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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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元。永丰到南昌乘车要五六个小时，龙岗镇乘车上县里要4个小时，我们住在生产队，到大队，再到公社（乡）还有几十里的路程。如果说时间就是生命，农民一旦发了急病，漫漫的山路往往就是他们的致命之地。
出诊返回，遇上家庭人口少，男人要留下来照护病人，只能由我和妈妈2人返回家中。有好些事让我难忘，一次是雪天，茫茫大雪盖住了来路，我们又没有留下返程的记号，出了病人家门就迷路了。我们在雪地里走呀，走呀，分不清东南西北，还真怕冻死在雪地里。我背着药箱，拉着妈妈，我们相互鼓励，相互搀扶。我们突然发现，在前方有对绿色的光，妈警惕地说：“狼！”我腿软了，几乎是双膝跪在雪地里。妈妈很冷静，说拿出手电筒。因为雪光反射，行路没用手电，可以省些电池。我拿出了有3节电池的电筒，一束光射了过去。我们没动，那边狼也没动，对峙着。急中生智，妈妈想起了酒精灯，风雪中点燃了手拄的棍，火光熠熠，狼跑了。妈马上反应过来，狼奔走的方向是向森林深山的方向，我们要反方向行走，我们纠正了路线，天亮才摸到家门口。
还有一次过独木桥。我从桥上掉了下来，幸好溪水浅，没有淹死，只被水中的礁石撞伤。我在床上躺了四五天，稍稍好一点，我就拄着拐杖帮助妈妈拿药打针。那个年代赤脚医生出诊特别多，一是我们会定期出诊，二是农民觉得我们是来改造的，受教育的，叫我们出诊是应该的，喊喊我们就动脚已习以为常。
当了一年多的赤脚医生，医学知识提高了，认识的人也多了，还常到大队、到公社开会，也获得了一点外界的信息。那时一个大队有一部手摇电话，一个生产队才有一张《江西日报》。我们都不敢用收音机，一些人不懂，总以为知识分子会收听“短波”（那年月几乎将短波与敌台等同起来），我们与外界的联系方式就是看过了期的报纸，听公社书记作形势报告，听上海知青、南昌知青带来的“马路消息”，北京地质部的一些领导也下放在永丰县。地质部一位领导叫朱训，就下放在石马大队，一年后他调到永丰“五七办公室”。一年半后，妈妈也接到通知，要调到县医院，负责筹建小儿科。妈妈总放心不下我，一个女孩子，还没到成人，希望县里安排我进工厂。工人比农民要好上几百倍，不要靠劳力挣工分，每月工资不但可以饱肚子，还可以养家口。妈没敢多提，怕领导批评，甚至是批判：用知识向人民、向党讨价还价。我还在农村继续当赤脚医生。妈的医术有点名气，我也沾了光，妈走了，找我看病的人仍然很多。赤脚医生就只能做这么多事：说是看病，实际是对症发药，说穿了，就是一名高级点的药师。那时，注射器、针头都要自己洗，自己消毒，现在有了一次性医疗设备器材，村医可以不用消毒了，换药的消毒也只是用消毒水泡一泡，很少出诊。出诊费少，误时误工。现在的农民也知道到家治不了大病，有重病就直接往乡医院送。
通过妈妈的努力，我调到公社砖瓦厂当工人。全厂就只我一个女工，兼管卫生室。卫生室的工作是“红汞碘酒，擦了就走”，“头痛发烧，APC三包”，比赤脚医生好当，不用出诊。砖瓦厂工人不好当，烈日炎炎和泥，做砖，挑砖，上窑，出窑，两个字：累和热。和工人相处得不错，我被推荐读井冈山卫校，中专。两年后毕业分在恩江镇医院，这是一家乡卫生院。乡卫生院比村卫生所强多了，要开处方，医生开药，到药方取药，护士打针，各司其责。不像我在村子里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事都一个人揽了。
这儿是乡政府所在地，有卡车、拖拉机。出诊归来，我们常会搭坐拖拉机。那种坐法很危险，或是拖砖、拖稻谷，往大队里大多拖化肥，高高的，摇摇晃晃的，当时年轻不懂危险，还自以为在享受当医生的特权。司机一般不搭带农民，搭带的大都是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我是乡医，也在优惠之列。一次返乡时，翻车了，哗啦啦，全车人都倒了下来。路窄，车开进了稻田，我就倒在稻田里。喝了几口泥水，没有摔伤，靠在车尾的几个人不是断了手就是断了脚。同事们说，我大难不死不伤，必有后福。命运真应了这句话，1977年大学招生，我还没有勇气考，我只是初中毕业，妈妈和同事朋友们都鼓励我。1978年，我报考了，居然是全县第一，录取在中山医学院。我真是彻夜未眠，这年我24岁，也是我下放到农村整整10年，1978年的9月，我收拾背包，离开了永丰，真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我没有像一些知青返城那样，迫不及待地离开，在这儿我度过了我的少年、青年时光，有太多太多的记忆刻在我人生的年轮上。我怀念那段日子，那是全民争阅《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日子，那是全民欢呼“科学春天”来到的日子。那是大学毕业后还只拿月薪43元5角钱的日子，那是学俄语的人全都转学英语的日子，是我父母亲想减去10岁的日子，是铁饭碗闪金光的日子。
人手少，水平差，设备少，管理乱，应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大多数专家刚从农村返城，孩子、父母，甚至连爱人都未能及时安置，就走上了岗位，持听诊器、握手术刀、看显微镜，那真是夜以继日，毫无怨言，毫无倦色，方便面能填饱肚子，手术能成功，病人能平安出院就是幸福。没有谁去问过报酬。我父母他们都回到了医学院，没有助手，没有年轻医生接班，要承担医疗、教学、科研任务，要满足病人要求，惟一的办法是拖班、拖班、再拖班。没有半句怨言。她们下放农村七八年，返回工作岗位，有使不完的劲，释放不完的热量。回到家，躺下，才感到腰酸背痛，又坐上书桌，还要备课，还要写论文，要看新资料。十年浩劫，关门闭户，与世界隔绝太久太久，要学的知识太多太多，她们想用最新的技术为病人服务。我现在能当名称职的医生，要感谢我那段生活，我知道了农民的苦，理解农民的苦，也经历、饱尝了这种苦，懂得了爱，珍惜爱。我现在从事儿科专业，工作21年了，对农民的感情一点都没减退。凡是山区来的农民孩子，我总是怀着深深的同情。很多山区至今文化生活贫乏，生存环境较差，那儿营养不良、缺钙、贫血、腹泻的孩子还很多，许多父母外出打工，把孩子留给祖母照养、哺育，方法不科学，伪劣的婴幼儿食品，严重地影响了下一代的健康。每一次有机会下乡，我总会第一个报名。那10年的生活我回忆起是苦的，咀嚼是甜的。我完全赞成，也希望毕业的医学生能到村、乡卫生院工作一阵子，人的一生不光品味甜美，也需要品味一点艰苦。这是有好处的。
第三部分 办医：在永远织与补的日子里第29节 用生命编织呵护生命之网（6）
6省城大医院里的“农民院长”
他坐在我的面前，不经人介绍，根本无法判断他是一位妇产科专家、教授、医学院副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黑黝黝的皮肤，瘦削的身材，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完全是一个农村村干部。2004年他荣获全国“白求恩”奖章，他叫易为民。我请他从毕业分配那年说起。
有一句话说得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也不例外，我对农民的感情，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小时候看到农民的苦、农民的穷开始逐步产生的。我出生在宜春县尧市乡上石村，那个地方很穷、很苦，是一个连牛车都很难进得去的小山村，没有村医，没有卫生所。祖祖辈辈务农，父母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记工分靠的是画圆，半天画半个圆，一天画一个圆。我兄弟姐妹多，有12个，因为家里穷，加上山里缺医少药，一个个都先后夭折了，只剩下我和弟弟两个。我大约还记得，大哥是得了破伤风去世的；妹妹得了脑膜炎；有个姐姐高热惊厥人事不省，也夭折了。因为家里穷，父母盼望着早点富起来，就给我取了个好听的名字：福生，意思是希望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我对童年时期的印象。
１９６１年我考取了江西医学院。5年寒窗，毕业了，先分到县医院，没几个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把我分到杜市乡卫生院。杜市卫生院不算小，有职工40人，我觉得完全有条件当好一名医生。就在我准备在乡卫生院好好干的时候，我又被下放到更远、更偏僻的苟苈大队，当了名赤脚医生。那里不通车，全靠两只脚，农民看病很不方便。有几件事触动了我：有一次，一个农民头皮破裂伤及血管，喷射出血，我刚毕业，不知道怎样缝合、结扎。头皮血运丰富，血流如注，我心惊胆战，只好找来一块纱布压着伤口，陪着这个农民步行了40多里地，到县医院清创缝合。又一件事，村里一个农民因疝嵌顿找不到车，病情危重，好不容易拦住一辆拖拉机，送到乡，送到县；手术是做了，病人却因肠坏死感染性休克，死了。沉痛的事实让我下决心进修外科。在进修的日子里，半年的时间我睡在手术室的值班房里，先是扫地、生火取暖。我当过洗手护士、助手，只要有急诊手术我都上，节假日都主动当班，只想多学点技术好为当地农民解决病痛。那年我被任命杜市乡卫生院院长。这是我第一次当院长。那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院长，我服务的对象统统是农民。
卫生院有房子、有人，却没有病人。每天的门诊量不足10人，长年累月病房里只有一两个病人住院，门庭冷落，人心涣散。我是杜市乡卫生院第一个本科生，全院职工都看着我。我还只是工作两年的年轻医生，怎样把这帮人的心聚在一起呢？
以身作则，带好头，要别人干，自己先干起，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有一天，我被叫去出诊，是个妇女，大出血，面色苍白。我认真检查，确诊是不完全流产。要送到县医院没有汽车，要输血没有设备，生命危在旦夕。在大医院这种手术只是举手之劳，在卫生院却是棘手的难题。救人要紧，我叮嘱家属迅速把病人抬到卫生院输液，自己骑上卫生院仅有的一辆破自行车到10里外的白土中心卫生院借刮宫器材。半小时我就赶了回来，消毒、刮宫，血止住了，病人转危为安。这是我从医以来第一次手术。又一次，抬来一个肠梗阻的病人，血压都测不到，如果往县医院送，我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我知道，没有车就这样抬去的年轻人很有可能死在路上。怎么办？还是冒险救人！打开腹腔，肠子扭转，大部分坏死、发臭，肠切除、缝合，又一个病人起死回生。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零点起步，白手起家，真是一段艰苦的日子。没有供应室，我进城买高压消毒锅，没有手术护士、没有麻醉师、没有护理员，我自己上，一切工作全是我“一条龙”服务。洗器械、打包、消毒、麻醉、术后护理，连静脉注射都是自己动手。手术器械是我背回来的，敷料药品是我买回来的，像小鸟做窝一样，一点一点地往医院衔。就这样，我用自己学来的技术，用以身作则的精神，用无声的语言把全院40多名职工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就这样慢慢地，杜市乡卫生院病人多了，住院病人大都保持在50人左右，胃切除、剖宫产、肠切除都可以开展。几十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我回顾这一段历史，只是说，在农村，在条件艰苦的地方，还是可以为农民服好务的。我调到县医院那是后来的事。我只想告诉当代青年人要想干出一番成绩来，就得脚踏实地地干，我承认基层医院的差、苦，文化生活欠缺，我想越苦越能锻炼人，越能为农民解决问题。我并不希望这种艰苦状况持续下去，我们下去正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一直在呼吁各级政府、各位领导关注农村卫生、关注农民健康。
我是１９７３年调到县医院的，报到的第一天，领导对我说：“在县医院干外科吧！这里病人多。”我觉得这话在理，又从住院医生干起，这是我第二次当住院医生。2年后，被任命为外科副主任。当年百万人口的丰城县城，妇产科挂靠在外科，县医院决定增设妇产科。面对广大农村妇女，谁来白手起家，挑起这副重担呢？领导找我：“你干吧！”我当时也是有想法的，我是男性，干妇产科不适合，尤其是农村妇女不信男的，怕羞，再说我已是３２岁的人了，又从头学起，心不甘。作为医生，个人的愿望最好服从病人的需要。妇产科比外科更累更苦，风险更大，只要认真苦干，也许还真能干出一点成绩来。
就这样，我又成了一名妇产科的新兵。接生、剖宫产、宫外孕、子宫肌瘤手术。手术做多了，发现遇到难产手术都是通过腹腔进行的这种术式，手术时间长，感染机会多，术后肠道功能减弱，营养补充全靠输液给药，增加了病人的痛苦，更增加了病人的经济负担。到我这儿来生孩子的妇女95％都来自农村。能不能改变术式，简单一点，为病人减轻负担？我查资料、翻文献、找专家咨询。几经努力，我终于创新了一种新术式：“腹膜外层次分离剖宫产”。从1974年到1981年7年内，我完成了25例手术。1981年，我到省城宣读了论文，被同行专家认可。路子对了，我胆子更大了，到1987年底，我成功地完成了500例手术。这种新技术获得国家卫生部现代医学科技成果乙等奖、江西省科学进步一等奖。1987年，我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当时包括北京、天津、广州、武汉在内的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家大中医院邀请我作示范表演，受到了同行的肯定。有些人奇怪地问，你一个县级医院的医生还能搞科研？还能获卫生部的奖？有人不信。的确，那个时候医院条件不好，惟一的优越条件就是病人多。妻子有病，弟弟病情恶化，老母亲累倒了，我顾不了那么多。我把自己的精力全部倾注在工作上。丰城县医院妇产科成立了、发展了，妇产科有了５０张床位。１９８４年，我被任命为丰城县医院副院长，这是我第二次当院长。干了３年院长，1987年我调进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那一年我４６岁。
46岁，又要一切从头开始，又是做住院医生。我高兴的是，环境变了，服务对象没有变，医院住院门诊病人60％是农民。有一次，妇产科来了一个患子宫脱垂的农村病人。由于无钱医治，外露的子宫颈已经糜烂，身上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腥臭味，连患者的亲人都不愿靠近。我接治了这个病人，我发现，只要认真换药，不需花更多的钱。我每天帮病人擦洗换药，手术，使病人在短时间内康复出院。还有一个病人从县到市，从市到省，花钱不少，通过关系找到我，其实他的病很简单，我开了不到10块钱的药。他回去后，竟不相信，不敢吃，找了县医院的主任。县医院的主任也觉得奇怪，他就问，这是谁给你开的药，那个病人讲是易院长给他开的，因为我是这个主任的老师，他告诉病人要相信我，最后吃了药，好了。病人十分奇怪惊讶，又十二分感谢。我是地地道道从农村来的，我知道为农民少花钱治好病，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2000年3月，我接治了一个26岁患卵巢癌的病人，是贫困交加的年轻农妇。她已无力支付医药费，丈夫见是患了绝症，扔下50元钱再也不管了。我知道后，和全科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