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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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梓镇组织在京的党员劝阻了340名意欲返乡的民工。永阳镇下边村肖桃英在广东务工，其父去世，买好车票欲回家奔丧，镇、村干部知道后，立即打电话做工作，讲道理，最终使她退掉了回家的火车票。尽管做到了未雨绸缪，尽管筑起了层层防线，并非是高枕无忧。吉安县张和平县长（现在已是县委书记）与我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确确实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我和大家一样都是新兵，更多地是在接受洗礼和考验。不过，那段日子留给我的感受和体会将会够我一辈子咀嚼回味。那情那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众志成城。可还是有一名“非典”患者还是突破了防线。
那是4月20日傍晚6点50分，吉安县值班室接到上级疾病控制中心电话，告知，在北京打工的吉安县梅塘乡农民李何锦4月中旬因发热住院，现已确诊为“非典”，在北京隔离治疗。其妻聂春兰携孩子已于4月25日乘车返回吉安。疫情就是命令，县政府立即组织起来寻找聂春兰的下落。到了梅塘乡，没有；到了聂春兰各亲戚家中，仍没有；查询了20多家旅社，仍然是一无所获。这正是27日早晨6时，穿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长时间戴口罩，一夜未眠，不仅又饿又困，还处在缺氧状态，脸色苍白，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城管同志说，离汽车站很偏僻的地方还有家小旅社，会不会在那儿呢？是漏查了吗？赶到这家叫西苑的旅社，翻开住客登记处，果然有一栏写着梅塘乡李何锦。找到房间，聂春兰已起床，正准备回家。测体温，问病史，登记在册，立刻将聂春兰一家3口送到县医院隔离观察，这时，离清晨７点还差10分钟。从接到通知到找到人，把与她密切接触过的人进行隔离观察整整用了１２个小时，疫情没有扩散，大家长长吐了一口气。
今天重述聂春兰的诊断与治疗经过，不是复习病史，而是想让读者从中明白，为了救治一个农村妇女，政府投入了多少精力、人力、物力、财力，医护人员倾注了多少关注、关切，多少爱心真情。从这次投入和倾情，我们可以延伸开去，思考另一些有关的问题。
那是第五天下午，即５月２日１５点多，聂春兰体温骤然升到３８。８℃，胸片检查，肺部有片状阴影，符合疑似病例的诊断标准。５月３日上午，县医院用了半天的时间，将院内仍在住院的１００多名病人紧急转移安置到县城其他医院，凡与聂春兰接触过的人迅速加强隔离管理。空空的医院只剩下聂春兰一家人，一家人也要实施严格管理。院内分成核心区、防护区、警戒区，3层隔离封锁，由公安人员２４小时外围警戒。也就是说偌大个县医院，几百号医务人员正全力以赴为聂春兰一家人服务。
这天晚饭后举行了会诊。这是一次庞大的会诊，省、市、县各级有关领导都来了，领导干部、省市专家近５０人挤满了县宾馆会议室。会场的气氛是严肃紧张的，江西省卫生厅李利副厅长主持会议，大家都明白，吉安市、吉安县的领导和老百姓多么希望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发热病人，若真是“非典”，那无疑会给吉安县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破坏力，县城、县医院将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如果漏诊，这个输入性的“非典”会传给多少人呢？同样会给吉安市、吉安县带来巨大的创伤和损失。
其实，在座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明白，聂春兰诊断“非典”是无疑的了。只不过这个诊断要由一个有资格下诊断的专业人员说出来。大家把目光一起投向了江西医学院一附院呼吸内科主任张伟主任医师的身上。
她重述了诊断的依据：丈夫是“非典”病人，有密切接触史，高热，３８。８℃，白细胞偏低，胸片有絮状阴影，干咳。当她说诊断后，她的心情是沉重的，却也是轻松的。沉重的是“非典”还是袭击了江西，波及农村；轻松的是相信科学，相信群众力量，终于截堵住了这位“非典”患者，没有让她扩散。那夜，她开出第一条医嘱时已是午夜１点钟。
在以后几天的日子里，她多次与患者零距离接触，她担忧多了，感到担子重了。聂春兰的病情颇有点特殊，特殊在于她是孕妇，有5个月的身孕，又特殊在她在哺乳期，她另一个孩子还只有１１个月。一个孩子在肚子里拳打脚踢，一个在摇篮里哭哭啼啼，她病情的复杂还在于她身上有诸多的并存症，她是乙肝患者，在活动期，表面抗原呈“三阳”，转氨酶偏高，贫血，血色素只有７。６克，免疫能力低下。经过会诊，她才知道，这种状况在全国也属罕见。
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病人，治疗方法、护理、饮食，一切的一切都是特殊的。
饮食大开绿灯：肉饼汤、排骨汤、鸡汤、鸭汤、鸽子汤、甲鱼汤转换吃，每天保证有水果、鲜奶，还为她１１个月的孩子李杰购置了儿童玩具，派专人照护。为了减少医务人员和病人直接接触，给病人配备了小灵通，在污染的病房里只有固定的值班医护人员和生活护理人员。专家组通过手机和病房的医生、病人进行联系。必要时专家组派人进病房。专家组由江西省卫生厅姜处长，江西医学院一附院、二附院呼吸科两名主任，吉安市医院王主任，县人民医院聂医师共５人组成。
每天早上8点，5人一起阅读夜班医护人员提供的病情报告和各项检查指标参数；尔后电话查房、询问病人自我感觉；再由污染区的值班医师汇报病情；材料汇齐后，一起讨论当日的治疗方案；每天新方案出来后，还要向江西省卫生厅李利副厅长汇报。每一颗药丸，每一针制剂都会影响两颗心脏的跳动。为了确保母子安全，每天每夜他们都要向北京、广州的专家请教。
５月１０日夜半，专家组张伟主任的手机响了，病情发生了变化。接通手机，传来了女性的哭泣声，是病人聂春兰，她哭泣着问：省里的专家，我能活吗？我会好吗？会死吗？早想到会死，不如留在北京，病也和丈夫病在一起，死也和他死在一起！那夜，张伟主任和她聊到凌晨。
５月１３日，病程进入第１１天，聂春兰病情恶化。张伟主任的手机又响起了她的声音：我会憋死，逼死，我出不了气。摄胸片，胸片显示肺部病变已超过１／３，氧饱和度停留在９０％（正常是１００％），还在往下掉，上呼吸机。县医院的呼吸机陈旧过时，马上从省城南昌调拨一台无创呼吸机。当夜凌晨，聂春兰上了呼吸机。５月１７日，聂春兰病情稳定。５月１８日，聂春兰脱下呼吸机。张伟主任告诉我，５月１３日那夜，根本没合眼，以后的几天也没敢合眼。虽然报纸上、广播里、电视中都报有死人的消息，真正死在自己手下总是不愉快的。记得来会诊那天和聂春兰零距离接触后，周围的人不敢与我握手，更不敢面对面与我交谈。当时心里委实憋了一口气。冷静一想，其实是百姓对“非典”的恐惧，如果聂春兰真有意外，只会加深、加快恐惧的扩散。对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张伟又踏进了一个新的考场。往后，聂春兰痊愈了，出院了，回家了。
张伟说，抢救聂春兰，县医院的投入是１７万元，还不算人力。如果不是国家花钱，她活得了么？我一震，一想，是啊，一个农民家庭能支付这6位数字的医药费吗？往好处想，吉安县全县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面实现了零死亡、零感染、零扩散的目标。全县各级组织和群众经受住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往坏处想，吉安县的经济发展受到了重挫，吉安县医院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２００３年春末夏初的人疫之战已成为往事，我们走过了惊恐，走过了紧张，度过了惊心动魄的时时刻刻，度过了大智大勇的日日夜夜。我们在欢呼，在激动，在流泪，在享受；我们也在思考，在探讨，在研究，在回顾。
3终于，响起呼唤呵护他们健康权的声音
历史的长河在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突然事件。往往一次突发事件如同一柄放大镜，使一个时代平常的，未经关注的，或已经关注的许多细节和局部展现在这个时代的领导层和老百姓眼前。业绩的大小，效益的真假，才华的智愚，政策的利弊一览无余；掩盖的缺陷，隐匿的病根，交错的症结，积蓄的矛盾充分凸显。于是，我们看清了，震惊了，醒悟了；于是，我们知道了该怎样去解决，去调整，去弥补，去铲除。历史的长河就这样奔腾向前，就这样螺旋般地上升。
“非典”这柄放大镜放大了我们民族的那股顽强拼搏、舍生忘死、风雨同舟、一往无前的精神，放大了我们的美丽、善良、信心。
第一部分 契机：他们被推进了世人的视野第4节 感谢最后的“非典”（3）
在中国农村只有８５个县发现了“非典”病例，其病例总数占所有的“非典”病例总数的６％。
我们不能不感叹，中国高高举起“人民战争”的盾牌，终于成功地守住了“非典”侵入农村的通道。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指出：控制急性传染病要做到非常必要的两点：一是大众对这种病的认知，自觉参加预防；二是控制人口流动。我们做到了，我们农村的父老乡亲们用最简单最原始的方法做到了。
欢欣地面对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赞美和敬佩的现实，我们不能不冷静地面对另一个心痛和不安的现实：
２０００年６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对全球１９１个成员国的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最后评估后，对这些国家的卫生绩效进行了排名。结论令人震惊，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排名１８８名，倒数第4位。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对此结果虽有异议，但我国农村筹资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却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实施“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策略，监测和评价全球卫生目标的实现程度，1981年第34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12项供全球使用最低限度指标，并且进行了两次全球性的“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进度评价。在广泛征求各会员国和专家意见后，对全球最低限度指标进行了修订，经修订的全球卫生目标有12项，其中第3项是：至少有5％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卫生事业。1986年，我国政府明确表示对“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球目标的承诺。但是据世界银行资料，1990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3。5％，人均医疗费为11美元，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4％和3％左右，甚至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支出。据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公报，我国政府的卫生投入占GDP的2。7％，在191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当中倒数第9位。而美国占13。7％，德国占10。5％，法国占9。8％，发展中国家巴西为6。5％，古巴为6。3％，印度为5。2％。《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从“一五”时期到2000年，中国的卫生事业占国家财政的比例一直徘徊在1％～2％左右，1996年后呈不断下降趋势。
在不断下降的经费中，农村投入下降的速度更快。
1993年全国农村卫生费用为472。73亿元，占全国卫生总费用1355。47亿元的34。9％，1998年全国农村卫生费用为907。53亿元，占全国卫生总费用3639。25亿元的24。9％，5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
山西2001年卫生事业费支出8。6亿元，居全国第20位，用于农村的仅为1。5亿元，占卫生事业费的17％。全省拥有村卫生室2。5万余个，其中集体举办的占46％，村医联办的占24％，个体承办的占到30％。村卫生所基本上得不到政府补助，集体经济投入也几乎为零。由于投入不足，山西全省目前尚有120多个县级医疗卫生机构、157个中心卫生院、400余所普通乡镇卫生院存在危房和建筑面积不达标。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设备老化、短缺，全省乡镇卫生院中缺心电图机的占30。9％，缺B超的占63。8％，缺X线机的占30。9％，缺常规检验设备的占50％。基础设施和医疗设备条件差、数量少，卫生服务能力很难满足农民需求。
在中西部19个省市区中，山西省的经济条件还算比较好，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已经达标，但是，农村卫生投入的增长速度没有实现这个目标。现实是：农村卫生资金投入年均增长速度为449％，大大低于同期全国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13。1％和全国农村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12。8的速度。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在健康保障方面的作用会逐步加强，表现为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增加。然而，在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在农村卫生总费中的比例却不断下降。1991—2000年我国农村卫生总费中政府投入比例由12。54％下降到6。59％，社会卫生投入从6。73％下降到326％，而同期农民个人支出从80。73％上升到90。15％。
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在城乡之间分配极不均衡，1991—2000年，政府农村卫生预算支出仅占政府卫生总预算支出的15。9％，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增加额中用于农村的卫生支出仅占12。4％。2000年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总医疗费用比重是60％以上，而农民个人支付医疗费则达到90％，占全国总人口60％～70％的农村人口，只消耗了32％～33％的卫生总费用。以2000年为例，农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188。6元。在安徽，每千人拥有床位数、医生数、护士数，分别是1。83张、1。13人和0。67人；也就是说，平均下来每5个安徽居民才能享受1个北京市民的医疗卫生条件。安徽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在全国排名还不是最差的，西部贫困的省市县就可想而知了。
2001年，国家卫生部朱庆生副部长在全国基层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地指出：“长期以来，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使农村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服务得不到保证。如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3639。25亿元，其中农村为907。53亿元，即占全国3/4的农村人口只用了全国1/4的卫生费用，农村居民人均卫生专业费用几乎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农村卫生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提供公共卫生产品，或准公共卫生产品，这是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这也视为我们政府对农村卫生投入的实话实说。
在２００３年的两会上，国家卫生部基础卫生与妇幼保健司副司长张朝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农村卫生体系建设待加强。他把２００２年在广西和山西进行的一个农村调研报告结果告诉了记者：广西近７０％的乡镇卫生院有危房，３５％的乡镇卫生院没有X光机，４０％多的卫生院没有B超，６０％的卫生院没有心电图机。在达不到标准的乡镇卫生院中，有８０％～９０％是急救室和产房没有达到标准；山西３０％的乡镇卫生院没有心电图机和X光机，６０％多卫生院没有B超机，５０％多的卫生院还没有常规检验设备，更有少数的卫生院仍然靠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工作。张朝阳说，这一组数字基本概括出我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现状。虽然东部一些地区要好一些，但我国大部分农村卫生基础设施条件差、技术人员水平低、管理落后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一个是财政投入不足，另一个就是政策支持不够。
国家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禄生对农村公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