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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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很多人外逃，赖昌星和两名主要涉案人员逃亡外国后又秘密指挥销毁罪证，给专案组取证带来巨大困难。致使原来800亿元的走私案值因取证困难最后仅落实400亿元。
被赖昌星拉下水的最大的官员是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他从赖昌星手里收受的贿款是：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万元、美元50万元。自然他的回报是为赖昌星走私提供方便并帮助“远华”公司办理香港、内地两用汽车牌照。又受赖昌星的委托，干预海南公安边防部门对某外籍油轮违法进口柴油的查处。李纪周的最后下场是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垮得最惨的是厦门海关，上至关长、下至报关员，几乎全部涉案，厦门海关是海关总署的直属局海关，它管辖着晋江、泉州、惠东、石狮等海关。“远华”案中，这些海关一个个如“多米诺骨牌”倒下，多名官员被查处。
中央领导人对“远华”一案涉嫌官员查处的批示是：“一查到底，上不封顶。”国务委员吴仪在“远华”案开审前说：“不要怕丑，要审全部审，一个也不能少，不能漏。先由高级官员开始，要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全世界。”
2000年11月8日，“远华”案一审宣判，判处罪犯70人，其中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长庄如顺、厦门市副市长蓝甫、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市分行行长叶季湛等14人被判死刑，其他56人按照刑律分别判处徒刑。
赖昌星的“魔力”何在？他用什么办法让如此众多的官员为他服务？其实说来简单，无非一个“钱”字。
赖昌星生得五短身材，又黑又胖，只有小学文化，厦门人称他“赖胖子”。别看此人其貌不扬，其身不长，作奸犯科却是胆大心细。赖昌星走私，不是小打小闹，他是在光天化日之日轰轰烈烈地干。他用“五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位子）买通了整个海关。为了行贿，他可以拿出走私赢利的50《Times New Roman》，贿赂受他利用的贪官，他可以出钱运动帮助升迁。不听使唤的，他有办法调你到不管事的位置或边远地区。
“远华”有一座专门招待官员的红色建筑，人称“红楼”，里面的豪华会令所有人吃惊。舞厅、卡拉OK厅、影院、桑拿和脚浴，还有多套超豪华鸳鸯房和一大群美女。凡进入红楼者吃住费用全免。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进入的资格。当官员酒足饭饱，娱乐尽兴后和美女鸳鸯浴上床时，赖昌星的麾下会用针孔录像机录下幕幕镜头，以此把官员玩弄于股掌之中。
赖昌星以出手大方闻名。1996年，高达38层的“远华”国际中心破土动工时，赖昌星邀请了近2000名嘉宾，每人发一袋价值3000元的礼品，里面有1000元红包一个，马爹利洋酒一瓶，三五牌香烟两条，精美洋伞一把。还请每位嘉宾吃了一顿“工作餐”，鱼翅、鲍鱼、人参、燕窝一应俱全。
为了全面打开走私渠道，赖昌星把关键部门官员的子女亲属招进公司，予以月薪万元甚至数万元的工资待遇。
赖昌星为打开走私路，不仅用“文”的一手，“武”的一手也很硬。厦门海关缉私处长在被隔离审查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查获两艘“远华”走私油轮，还没处理。“远华”一些五大三粗的打手扔给他一个装有30万现金的袋子，然后一伙人扬长而去。看着这些凶神恶煞，这个处长又惊又怕，既不敢处理，又不敢向上报告，因为与“远华”打手同来的关长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因为他手下的缉私科长前年3月就不明不白的死在汽车里，一直破不了案。“远华”还独霸厦门走私市场，别人走私要向“远华”交“保护费”。如果不从，轻者打手上门寻衅殴打，重者连人带货抓扣送往海关。
赖昌星就用这些卑劣手段控制了整个厦门海关，他的走私船可以大摇大摆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出厦门港。海关、公安、工商、边防只要一听是“远华”的船，全部抬手放行。海关关员连货都不验，远华说什么就是什么，说多少就是多少。有一次“远华”以来料加工的名义进口了一批电子元件，出手后竟然以空集装箱冒充加工后的产品出口。空箱太多，厦门海关的几名工作人员嫌贴标签太麻烦，干脆就把标签扔给“远华”的人，“你们自己贴吧，贴完装上船，告诉一声就行了”。“远华”的人和海关官员的关系，已经如“自家兄弟”。
“远华”案的主犯赖昌星于1999年8月，惶惶如丧家之犬持香港特区护照以游客身份进入加拿大。2000年11月末，赖昌星在加拿大被捕，国家正千方百计引渡他回国受审。
湛江案和“远华”案的查处，赢得党心、民心。据统计，1998年查获走私案值208亿元，为历年之最。1999年，我国海关税收首次突破1000亿元。
在反走私斗争中，全国各地各部门注重打防结合，标本兼治，修订和制定了有关法规，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使反走私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为从根本上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各地还着力规范了执法者及其执法行为。主要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彻底切断执法权力与市场利益之间的联系。管市场者绝不能办市场，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在市场管理方面严格实行了“管办”脱钩，从根本上铲除市场监管者到市场搞创收，导致权力市场和产生执法腐败的土壤。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成效显著，反映在国家税收上，2001年全国税收收入突破了15 000亿元。我国税收收入从1994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10 000亿元，用了5年时间，而从1999年的 10 000 亿元跃增到15 000亿元，仅用了两年时间。这是依法治国思想和现代法治手段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管理中初见成效的生动体现。
第四节 “这个党该抓了，不抓”
1989年，邓小平把执掌中国的大权交给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时叮嘱道：“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这说的是指抓党的建设。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的13年，党的建设面临两大课题：一是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二是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时代要求共产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呢？江泽民同志说：“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抓好党的建设的基础是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苏联和东欧剧变证明，一旦共产党失去执政的地位，社会主义也就付诸东流。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党的建设面临的两大课题，归根结底是一句话：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悠悠历史，唯此为大。党的建设的全部内容和全部工作，都是紧紧围绕这个中心目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实现这个中心目标，全党务必做到“四个一定要”。
“四个一定要”是：一定要高举邓小平伟大理论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一定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对理论的重视，在世界所有政党中，没有超过中国共产党者。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便是如此，80多年一以贯之。最初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党的七大增加了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五大加上邓小平理论，党的十六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作为全党必须坚持而且是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而且，每一个后者都是对前者的“继承、丰富和发展”，都是“一脉相承”。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对党的建设的全面要求。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经历了两大变化：从夺取政权到执掌政权，从执政于计划经济到执政于市场经济。这两大历史性变化，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在多变条件下执政的机会，但同时也增加了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在野时艰难得多。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斯言振聋发聩，使人警醒。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苏联东欧共产党丢掉政权，有一条根本原因是共同的，就是脱离群众，失掉民心。如果党不管党，治党不严，执政地位就可能丧失，甚至走向自我毁灭。因此江泽民同志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共产党不比统战组织，必须讲求“纯”而不能“杂”。如果共产党的组织不纯，那就把党降低到一般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层次，没有先进性、丧失威信，其执政地位就会根本动摇以致最终失去。
从严治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制度，严肃党规党法，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为了严肃党的纪律，江泽民同志1999年1月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四个严肃”，必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必须严肃党的组织纪律，必须严肃党的经济工作纪律，必须严肃党的群众工作纪律。
一定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就是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提高和完善自己，与时俱进，永不脱离群众，保持蓬勃活力。
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揭示了自然界万物生长的规律：“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在社会上的生存发展也脱离不了这个规律。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纲领政策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准确把握了社会前进的脉搏，结果就取得胜利。而这一时期统治全国的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时期也曾经代表时代要求，代表人民利益奋斗过，但是孙中山死后，蒋介石掌权后逐步蜕变为代表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政党，最后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被时代所抛弃。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中国共产党在总体上也摸准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却摸脉不准，结果出了很多问题。例如，解放后农民得到土地后，是集体统一经营好，还是分散经营好，党的领袖误认为集体经营好，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视家庭承包经营为“单干”“倒退”，坚决打击，结果农业生产一直上不去，农民怨气很大。而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接受历史教训，搞土地改革，鼓励农民搞多种经营，实行开放型经济，结果在短短20年，却一跃而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
执政党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不易。政权在手，谁奈我何？领袖们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时代的发展，靠政权的威力而强行之。其结果是自己将自己推向逆时代潮流而动，那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毁灭。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悲剧下场可为借鉴。
齐奥塞斯库执政24年，后期除在政治上搞专制独裁和家庭统治外，在经济上也越来越极“左”。在城市，大部分财力都用于建设效益很差的大型国有企业。在农村，则强制推行“农村规范化”计划，甚至每平方米种多少株玉米都要由他规定。他还要人民勒紧腰带，把60《Times New Roman》的农畜产品用于出口还债。同时指责其他国家的改革为“复辟”“倒退”。他强制推行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平均分配等做法，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在要求人民节衣缩食的同时，而齐奥塞斯库家族却奢侈腐化，他甚至把旧皇宫都据为己有，使用几千克重的烛台也是纯金的，完全颠倒了公仆和主人的位置。面对党内和广大群众的日益不满，齐氏不像中国共产党从自身找原因加以纠正，而是出动武力进行镇压，1989年12月底发生在蒂米什瓦拉等地保安部队和群众的流血冲突导致了齐氏被推翻和处决的惨痛一幕。
执政党把握时代脉搏不易，但并非不能。伟人之所以能成其伟业，乃在于他的背后站着亿万老百姓。为政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乃耳！既然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在做了国家的主人后仍不满足于贫穷而向往富足的生活，那就应该及早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把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著名作家王蒙在其小说《青狐》中借女主人公青姑在西方讲学之口疾呼：“……我们从前是饥寒交迫的奴隶，后来是饥寒交迫的主人……同样是古老的国家，为什么我们的家园破烂成那个样子、贫穷成那个样子、肮脏成那个样子……”是的，无论任何国度的人民都是向往富足的，富足的召唤是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住的。民主德国处于东西方的交界处。东柏林人和西柏林人，民主德国人和联邦德国人本来是属于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国家的。但战后联邦德国迅速崛起，边界和柏林墙两边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差越来越大。1960年，民主德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为974美元，联邦德国为1320美元，相差只有1/3多一点。而到30年后的1990年，民主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144美元，而联邦德国为23 980美元，是民主德国的58倍。这必然引起生活在东边的民主德国人对联邦德国富足生活的向往。加上西边鼓励东边的居民向西出逃，结果导致有8万东边人绕道匈奥边界出走西边。不久，柏林墙终于被冲垮，民主德国自动投入联邦德国的怀抱。当时西方报刊说，民主德国人不是用自己的手，而是用自己的“脚”，投了共产党的反对票。
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必须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实事求是，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同志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都是顺应潮流之大举，也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
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是指党的建设是系统工程，三方面相互联系，互相渗透，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因此要配套进行。
在思想建设方面不能搞“多元化”。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支柱。我们的精神支柱，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组织建设方面，根本之举在领导层和基层。建设一支能担重任，禁得起任何风浪考验，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高素质干部组成的领导层；把基层组织建设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的作风建设，核心在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前，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之风），着力解决党的学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的生活作风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毫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