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影响未来中国的12个月-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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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3月2日，重庆律师韩德云再一次来到北京。此行的目的不是办案。他在当下的身份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律师，传统意义上的司法干部，当下已属于完全和官方脱钩的平民。　　　　
　　　　去年，韩以一个律师的名义，参与了重庆市物业管理方面的立法，并被市人大通过；　　　　
　　　　今年，韩以“非公经济和新阶层人士”的名义，新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显然，在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看来，这个新当选的参政议政者，具有某种符号意味。　　　　
　　　　报道说，2003年两会上，律师人数众多，与先前相比，可谓空前。众所周知，美国议会中出身律师的议员最为常见。一般看来，精通法律的议员能够更好的履行立法、服务公众的职责。　　　　
　　　　全国政协委员高宗泽是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作为参会的政协委员，他声称“现在要实现角色的转变，不再仅仅是一名律师，更要着眼国家，着眼时代，履行好参政议政的职能”。作为律协这个民间组织的领袖，他感慨“律师社会阶层已成为参政议政的一支重要力量”。　　　　
　　　　有学者预言，中国平民政治家将从这些阶层的优秀人士中诞生。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平民政治家”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正在逐渐发育。　　　　
　　　　一些非政治学科班出身的民间人士，凭借感觉大胆地说，中国出现“平民政治家”，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时、过去时。　　　　
　　　　他们中的一些人例举了两个人：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年愈古稀的茅退休之后，于很多层面显露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在江汉平原促成了以乡村民主为旨要的“天村实验”；推行过以政府机构改革为内容的课题研究；呼吁每个人都参与政治体制改革。　　　　
　　　　姚立法，湖北潜江市教育局的小公务员，市人大代表。16年前，他被10个以上的选民联名推选为人大代表候选人，从后坚持11年参加人大代表的竞选，最终于1998年１１月２8日，正式成为人大代表，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竞选人大代表成功的人。一个动人的细节是，他当选三天前，向所在的教育选区选民发出他的正式竞选誓词，且承诺当选后立即着手解决大家关心的两件事。当选后，他兑现了承诺。在他的参政传奇中，不仅按照民主程序批评过市长，还领衔反对湖北省“汉江立市”且获得成功。过去两年内，这个口头经常挂着欧美政治家名言的人大代表，有很多精力投注在村民自治之类基层民主事宜上。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对我说，“他们其实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一定意义上的平民政治家。”　　　　
　　　　我注意到，过去几年里，姚立法这样的人大代表在中国并不鲜见。辽宁省人大代表冯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等人，退休后几乎将所有时间投注到人大代表的工作当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专职人大代表。　　　　
　　　　声称自己是一个经济学家而绝非政治家的茅于轼说，“我自始至终都是经济学家，只不过对人权等公共利益领域内的研究更为集中而已。但是对‘平民政治家’的探讨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起码有利于社会消除政治家的神秘感，政治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政治家也不是至高无上的完人，他们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平常人”这位平素不苟言笑的老人还玩笑地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搞男女关系吗。”　　　　
　　　　尽管对平民政治家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一个广泛的共识却就此达成：政治家，不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那些处于权力颠峰的人。每一个为了公益积极参与政治，不染狭隘派性色彩的人，都可以成为政治家。无论平民政治家什么时候出现，他们都将拓宽产生政治家的通道，变单一化为多元化。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第十一章　中国需要怎么样的政治家（3）

　　　　现代政治家　　　　
　　　　如果存在“平民政治家”的话，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什么？贵族政治家？或者说精英政治家？　　　　
　　　　一些官方研究结构的学者和官员不同意，或者说不愿意从这样的角度探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家”，尽管他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研讨是有价值的，时机也已成熟。　　　　
　　　　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执行主编周为民教授，面对这个意味深长的问号，不假思索地道出五个字：现代政治家。　　　　
　　　　周谈到两则到我截稿时尚未被最后证实的“预测性新闻”：　　　　
　　　　其一，民主党派领袖人物之一，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有望出任副总理。在两会前，南方一家报业集团的两份子报“接龙”似地，援引北京消息灵通人士的话，抖出这一消息。虽然民建方面有关人士否认此说，坊间，包括一些敢与议论的官方人士依旧对此消息深信不疑。　　　　
　　　　其二，　全国人大将从国务院部委中抽调20名年轻的司局级官员，出任全国专职全国人大常委。同样没有人怀疑这样的消息的真实性。　　　　
　　　　尽管消息没有被最后证实，但民间社会还是以“宁可信其有”的心态，以“特别兴奋的心情”，期待并欢呼职业政治家以及“共和政治家”的出现。　　　　
　　　　所谓“共和政治家”，是从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法律关系上进行理论推导的产物。个别青年学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四颗小星星，原本就出自“共和”的概念。回头看，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有6名副主席，党外人士占了一半，56名委员，党外人士27人，差不多也占了一半！再看政务院的安排，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15名政务委员，党外人士9人，占了一大半！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有14名党外人士出任正职。　　　　
　　　　遗憾的是，这样的共和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上世纪60年代中期被彻底打破。最近10年来，只有荣毅仁担任过国家副主席。　　　　
　　　　当下，如果党外人士真的出任副总理，那将意味着“共和的回归”。　　　　
　　　　显然，官方背景浓厚的学者们，不愿意从这个层面考察当下政治生态的变迁。从中央党校到国家行政学院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受访者认为，一个更为准确的说法是：中国需要现代政治家。包括各级人大代表在内，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在未来都要有自觉的现代政治家意识。　　　　
　　　　现代，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周为民说，中国传统政治家中，最高境界是清官。这样的概念需要刷新。　　　　
　　　　认真考察过日本宪政和议会制度的周为民，凭借个人的经验和感受，列出现代政治家的三条标准：　　　　
　　　　摆脱传统意识，不在潜意识中视人民为统治对象；　　　　
　　　　超越阶层利益，为公众而不是为所在阶层的利益代言；　　　　
　　　　充满宪政精神，一切行为以维护宪法为最高准则。　　　　
　　　　对照记者采访“两会”的见闻，便发现这样如此标准的制定，并不是无的放失，“达标”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件奢侈的事。出席本次人代会的大半是新代表，其中不少人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手足无措。一些地方代表团驻团记者私下交流两会见闻，笑话大多由此而出。让人笑不出的是，少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带到两会上的提案和议案，根本不是什么“国家大事”。毛寿龙教授戏言：把家门口的路，报告党中央。　　　　
　　　　2003年3月5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博士、全国政协委员蔡玲呼吁解决再就业不能牺牲农民工利益，反对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地方就业政策，排斥农民工，把腾出的就业岗位‘送给’当地下岗工人。”　　　　
　　　　一个只是尽了政协委员本分的提议，受到了各个层面的好评。原因之一是，她的立场是公众利益，维护弱势群体利益。据称，并非所有的两会代表和委员，都有这样的持平之论。极少数代表的提案和议案，还透露出公共权力私有化的倾向。这里的“私有”，倒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很多是狭隘的部门私益，地方私益，阶层私益。本次人代会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集团，其代表在各阶层代表中的比例不到五分之一，如果每个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都为本阶层立言，那么，大多数人的利益由谁保证？　　　　
　　　　有学者说，即使依照西方的概念，为狭隘的私益立言的披着“现代”外衣的另类，只能勉强算“政客”，而不是政治家。我们当然不需要这样的政治家。　　　　
　　　　观察家认为，一些代表将“公共权力私有化”，不是有意为之。他们不自觉地走到这个境地，完全是因为宪政精神的缺乏。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第十一章　中国需要怎么样的政治家（4）

　　　　中国需要更多的政治家　　　　
　　　　尹明善对政治家这样的字眼，是回避的。去年春天，这位65岁的力帆集团董事长入主重庆市工商联，半年后以私营企业主的名义出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2003年3月7日，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尹对我说，“我不能自封政治家，别人为党工作了十几年，我只工作了一年左右。”　　　　
　　　　研究者以为，尹避讳政治家这个词，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观察未来中国中国政治趋向，他这样的私营企业主完全有可能朝着政治家方向发展，尽管尹本人未必会成为政治家。　　　　
　　　　杜刚建说，这是好事，是酝酿一个有活力的政治局势的良好开端。　　　　
　　　　同样觉得是好事的，还有茅于轼。他对我说，中国需要更多的政治家，中国当下的政治家太少了。　　　　
　　　　如何改变政治家少的局面？毛寿龙说，首先要改变现有的封闭的政治体系，将平民政治家们的政治细胞，以建设性的方式激发出来。千万个平民政治家一起涌现的局面，有可能铸就1个精英政治家诞生的摇篮。　　　　
　　　　但，打破一个封闭的体系，所需要的制度环境还没有出现。原因很简单：没有竞争性。2003年北京市两会期间，选民要见自己的人大代表竟被警方作为上访者遭到关押。试想，一个竞争性的环境里，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怪事”？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官员、著名人大与议会制度研究专家蔡定剑，也认同这样的判断。“就目前的状态而言，中国没有多少政治家，公务员不能算是政治家，甚至于一些副部长也不是政治家”他说，“真正的政治家是竞争中产生的，现在的政治家还带有浓郁的官僚色彩。”但他对未来很乐观，他觉得竞争机制赖以存在的民主开放的制度环境，已露端倪。两会期间，蔡忙于修改他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该书已是第五版。他认为，这是中国人大制度逐渐得到尊重的一个投影，也从一个侧面昭示中国产生更多政治家的可能。　　　　
　　　　作为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杜刚健看重的是现实操作的可能性。他说，当前，急于让各级人大代表都成为西方式的政治家，不可能。让政治家都通过民选的方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也不可能。可能的是，在执政党内部推行民主的竞选机制，经由党内民主选举产生更多的政治家。他相信：这是中国出现更多政治家的第一步。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第十二章　多元力量的成长（1）

　　　　社会生活中正在发挥作用的力量，还是25年前就在起作用的那股由政治精英叠合而成的力量吗？　　　　
　　　　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经验中，为这个问题找出否定的答案。我们说，邓公发起的改革开放硕果累累，我看重的那一枚，是伴随社会阶层分化出现的多元力量的成长。财富精英，知识精英，他们是否能像政治学者那样用集团来形容，且不去管它。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公共决策的制度安排，正因为多元力量的成长，在发生细微的改变。　　　　
　　　　为了说明这在发生的变化，我先从一个编号121的中央机关的文件破题。121文件78天内的风云变幻，改变了传统社会中逢中央政府政策文件，必先论证其正确性的思维习惯。我们注意到，像房地产商这样的特殊利益集团，由于享有金钱世界的资源支配权，其影响公共选择的力量正越来越大。　　　　
　　　　稍稍观察一下地产商发挥力量的细节，我们便会发现，部分追随财富阶层的媒体世界，正在放大支配世界的话语权。2003年度的中国部分媒体的表现，业已展示其作为一股力量的存在。尽管他们一时还看不清，它们到底是在进步中摇摆，还是在摇摆中进步。　　　　
　　　　末了，我还想剑走偏锋，探视2003年中叶的吴仁宝，年逾古稀的吴走下“中国最大的乡村政坛”的刹那，我们隐约发现，苏南地区漂逝已久的士绅阶层在悄然复兴。　　　　
　　　　新富阶层影响中央决策？　　　　　
　　　　50年过去了，人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一个特殊利益阶层能够针对一份可能不利于其阶层利益的文件，公开发表反对言论，使得“商人的声音首次超过了政府部门”；一部分市场化色彩相对浓厚的媒体不仅为持反对意见的阶层代表提供舆论阵地，还能为他们提供讨论批评红头文件的平台；反对派的意见和舆论干预的合力竟然最终影响了一份红头文件的走向。且不论反对者的理由是否充分，也不论红头文件本身是否有缺陷，这样的现象本身已足够我们激动。121文件就像一块试金石，它不仅测出了中国新富阶层影响社会舆论干预政府决策的能力，还测出了一个渐趋开放社会对反对意见的宽容。　　　　
　　　　2003年8月31日，SOHU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新华社发布“18号令”消息之前的一天晚上，提前拿到了18号令，他很开心地将其转发给了自己的朋友。“都是利好消息，只要读懂了这个通知，房地产开发商都会很高兴的”。　　　　
　　　　78天前，央行“121号文件”发布，那时候的潘石屹“很震惊，有些发蒙”。　　　　
　　　　前后对比，可谓冰火两重天。　　　　
　　　　“121号文件”是央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的别称，源自该通知的编号“银发（2003）121号”。被誉为十年未有之铁律的“121号文件”规定：对手续不全、自有资金不足的房地产项目不得发放贷款；不得使用银行贷款垫资；主体封顶才能发放按揭贷款；提高投资性购房人的贷款条件。几项规定让中国的房地产商如坐针毡，认为“121文件”是对地产界的“整肃令”，形容为“地产界的严冬到来”。　　　　
　　　　“18号令”是国务院《关于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的别称，源自“国发（2003）18号”的文件编号，虽然发布时间是8月12日，但新华社发布消息的日子却是9月1日。“18号令”宣称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中国房地产业20多年的发展历史上，国务院的文件第一次对这个行业作出这样的肯定。一些业界资深人士认为，国务院18号令的出台，可被视为比央行121文件对房地产市场现状更为权威的解释。香港媒体也对18号令作出了“国务院通知挺房地产业发展”的解读。　　　　
　　　　有媒体称，18号令的发布对房地产商而言是一个期盼已久的利好消息。78天内，一会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一会是五部委联合督察组掀起的对新圈地运动的“围剿”，房地产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