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左脸-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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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街在大剧院的后边，而且是在一块舒缓的坡地上，街灯正在东一盏、西一盏，慢吞吞地亮起来。我在廊檐下数着门牌寻找“67”。爆疙蚤树开了花，又芬芳又忧伤。我伸出手指数着门牌，我听着心口在咚咚地跳着，好象一个枪手用枪点着门牌，一个一个地点。门牌的号码顺着梯坎在提高，我点到了66，忽然有些气紧，类似高原反应那种气紧。吸一口气，再点上去，66上边却是68。我也不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左边看了、右边看了，的确是66和68。我长长呼出一口长气来，没有67号，是的，没有67号，我到哪儿去找韩韩啊？
我忽然对自己有了一个交待了，我来了，找过他，但他胆怯地消失了。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是来过，我在66号和68号之间又徘徊了一小会，然后做得满心失望地走开了。
我磨磨蹭蹭地往回走。二十斤的书包背在背上，不知不觉变轻了。我走得很轻松，甚至感觉是饿了。妈妈每天给我三毛钱的零花钱，我舍不得用，一点点地攒起来，希望能够买到一件雪白的、海蓝的，耐克牌子的体恤衫。我很想在六月的高考时，穿着耐克体恤进考场。耐克那个小勾多漂亮，就像十二年来，我作业本上飘满的小勾勾。可现在我饿了，我要犒劳我自己。绕回大剧院的栅栏外，我嗅到了一股焦糊糊的香味：街对面，立着一架卖烤红苕的三轮车，还插着一面标语牌：“防萨尔氏，烤红苕。”已经有两个顾客在等候着，一男一女，是两个情侣的样子，都戴着蓝色的口罩。
我问卖红苕的大爷，“大爷大爷，红苕真的可以防萨尔氏？”老头嘿了一声，他说，“高温杀菌，一匹马都烤得死，还烤不死‘杀死’么？”“老头把萨尔氏说成是“杀死”，平平淡淡的语气，就多了一点杀气。他咽了一口干唾沫，他说，“其实人都是被自己吓死的，对不对，小朋友？”我不是他的什么小朋友，可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我决定用口袋里的三毛钱买上一只烤红苕。三轮车后边是一家小小的冷酒馆，挤满了不要命的老百姓，碰杯的声音，划拳的声音，乱糟糟的，灯光却是屁亮屁不亮，活像一个疑似萨尔氏的病人 。
我在火炉边等了一分钟，四月的晚上还是凉嗖嗖的，但是火炉把我烤得很暖和。红苕出炉了，两个情侣隔着口罩亲了一下嘴，嘴巴在口罩下边扑哧哧地笑，然后就手牵手地走掉了。后来我把红苕捧在手上，红苕烫得不得了，我用两只手反复地拍打着它，躲闪着红苕的烫，也吸收着红苕的烫，我觉得真有说不出的舒服来。我把烤得发硬发黑的壳小心翼翼地剥离开，里边就缓缓地淌出一线红色的苕心来。我伸出舌尖舔一口，是焦糊糊的香味，焦糊糊的甜味，然而又是嫩得不能说。我就站在火炉边，舔了一口，又舔了一口，一直舔到手里只剩下两瓣黑黢黢的红苕壳。
我把红苕舔得只剩下两瓣黑黢黢的壳，滚烫的苕心把我的舌头都舔木了，我还舍不得似地接着舔。突然，我听到耳边一个女人在嘎嘎嘎地笑。我大吃一惊，猛地回过头来，那女人已经笑得把下巴搁在了我的肩膀上。
第二章我提着这个女人该往哪儿搁？
她还在嘎嘎地笑着，笑得真的是开心死了。她披着黑色的风衣，风衣上铺满了浑浊的灯光，她被风衣和灯光覆盖着，露出一张粉白的脸，就像戴了一只白口罩。但是，千真万确，她没有戴口罩，她的脸是比口罩还要白，就像敷了一脸的白胭脂。我是不懂女人的，可我懵懵懂懂晓得一点点，敷粉的女人不会年轻了。她嘎嘎的笑声如同风里挟着沙尘暴，一边笑着，一边喘着气，“笑死人了，笑死人了，还从没有见过这种瓜娃子！”她笑得迷迷糊糊的，把她的下巴支过来，搁在我的肩膀上。
我赶紧退一退，愣了愣才回过神，她笑的瓜娃子就是我自己。我的脸立刻烧起来，啪地一下扔了红苕壳，拔腿就走了。但我刚刚跨出一条腿，就被女人一把揪住了领口子。我忽然觉得很恐怖，我说，“请你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吧，我还赶着回家呢，我妈妈在等我。”
“我妈妈？哦，对不起，是你妈妈……你妈妈是谁啊？”她迷迷糊糊地重复着，像在反问我，又像问自己，她似乎很认真地想了想，想得很头痛，就伸手敲敲脑门，嘎嘎的声音变成了急促的呃……呃、呃、呃……她的身子偏偏倒倒，试图朝着前、后、左、右，任何一个方向倒下去，又摇摇晃晃，呃啊呃地支撑住。她伸手揪住我的后领口，就像落水的人抓住了一棵树。我赶紧伸出手去扶了她一把，一个呃从她嘴里扑出来，恰好扑在我脸上。刺鼻的酒味又酸又涩，差点要把我熏死了。她被我扶着，身子却还在慢慢地往下滑，一直滑到了街面上。
我叫了一声，叫得凄凄楚楚的，我说，“啊呀，她死了！”我不停地拍打着女人的脸，女人的脸冰凉的，我拍上去就像拍着冰凉的橡胶皮。我叫着，“醒醒，醒醒，你为什么不醒醒呢？”她动了动嘴唇，她的眼睛是眯着的，现在虚了一条缝。她看来是没有死，因为她轻声轻气地说，“你打我做啥子？做啥子呢？”我很不安地看着她的脸，她惨白的脸上红了一小块。难道是我把她的脸蛋打红的？我嗫嗫嚅嚅地说，“对不起……我只是想你醒醒，我怕你再也不醒了。”
她拿空出的手拍拍脑门，“再也不醒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晓得应该怎么回答她。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可笑，我怎么会在这儿缠上这种事。既然已经醒了还啰嗦什么是不醒呢？我丢下一句话就想溜，“再也不醒就是再也不醒了。”忽然那女人一下子站起来，把我的去路挡住了。她轻声轻气地笑着，“再也不醒就是死了是不是？”
我想说是的，但是我不敢。我说，“不是。”她啪地煽了我一耳光！
我脑子一片空白，差一点哭出来，可我就那么傻乎乎地站在那儿，就像在等着挨第二个耳光。但是，那一耳光似乎耗尽了女人全部的力气，她又倒了下去了，跪在地上哇哇地吐起来。她吐了很多很多，吐出来的全是水。或者说，吐出来的全是酒，深色的、黏稠的、恶心的酒，散发着黏黏糊糊的酒味道。吐着吐着，她的头就向着那一滩脏东西栽下去。
我一把揪住了她的后领子。我居然就这么把她提起来了，我没有想到她的身子居然这么轻，轻得就像是一个纸草扎的人。我把她提在手里，忽然很惊慌，我不晓得提着这么一个轻飘飘的女人，该往哪儿搁？我对卖红苕的老头说，“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她，没有死。”老头拍着他的红苕，他看也不看我和她，见惯不惊地，淡淡地，他说，“我看她看得多了，她当然死不了。她死了多少回了，还活转过来了多少回。”我说，“可我怎么办呢？我总不能一直这么把她提着吧？”
老头说，“小朋友，你要送佛，就送到西天吧，把她送回家。”那女人慢慢在我手里转过来，把手搭在我肩上，她喉咙里咕哝着，“送送我，送我上西天。”女人的身子又在朝着地上滑。我慌忙伸手一拦，拦在她的腋下。她实在是轻得要命的，她双腿弯曲着，高跟鞋的尖尖拖在地上，全身的重量都在我的胳膊上了，而居然没有倒下去。她望着我，哀求似地咕哝了一声，“拜托了，上西天。”
我现在都说不清，一个醉醺醺的女人，黑灯瞎火里，居然把我带到了她的家门口。
第二章开门一瞬间我瞥见一张照片
不过，醉醺醺毕竟是醉醺醺，她开门的时候，手里的钥匙半天对不准钥匙孔。她试了又试，钥匙还是插歪了。她咕哝了一句脏话，最后把钥匙塞到我手里，她说，“我从来没有走错过家门啊。”她的手冰凉。我心里说，老天，别让我一家一家去尝试。我把钥匙伸进钥匙孔，轻轻一转，门还真的打开了。
屋子大极了，大得就像一间会议室，一圈沙发，沙发的拐角亮着一盏落地灯，旁边还蹲着一台老式的台风煽，仿佛蹲着一条忠实的狗。我叫了一声，“喂！”又叫了一声，“喂！！”我想把人从某个房间叫出来，把这个醉熏熏的女人交到他手上。但是无人搭理我，只有灯光漂在地上漂出一个圆，房间阴沉沉。
我站在门外，那女人站在门内，我说，“我走了。”她说，“你走了？哦，你走吧。”她的手却揪住我的领子，一把把我揪进去。她说，“噢，你走了？你不能等等再走吗？”她踢掉高而又高的高跟鞋，赤脚走到沙发上，蜷成小小的一小团，就像是一只楚楚可怜的果子狸。她抱紧自己的双臂，抱在怀里，把自己的胸脯都挤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来。女人胸脯挤出的声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是多么奇怪的、又多么让人难过的声音啊。她说，“你坐下吧，没有人。不会有人的，你坐下吧。”
我还是站着，看着她在沙发上蜷成小小的一小团。她皱紧了眉头，她皱紧眉头之后显得很虚弱，虚弱得完全不像那个嘎嘎发笑的女人了。她说，“哦，我喝不醉的……我只是脑子有点晕。你喝过酒吗？很多的酒。”我说，“我不喝酒。我要走了。”“噢，”她像是没有听见我说话，她说，“对不起，请给我烧一壶开水。”
我轻手轻脚摸到厨房里，觉得这一切真荒唐，也觉得这一切真新鲜。真的，我这还是第一次走进陌生人的家，走进陌生人的厨房，像一个别人家里的人，哗地一下拧开水龙头，当地一声拧开煤气炉，接一壶水，等着水烧开。那个女人大概睡着了。当水壶发出汽笛一般的尖叫时，她触电似地跳起来，也高声尖叫着！我大吃一惊，好在我没有跟着叫。我是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我很满意自己没有跟着叫，我叫了还成什么样子呢？
我说，“对不起。”她说，“噢，该我来说对不起。”她拢了拢头发，重新坐在沙发上。我给她倒了一杯水。她把杯子捧在手心里，就像我刚才捧着红苕。她移动着手，手转动着杯子，她说，“真烫，烫得真舒服……你就不能坐下吗？”我说，“我不坐，我要走了。”那女人啪地一声把杯子搁在茶几上！我应声坐下了，我想，我怕她什么呢？“很好，”她把茶杯重新捧在手心里。她说，“多大了？”我说，“十九。”她说，“有女朋友了吗？”
我一下子回答不出来。我自然没有女朋友，我要女朋友来干什么，我就要高考了，我锁定的大学唾手可得，我要女朋友来干什么？但是我不想告诉她我没有女朋友。我不想显得很幼稚，可我从来也没有撒过谎。我就闭了嘴巴不回答。可她偏偏又问了，“没有女朋友，对吧？真是白活了十九年。”我很生气，我从没有这么生过气。我气极了，反而声音里含着一点笑，我说，“你多大了呢？我是说，你又白活了多少年？”
她吃了一惊，至少她是显得很生气，“女人的年龄是不能问的。噢，就没有一个人来教教你？”我真的觉得这个女人很可笑。我说，“谁教我？需要谁来教我这些呢？凭什么女人的年龄不能问！”我站起来，“我真的要走了。”我真的走了，几个大步就走到了门边上。她没有挽留我，她说，“你是需要一个人来教教了。”我抓住了门的把手，我回过头来，我想做得很有教养，我说，“再见。”
她轻轻哼了一声，没跟我说再见。就在开门的一瞬间，我忽然瞥见一张照片，照片挂在靠近门的墙壁上，一个小男孩咬着食指，从墙上虚着眼睛看着我。他的头发还很短，但已经看得出来是蜷发，蜷发下虚着的眼睛，兴奋而不安。这个男孩只有七、八岁，或者十来岁，但是发黄的照片告诉我，这该是十多年前的男孩了。虽然十多年，可是我敢发誓说，他烧成了灰烬我也认识他。
第二章我发现撒谎其实并不难
照片上这个男孩，今天我没有看见他的嘴，这会儿我看见他的嘴是抿着的﹑厥着的，似乎在跟自己生闷气，又像是在嘲弄谁。他嘲弄的当然是我了，他抢走了我的金牌，我却拿他没办法。我发现自己变得很平静，平静得都让我自己吃惊了。我指着那个小男孩，“哦，是你的弟弟吧？”
那个女人的声音也是很平静，她说，“弟弟？不，儿子。噢，你好象认识他？”她的回答应该让我很吃惊，但我依然很平静，好象只有这个回答才是正常的。而且我第一次对人撒了谎，我发现撒谎其实并不难，撒谎是不需要多费思考的，真的，即便你坚持说了大半辈子的真话，可你也会突然一下就破了戒。我对她说，“不，我不认识他。我怎么会认识他呢？他的年纪那么小，他还在读幼儿园？”她的眼睛在我的校服了停留了一小会，她说，“不，他年纪跟你差不多。是啊，你怎么会认识他呢，你是文庙中学的高材生。”
我做得若无其事地笑了笑，很谦逊地笑了笑。我说，“他叫什么名字呢，他一定有个好听的名字吧？”“韩韩，姓韩的韩，韩信的韩。”她说，“两个韩都是一个韩，爸爸姓韩，妈妈也姓韩，他就叫韩韩，不是让人寒心的那个寒。”我把“韩韩”两个字重复了好几遍，我说，“他不是文庙中学的吗？那他也该读高三了吧？”她说：“不，他什么也不是。你走吧。”
我走出了院门，回头看了看，真想也骂上一句什么粗话，Shit，或者他妈的！院门边上的一根柱子上，就钉着一块小铜牌，铜牌在街灯下看着就像是金牌，上边烙着一行字： “剧院街67号”。街的一边是单号，街的另一边是双号。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睡到中午才起床，头昏、发热，额头、脖子都出了一层毛毛汗。母亲就拿一张毛巾反复擦我的汗。我说，“妈妈，你不要再擦了，我没事的，这是什么时候了，我敢病倒吗？”母亲说，“昨天我们巷子里，有人吸烟呛着了，干咳了几声嗽，就被邻居举报了，怀疑是‘杀死’。”母亲很拗口地读着萨尔氏，“对了，他们怀疑他是‘杀尔死’。过了半小时，110警车和120救护车同时开进来，警报器揪心揪肺地叫，一张担架就把那个倒霉的家伙抬走了。那家伙哭啊，一家人都哭啊，就跟生离死别一个样。”
然而，我好像真的是病了。午饭之后我上床接着睡，把一身都睡得酥软了。我从没有日上三竿的时候才起床，我从来都比太阳还要起得早，我从不晓得原来赖床是这么舒服啊。离高考只有三个月了，本来是不该这么睡的，可这死沉沉的一觉，真补了我十二年的困乏呢。不睡，不睡又能做什么，做题做题，我是明白了，这世上的题，那能做得完？
是母亲上楼把我叫醒的。母亲端来一碗萝卜汤，一碗豆闷饭。我醒了，看着窗户，看看眼睛红红的母亲，我说，“妈妈，什么时候了？”母亲说，“你病了，病了还管他什么时候了？反正还没有12点。”我把汤喝了，把饭吃了。我说，“妈妈，我是没有大病，可是我不想上学了。”母亲吃了一惊，眼睛一下子噙满了泪水。她说，你不会‘杀死’的。”我吃了一惊，我差点把萨尔氏给忘了。我说妈妈，给我量量体温吧。
体温量出来了，我跳下床，抓过体温计看了又看，我说，“妈妈，没事情的，真的没事情。”我迅速地把体温计甩了甩，我说，“三十七度五。”我的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