禧囚禁起来。荣禄听了不禁一惊，顾不了多说什么，连夜就将危急情形告知在京的慈禧。慈禧得知后，又气又恨，内心中早存的对光绪的不满急速升腾。于21日早晨，发动宫廷政变，宣布重新训政，囚禁光绪帝于南海之瀛台。瀛台四面环水，仅有一桥相通，派去的太监都是李莲英的爪牙，光绪不仅失去了一切自由，而且也被与外界完全隔绝了消息往来。二十五日，慈禧又宣布光绪有病，阴谋加以废除，另立皇帝。后来谭嗣同与侠士王五虽曾图谋救出，但没有成功。

　　二十四日慈禧又下令搜捕维新人士，京城一片恐怖。谭嗣同在救光绪失败后，日本人曾劝他逃跑，但他坚决不听，反而慷慨陈辞：“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维新派代表人物，除康有为、梁启超逃脱外，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弟、杨深秀全都被捕，并于二十八日被杀于北京菜市口。临刑前谭嗣同还大声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何等的悲壮。他们以自己的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深沉而又悲壮的历史挽歌。他们死得壮烈又死得悲哀。悲哀的是他们直至宫廷政变之后，才看出袁世凯的真面目。

　　与此成对照的是，袁世凯官运亨通。慈禧令将他所属的新军扩充为武卫中军，赏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升为工部右侍郎。

　　可接着不久，社会上就流行着这么一首新歌谣：

　　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

　　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袅雄。

　　袁世凯听了不知他有何感想。



　　






古今奸海贼喊捉贼的袁大总统






贼喊捉贼的袁大总统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点多钟，上海沪宁车站仍是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由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半个小时后就要开出，旅客正在准备登车。10点40分，火车进站，宋教仁和黄兴、廖仲凯、于右任等走出车站议员休息室，向月台的检票口走去。突然人群中一个身着黑衣的矮个子扑向月台，把枪对着走到剪票处的宋教仁连开三枪。第一枪子弹从背后穿过，宋教仁身子一歪，倚在铁栏杆上，后两枪未中。这时站上人群大乱，黄兴等人也惊慌异常，一边扶住来教仁，一边派人找巡警捉拿凶手。但奇怪的是连一个巡警的影子也不见到，凶手也趁乱得以逃之夭夭。

　　送行的黄兴等人立即把家教仁指出车站外，拦截了一辆车，火速送往沪宁铁路医院。因伤势过重，流血很多，他曾几度昏迷。他知道自己已没有再生的希望了，便把老友于右任叫到身旁以三事相嘱：一、将书籍赠南京图书馆，二、请故人抚恤其家，善待其母；三、嘱同志勿生悲观，宜奋力图事，复兴民族。经手术后病情仍不见减，弥留之际，他又请黄兴代笔，给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拍发了封电报，言辞诚恳：伏望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22日凌晨，宋教仁与他的事业和人生长辞，年仅31岁。

　　消息一传出，举国上下一片震惊，孙中山急速从国外赶回，要求严厉辑拿惩罚凶手。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听到消息时也同样感到吃惊，先是“愕然”地问：“有此事呼？”然后接过电报一看，再“愕然”地说：“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遯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对于来教仁的才能大总统也十分赞赏地说：“遯初，中国特出之人才也，再阅数年，经验宏富，总理一席团胜任愉快者。何物狂徒，施此毒手！”

　　犯了法就要罚，杀了人的更要严惩，此乃常理。大总统在听到来教位被刺的消息时，就已经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宏等人前往医院慰问，并立悬重赏，限期破案，按法重惩。听到逝世的消息后，大总统又下一道命令：“民国新建，人才至难，该凶犯胆敢于众目昭彰之地阻击勋良，该管巡警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甚发指。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迨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知大体，擘画酬劳。方期大展宏猷，何意剧闻惨变，凡我国民，同深怆侧，应即交国务院从优议恤，用彰崇报。所有身后事宜，业经电饰陈贻范会同钟文耀妥为料理。方今国基未因，亟赖群策群力，相与扶持。况暗杀之风，尤乖人道，似此逞凶枪击，藐法横行，匪惟国法所不容，亦为国为民所共弃。应责成江苏都督、民政长迅速辑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

　　总统电令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大家都期待着能尽快捉拿凶手，以谢教仁在天之灵，维护社会的安定。

　　似乎是天随众人愿，破案进展迅速。宋教仁逝世的第二天，古董商王阿发向捕房告称：“十天前，因售字画至桂馨处，……应向我出示一人照片，要我在某时某地杀死此人，他愿许酬千元。我仅是一商人，从未杀过任何人，因而拒绝。今晨从报上看到了与照片相同的人。”根据这条线索，警察在上海的一家妓院逮捕了应桂馨。第二天从其室搜出一支左轮手枪，3张内阁使用密码，几张用这种密码的电文，其中有内阁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达祖和一名叫武士英的人之间的电报。据此，次日又抓获凶手武士英。

　　应、武二犯落网后，大总统不但不高兴，反而失去了往日的沉着稳重之风度，而变得有点烦躁不安起来了，并于3月29日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凭核力。”接着，又电催程报告“证据”，以谋对付办法。他的机要秘书张一廖也多次密电程，要他把“牵涉中央的证据向英厅索取，”然后派人送京，并特别叮咛说：“可不作正式报告。”但是孙中山和黄兴坚决反对移送中央，强烈要求公布缴获的证据。4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不得不将查获的函电证据公诸于世。其中重要的电文有以下各件：

　　1913年1月9日赵秉钧致洪达祖函，内称：“应君领款，不甚接头，仍请一手经理，与总理说定才行。”

　　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

　　2月1日洪述祖致应犯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

　　2月8日洪致应函：“日内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颇注意也。”

　　3月11日洪致应函：“一、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问过。一、以后匆通电国务院，因智老（赵别号智庵）已将应密电本交来……。

　　3月13日洪致应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3月21日应致洪电：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这些函电在报上一披露，即引起舆论哗然，其震动程度比十二级的地震还强烈，堂堂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和国务总理竟是暗杀的谋划者。一时间群情激愤。

　　面对如此尴尬的情势，袁世凯又气又恼。为了挽回面子，他极力掩饰。4月23日他以国务院的名义通电各省：据应桂馨二十三日函称，沪上发现一种监督政府政党之裁判机关，并附有简明宣告文，杂列宋教仁、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赵秉钧、黄兴、汪荣宝、李烈钧、宋瑞等之罪状，谓俱宜加以惩创，特先判决宋教仁之死刑，即日执行。电文把毫不引人注目的汪荣宝、朱瑞一并列入了黑名单，明眼人一望而知个骗人的把戏。

　　3月26日国民党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处理宋案。袁世凯激烈反对。29日国民党不顾袁世凯、许世英的阻挠，迳行组织特别法庭，叫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赵秉钧到案受审。赵以特别法庭未经司法总长许士英许可，拒绝到庭，并致函受上海地方检察厅委托票传赵的北京地方检察厅，说洪述祖通电已承认假托中央名义，足以证明自己与宋案无关，无到厅候质之理。

　　五月十一日，事情又添波澜。一个叫周予做的女学生到军法处去自首，宣称现有暗杀团在京、津组织血光党，专门从事炸毙要人、颠覆政府、引起暴动的活动，并说参议院议员谢持是血光党的财政部长。军法处据此逮捕了谢持，同时称黄兴是血光团的团长。北京检察厅根据周的供词，将该案移交上海检察厅，票传黄兴，但因缺乏证据，无法开审，黄兴于是离去。

　　袁世凯的又一掩饰企图又破产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岂容抵赖。黄兴为宋教仁所写的一副挽联一针见血地说出宋案的主犯：“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袁世凯要杀宋教仁是预谋已久的。宋教仁在各地作竞选演说时屡有抨击袁政府的言论，说：“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他强烈主张内阁制而反对总统制。有时还点明批评袁世凯。在一次演讲时他说；“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1913年2月上旬在参众两议院的大选中国民党获得大胜利。宋教仁很高兴以为很快就可以成为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实权总理了。在此之前他曾说过只有选举“最为愚呆脆弱之黎元洪为总统，才能“组织同志内阁”，充分发挥内阁的作用，并亲自对黎元洪说：“我们不能使袁世凯做我们听话的工具，我要我党党员选你当总统。”这些消息在社会上都广泛流传。所以当袁世凯知道国民党选举大获得全胜，感到很惊惶。袁世凯不怕孙中山、黄兴，就怕宋教仁，为了拉拢宋归顺自己，曾送一套价值三千元的西服和一张五十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宋教仁不客气地把支票退回了。袁世凯由此知道宋教仁不是金钱可以收买的。而现在国民党选举获胜，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无疑，这将对自己非常不利，不除掉宋教仁，看来难有安宁之日。于是密令赵秉钧进行谋杀。赵怕宋抢去自己的总理职务，对刺宋也很卖力。

　　从此，袁世凯派出的喽啰对宋教仁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宋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1913年3月ZO日，袁世凯终于下达刺杀令，一面又公开致电宋教仁速赴京商讨国事，为刺杀制造机会。宋教仁不知是计，便决定于当日晚上乘车北上，哪料到在车站竟遇刺乃至于死在呢？

　　袁世凯看到难以掩饰自己的罪责，于是恼羞成怒索性把消灭国民党的意图公开化。开始调兵遣将，秘密下达战争动员令和进行大借款，对国民党的议员则进行威逼、利诱、打击，促使其分化、瓦解，把国会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然后下令免去属于国民党的黄兴的陆军上将衔、和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伯文蔚等人的职务，夺去了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军事大权。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组织国民党进行反击，发动了“二月革命”，但不到二个月袁世凯就把它镇压下去了，孙中山、黄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