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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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多传染性肺结核患者不是一次就能查出菌来，三次五次才能查出来。痰检不是一次就完了，按照原则，应该查几次。有的农民离医院几百里地，要查三五次，就不来了。没查出来，不等于以后永远不排菌。等到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免疫力下降了，病情加重，随着痰的排出量增多，结核菌的繁殖量也就大了。
2004年春从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辽宁省现有肺结核病人6万名，其中传染性肺结核病人约3万。尽管这些病人都得到了及时免费的治疗，但全省每年有约1200人死于结核病，其中很多都是非传染性结核病人。辽宁省卫生厅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尚彦萍说：“非传染性病人我们都及时给他们宣传，要全程规范地治疗6个月。但这些病人大部分都在农村，个人经济状况很困难，所以他们很难坚持6个月治疗，往往一两个月后就中断治疗，容易造成复制，将来再发病就变为复制病人，治疗起来就更难了。”
我们还要面对另一个现实，我国现有农民工1亿多人，他们在城乡之间疲惫地流动着，在城市辛苦地劳作着。其生活条件、环境、营养并不比居住在农村优越；相反，他们的生理心理负担比在农村更沉重，他们居住又相对密集，生理和心理的空间被压缩，这无疑给肺结核的流行（包括乙肝及其他传染病）创造了机会。
不敢预言，人类是否会在某一天消灭结核病；也不敢预言，肺结核病像地震、泥石流那样突然袭击突然暴发。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贫困的农民，流动的农民工，未能接受正规治疗的患者，没有接受预防结核的知识宣传的人群，是破解结防难题的几大症结。倘若症结没有理顺，没有解开，必定会出现倒春寒。但愿我的一切忧虑都是枉然。
我们不希望看到，1000万元、1亿元的投入没有落到实处；
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一个卫生院的痰检点形同虚设；
我们不希望看到，流动人群的子女没有享受到疫苗的接种；
我们更不愿看到，耐药性在农民兄弟中扩大着，结核病在传播着……
也许，我们做不到根除结核病，但我们可以做到，病例每年稳定地减少百分之几；还可以做到，尽可能多地发现病源，并对其进行有规则的治疗，在2010年顺利完成发现治疗400万例传染性肺结核病人。
4艾滋病：又是农村，还是农民
真不愿在这本书中落笔写下这3个字：艾滋病。
1985年7月，北京报道了第一起艾滋病病例。报道说，1985年6月23日，北京协和医院外宾门诊收治了一个已被诊断为艾滋病患者的美籍阿根廷旅游者，不到7天，这个34岁的美国人因患多因卡氏囊虫肺炎而离开人世。这是我国大陆医生首次亲眼看到的艾滋病患者。
18个月后，又有一个旅美9年的香港居民住进了福建省立医院，经诊断为艾滋病胃肠综合症患者，32天后死亡。
那时，大多数中国人都这样认为，艾滋病是西方化的产物，跟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一位官员曾这样回答过记者：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是堵高高的、无形的墙，是扇厚厚的无形的门，中国人可以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如果说，那时国门初开，思想还处在传统的保守之中，坚信国人的道德观，一两年后，性病广泛传播，就该明眼正视这类疾病的传播。一位专家说，艾滋病传播最快的地区往往是那些不能正视这个问题的地方。
程主任是皮肤科教授。1985年间他接诊了几十例性病患者，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在20世纪我国就宣布消灭了性病，性病的防治机构也撤消了，防治队伍也不复存在了，在医学教科书中也省去了一章，许多青年医师不认识性病，青年人更不懂性病的常识和危害。他写了几篇科普文章和一本小册子，没有一家卫生小报同意刊登。一位主编说，我们不为天下先。他决定在科室门口开辟了一个宣传栏，还没挂上几小时，马上遭到领导的呵斥：这是宣传我国有性病吗？这是损害我们医院、我们城市，甚至我们国家的荣誉的事……这位经历了“反右”斗争的老专家吓得汗不敢出，慌忙撤下。他心有余悸地告诉我：“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要是在1957年，我又是右派了。”
还有一位科普作家，就艾滋病的病因传播完成了一篇关于艾滋病的科普小说，遭到同样待遇：一是不为天下先，二是上级三令五申不准发表性病等这类疾病的作品。直到1989年这篇小说才得以出版。
10年后，即1999年，一件更让人很想不通的事发生了：一个来自河南上蔡县的医学生告诉桂希恩教授，村里人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因为染上了怪病相继死亡。他想去实地看看。
桂希恩教授是原湖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传染科主任，医院现改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他在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抽了5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结果发现其中2人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几天后，他再次北上，这次抽了20个文楼村民的血样，结果发现10人为艾滋病毒感染者。一周后，他第三次来到文楼村，把抽血的范围扩大到了50多人，这一次，他不仅发现了更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而且在其中还发现了儿童的身影。
一个医务工作者去发现研究探索一种病，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令人想不通的是：为深入研究，他居然做了4年多的“地下工作”。为了摸清上蔡县的病情，他不得不东躲西藏，还要找人掩护，使人想起当年在“白区”，在敌人施暴的地方的地下工作者。
事情发生在2001年6月8日，桂希恩独自带着1万多元钱的药品进了村，当地政府闻讯后，派警察前来驱逐。最先听到消息的村民程金迅速向桂教授做了通报，并与其他几个老乡一起，把桂希恩教授藏了起来，半夜再用摩托车把他送到火车站。靠了当地村民的相助，桂希恩方才“脱险”。还真有点惊险小说的味道。桂教授说：“这类事在他身上没少发生。”
终于，桂希恩通过有限的渠道向外界公开了文楼村的情况，“艾滋村”3个字纷纷出现在各地各种媒体上。
一直以来，总认为艾滋病不会或很难传入中国；
一直以来，总认为即使传入也只是在沿海开放城市；
一直以来，总认为吸毒者、妓女、同性恋者、性病患者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人群。
河南“艾滋村”的公布，国人大吃一惊，竟是内地平原，竟是农民，贫困的农民！
往西，我们读到《甘肃日报》报道：甘肃省只有20％农民知道艾滋病的名字，而艾滋病感染者中有70％是农民，主要是经血传播，吸毒共用注射器所致。在云南、广西，艾滋病患者多为农民。2003年11月30日新华社有一则报道：中国艾滋病总感染人数中80％的被感染者是农民。农民，又是农民！
他们是什么原因染上了艾滋病呢？
穷，卖血！
文楼村（6个自然村）共有村民3170人，参加过卖血的人数1310人，已被确认感染艾滋病病人211人。
1996年7月7日—12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11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报告了6份来自河南的献血员的血浆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然而，医学工作者们的视线并没有继续停留在这里，直到四五年后河南“艾滋村”才渐为世人知晓。后杨村4000名16～55岁的村民中90％都参加过非法卖血，他们当中90％都是HIV阳性，这些人占全体村民的80％。
在河南像这样贫困的村庄，村民贫穷，医疗设施缺乏，文化素质低下，受害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他们长期地腹泻，或低热，或消瘦，最多只就近要点止泻药吃吃，一直到寂静地悄然死去。即使知道自己是患什么病，也不可能去治疗，连基本生活都要依靠非法卖血得来的菲薄收入来维持，他们还能做什么呢？除了接受自己命运带来的一切外，他们对于一切都无能为力。
河南省卫生厅提供关于本省艾滋病最新数据是：目前估计的高危人群有200万左右。
2001年调查发现，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已达4001万人，截至2001年底，河南省累计并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495例，其中发病236例，死亡106例。外界对河南官方提供的这组数不充分相信；河南省反复强调：公布的这个数字是严肃的，是对河南历史负责的，数字将会被历史澄清。2004年再次调查，截至8月31日，共登记既往有偿供血人员280476人，有艾滋病毒感染者25036人，农村患者占97。22％，艾滋病现症病人11815人，86。9％通过有偿输血感染。疫情主要分布在豫东、豫南的38个贫困村，农村病人占98。37％。面对38个艾滋病高发重点村的出现，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艾滋病是怎样在河南省蔓延开来的？输血。非法采血供血为什么会失控？太穷了。其他省难道没有比河南省更穷的人群吗？供血者怎么会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媒体披露艾滋病在河南省悄悄传播时，政府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河南省省防疫部门真的不知有“艾滋村”存在吗？为什么一个艾滋村的发现和向外界的公开都是由外省专家进行的？
考证第一个入侵河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谁？用什么方式进入河南，这已是非常困难的事了，溯流而上，去追究什么责任已没有多大意义了。河南省有关部门已向媒体作出了答复：
他们说，1993年左右，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在大办经济实体，血液制品厂受当时生物制品过热的影响，盲目扩大生产规模，抢占血浆市场，擅自到各个省份设立单采血浆站点，大量采集、收购原料血浆，用于生产血液制品。河南是人口大省，很快成为全国各血液制品生产厂家原料血浆的主要供应地。当时，河南全省上下血站泛滥，涉及了许多行业和部门。1993年来河南卖血的有湖北、湖南的农民，还有西北、西南的农民。或被骗来，或被逼来，或想赚点钱找上门来。河南省首次发现本省的艾滋病病例，是在1995年3月8日，该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的马士文是河南这一重大事件的见证者。
河南一农民在昆明接受血液检测时，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河南防治艾滋病的历史从此开始，在河南发现艾滋病之后的第二天，1995年3月9日，河南省政府转发了国家卫生部关于加强血液管理的紧急通知，加强采供血机构的整顿。1995年3月31日，河南省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全省关闭所有的单采血浆业务。
1995年5月3日，省政府批转卫生厅关于迅速控制艾滋病的紧急报告。
1996年，在河南私下采集血液、血液市场取得良好的整顿和控制之后，卫生厅和公安厅联合发文，严厉打击非法采集、倒买倒卖人体血浆的犯罪行为。
第五部分 寻觅：为农民健康埋单的出路在哪里？第41节 阳光下的盼望
人类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
——摘自手记
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
——中国对WHO的承诺
阳光下的盼望：怀念与陌生
江洲乡位于长江中游上的一个冲积平原上，长60里，宽20里，最窄处5里，可耕地约4万亩，与九江市隔江相望，摆渡只要10几分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九江坐的是木帆船，顺风顺水还行，逆风逆水到九江市中心西门口要1个半小时。1998年夏天长江洪水暴涨，江洲破堤，全国闻名。其实在这之前，江洲的棉花已小有名气。那儿土肥地多，农民较早地走上了富裕的路。就医的观念也就发生了变化。段海元是江洲乡一个老农，他告诉我，生活在洲上的他已是第六代了，他亲身感受到就医的变化。
1956年段海元从江洲小学毕业，考取了九江二中（解放前叫同文中学，方志敏烈士曾就读过的学校）。
1959年他初中毕业，回家务农，是老资格的农民，应该有点代表性。
2004年早春二月，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乘船去江洲采访他。我们并肩在棉田的田埂上走着，空气中飘散着油菜花的香味，远处的树缀满了绿意。他高兴地给我算了一笔账：2003年农村政策好，皮棉收购价格是每斤3元左右，质量好的可以卖到3元5角，棉花亩产一般是550斤，最好的地可产到600斤，平均亩产500斤，每亩平均收入是1500～1600元左右，去掉种子，化肥、除草剂和农业税，有近千元的纯收入。洲上人家一般都有5～7亩地，只要风调雨顺，加上养点猪、鸡，种点油菜，二三年可以盖幢2厅4房的2层楼房。
2003年他患了胆结石，胆囊炎，住进了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抗感染，开刀取石，花费了1。6万元。
妻子患有慢性骨髓炎，至今已花去医疗费3万元。换算一下，就是他们家损失了一幢装修很好的2层楼房。
中午，他留我用餐。谈起去年住院的情景，愤懑之情又涌上心头。他说，越想少花钱越出事，伤口发炎，医生要用抗生素，尽往高档的用，我们受得了吗？我常和医生吵架，不是为别的，就是要查查他们用的药。医生指责我们农民尖刻、小气、刁钻，其实，他们哪里知道，笔下一画，就是几百几千，我们农民病不起，真的病不起呀！那点药费是我们起早摸黑，到地里一锄一锄刨出来的，是血汗钱哪。针打在手上痛，心里更痛。不骗你，这是真话。后来，医生说还要打白蛋白，促进伤口愈合，我更火了。我晓得白蛋白是好药，好药我们用得起吗？城里人可以用，我隔壁床上1个病人1天1瓶氨基酸，2天1瓶白蛋白。我想吗？也想，没钱，穷，想也是白想。天天和医生吵，想早点出院。
他告诉我，乡下人苦一辈子就是为了盖一幢房子留给子孙，这几年政策好，种田也能赚几个钱，尤其他们是种棉花、经济作物，只要身体好，盖房子买车子都不是梦。别看一年只收入万把块钱，乡下人便宜在嘴里，菜是自己种的；猪肉是自己圈里养的；过年腌的，养了鸡、鸭，吃是不愁，省下的钱就置家业。年纪大了，就怕病，上医院就要花几千元，难哪！他怀念起合作医疗的年代，那年月他病了一次，是胆结石，保守治疗，花费了2000元。2000元相当于今天的2万元，结果合作医疗报销了75％，如今旧的合作医疗垮了，新型的还没有办起来。老了怎么办？想想都急。风烛残年，只望有个依靠。
老人把我送到江边，发出一声长叹：“我务了一辈子农，去年过了甲子，还想下田、养猪，赶上了这样的好政策，不干划不来。我没有别的想头，只望多活几年。”像是在暗暗下了个决心后才说：“活到70吧！”
“不，你会活到100岁的！”我说。
他笑了，他脸上的笑意也如这早春的阳光一样是灿烂的。阳光在他额上的皱纹里闪烁，看得出他对生命的热爱，对故乡、对土地的眷恋之情正悄悄地爬上他被岁月刀深刻的老脸上。
阳光下他在期待企盼。期待企盼什么呢？
企盼收成与芝麻开花节节高；企盼合作医疗再显辉煌；企盼农村三级卫生网呵护他们的健康。
九江县黄老门乡杨柳村的农民熊家喜今年61岁。农村办合作医疗那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