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科学思想发凡-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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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土楼所需的最大宗建材乃是就地取材的红壤土，还有田玾泥、老墙泥等。红壤土俗称黄泥，来源于闽西、闽北山区地表除去腐殖质之后的生土层；田玾泥系指耕地下层未被翻犁过的新土；老墙泥则指农村散见的瓦砾土。客家人夯造土楼的土通常是由这三种土质经过一定配制形成的复合土，并且还要经过发酵，变成熟土，才能用于夯墙。客家人建造土楼，除了要用卵石、花岗岩砌墙脚基之外，还需要大量的青砖和青瓦。为节省费用，俭朴持家的客家人往往自行就地开窑烧制。此外，建造土楼也须用大量的木料和竹子。传统土楼多选用能防潮、防蛀的杉木。据测算，建造一座土楼要消耗木材三百立方米至五百立方米。传统土楼建造不用铁钉加固，故还须用竹子来制造竹钉；且夯墙时还要在土墙里埋放长条、木条作墙骨、墙筋，以增加土墙整体拉力。闽西、闽北森林资源丰富，这为客家人就地取材制作染柱、木行、桷楼板、楼梯、门框片等构件提供了便利条件。
福建土楼建材之奇在于其原材料全部来源于自然，完全不用一条钢筋、一包水泥和一根铁钉。无论土楼兴毁，均不污染环境。如果将一座大土楼拆掉，其原材料或者根据新的设计重新利用，则木料改作他用，或者将泥土、石块回归自然大地，老墙泥甚至是很好的有机肥料。土楼建材取之自然，又回归自然的这一特色，极符合当今社会正在兴起的绿色环保建筑新理念。
土楼建筑之美，美在它的粗犷、朴实、雄伟与壮观，这种朴实壮美不仅是因为它的质料完全来源于自然，而且还在于其建造工具的异常简单与朴实。
又有谁会想到，那高达三层、四层、甚至六层之高的宏伟土楼，其全部建筑工具竟然只是区区几根槌版、夯杵，全部家伙，一个小小的板车就足以对付。这就是土楼建筑艺术的又一奇观——工具之简朴。
土楼夯筑的全套工具包括墙模一副，大修墙板一把，小修墙板若干把，绳线一盘车，长短木尺（公尺）三角尺各一把，水准尺一把，泥刀、泥锄、木铲圆木模担若干，还有铁锤、锒头、丁字镐、铁铲若干把。
其中关键工具是墙模。墙模即墙槌版，也称墙推版，是泥匠夯筑土墙的主要工具。墙模一般以杉木制作，其构造质地坚硬，规格一般为长15～20米，高40厘米，木板厚7厘米。主要由墙枋、锁板、承模棒、提板绳这几个部分构成。这种杉木制作的墙模之外形与一般制砖木模相似，但所不同的是它的一端是开放的，而且能灵活调整，版的内空即构筑的土墙厚度，可用版头活榫来调节，非开放端的版头模封与版身以榫连接，能灵活折卸，随时可以根据施工需要改变版的内空。泥匠师傅在夯土墙时，按墙体厚度确定置版尺寸。夯完一版，即卸开进行另一版的夯筑，相当方便。墙槌版开放的一端，用锁板卡固定。锁板卡具有非开放端版头横封的功能，但更巧妙之处在于它被移到版身上来可行使其固定的功能。这样，墙槌板夯出来的墙就与砖模制砖完全不同。由于开放的一端与已夯完的一版墙吻合，墙体就无连接的痕迹。
木杵用硬杂木制成，与一般农家舂杵相似，两端一大一小，小头用于夯实，大头用于夯平。中间部分削细，以手握适宜为度，约一人高度。
大修墙板和小修墙板也是用质地坚硬的杂木制作，用于拍击墙皮，修光墙面。大修墙板长约 1米，小修墙板长约20厘米，它们的宽度约7～8厘米，圆形把手，板身形状与制鞋模相似。土楼作为世界居民建筑的一朵绚丽奇葩，其独特魅力集中凸现于它的神工朽构上。换句话说，土楼建筑艺术的奇特之处，不仅在于其建材之奇、夯土工具之奇，还表现在技法之奇、泥土工匠之奇、造型结构之奇和功能之奇诸多方面详见笔者撰写的《土楼――中华人文反应堆》第三章《神工巧构：土楼建造的条件与过程》，王碧秀、詹石窗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更体现在选址讲究和空间分布错落有致上的建筑思想方面。其建筑选择思想深受道教堪舆的影响。二、道教堪舆流派及其对土楼建筑思想的渗透唐宋时期中国风水术已形成两大流派即江西形法派与福建理气派。据笔者考证，这两大流派与道教的关系都很密切，其中江西形法派的祖师杨筠松及其门徒多为道门中人。
第九部分：阴阳和谐——道教堪舆与古代建筑思想道教堪舆流派及其对传统建筑（3）
形势派也称峦头派，其风水理论侧重于观测山川地势，以寻找龙、穴、砂、水、向为主要目标，该派创始人为杨筠松，主要代表人物还有曾文遄、赖大有、谢子逸等。关于杨筠松的生平事迹，历代地理风水著作多有记述。据《地理正宗》记载，杨筠松“字叔茂，窦州人。寓江西，号‘救贫先生’。作《疑龙经》、《撼龙经》、《立锥赋》、《黑囊经》、《三十六龙》等书”《地理正宗》，《古今图书集成》卷六七九。另据《江西通志》所载，杨筠松，唐代窦州人，唐僖宗朝国师，曾掌灵台地官之职，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后因黄巢之乱，避难南迁江西，居于赣州，“以地理术行于世，称救贫仙人是也。卒于虔。葬雩中药口。”关于这一经历，《葬书新注序》也记述颇详：“ 在唐之时，杨翁筠松与仆都监，俱以能阴阳录司天监。黄巢之乱，翁窃秘书中禁术与仆自长安来，奔至赣州宁都怀德乡，遂定居焉。后以其术传里人廖三，廖传其子禹，禹传其婿赠武功郎谢世南，世南复传其子武功大夫惠州巡检使永锡，遂秘不授云。”引自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69页。从上述记载内容来分析，杨筠松乃唐末因躲避战乱自长安而迁居江西赣州的客家人，其风水之术在江西一带代有传承，被后人称为江西派。杨筠松的风水思想以强调山龙络脉形势为特色，在中国风水理论流派中自成体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四库全书》术数类收有旧题唐杨筠松撰的风水著作《撼龙经》一卷、《疑龙经》一卷、《葬法倒杖》一卷、《青囊奥语》一卷、《天玉经内传》三卷、《天玉经外编》一卷。四库馆臣在提要中有一番点评：“《撼龙经》专言山垅落脉、形势，分贪狼、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九星，各为之说。《凝龙经》上篇言干中寻枝，以关局水口为主；中篇论寻龙到头，看面背朝迎之法；下篇论结穴形势，附以疑龙十问，以阐明其义。《葬法》则专论点穴，有倚盖撞沾诸说，倒杖分十二条，即上说而引伸之附二十四砂……”《四库术数类丛书》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0页。杨筠松的风水著作奠定了形势派风水理论基础，以其风水思想为核心，后来发展出一整套系统的选择住宅外界自然环境的“地理五诀”风水法术，即所谓寻龙认脉、察砂、观水、点穴、立向。这一套风水方法成为客家人在迁涉过程中选择村落定居点和土楼布局的总体指导原则。
唐代，江西赣州领赣县、虔化、雩都、南康、大庚、信奉、安远等七县，杨筠松自长安来到此地后，便开始寻龙认脉，从事风水活动，并授徒传术，因其术高明，被世人呼为救贫仙人。今天赣州市沙河乡的杨仙岭、于都县宽田乡的杨公坝等地都留下了关于杨救贫为客家移民寻龙察砂、观水点穴的遗迹，并且人们将各种镇宅符称杨公符。从“救贫仙人”这一称号及杨筠松在风水活动中使用各种镇宅符看，种种迹象表明杨筠松堪舆术的道教色彩很浓
曾文遄是杨筠松的入室弟子，江西雩都人，对天文、秘纬、黄庭内景之书，靡所不究，而尤精于地理，著有《阴阳问答》、《寻龙记》 等风水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四库馆臣考证出曾文遄传授杨筠松之术给高道陈抟：“旧本（指《青囊奥语》一卷及《青囊序》）题唐杨筠松撰，其序则题杨筠松弟子曾文遄所作，相传文遄赣水人，其父求已，先奔江南，节制李司空辟行南康军事。文遄因得杨筠松之术，后传于陈抟，是书即其所授师说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术数考》。由此可知，曾文遄与其师杨筠松一样，也是寓居江西的客家人。陈抟是五代宋初华山名道士，曾经作《无极图》和《先天图》，其《无极图》被邵雍演绎为“象数”体系。曾文遄传授陈抟风水之术，这无可置疑地表明了杨筠松、曾文遄一系风水术的道教色彩。
据《堪舆集成·名流列传》的记载《堪舆集成·名流列传》，《堪舆集成》第2册，重庆出版社1994年标点本，第312页。，出自杨筠松门下的还有赖文俊、范越风、厉伯绍、刘淼、叶七、邵庭监等人。赖文俊是宁都人，曾文遄婿，精地理，人呼赖布衣，著有《催官篇》，以天星阐龙穴砂水之秘，是江西形法派的第三代传人。赖文俊不仅在江西一带活动，还深入到福建客家地区为人相地立基，人称“先知山人”，是有名的风水师。赖文俊传曾十七。范越风，字可仪，号洞微山人，缙云人，作《寻龙入式歌》。范越风传苏粹明、丘延翰《山西通志》记载：“丘延翰，闻喜人。……游太山于石室中，遇神人授玉经。即海角经也。洞晓阴阳，依法扦择。罔有不吉。” 、方十九、张五郎等。江西形法派的第四代传人是丁珏，第五代传人则是濮都监，濮都监乃道门中人。按《地理正宗》记载，“濮都监名应天，字则巍，号昆仑子。世居赣，荐太史不就。为黄冠师，作《雪心赋》。”《堪舆集成·名流列传》，《堪舆集成》第 2册，重庆出版社1994年标点本，第313页。前面我们已说过，濮都监所作的《雪心赋》是道教堪舆的重要文献之一。这些风水师所代代相传的杨筠松风水术成为客家土楼营造不可或缺的理论指导原则；他们所制作的风水符，为客家人所沿用至今。尤其是杨筠松的杨公符，在土楼的“ 厌镇法术”方面被广为应用，而杨筠松本人也被客家人尊奉为土楼的保护神——杨太伯公，他与土地神一道受到客家子孙的顶礼膜拜。
第九部分：阴阳和谐——道教堪舆与古代建筑思想道教堪舆流派及其对传统建筑（4）
理气派也称方位派，本于八卦五行之学，取八卦五星以定生克之理，其说重卦例推算而轻地形观测。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曾这样评价道：“一曰屋宇之法，始于闽中，至宋王仍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这明确点出了理气派强调五行八卦、方位理气的特点。理气派风水术源起于秦汉间，《易经》卦象以及汉代流行的六壬法式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基础，至赖文俊等人始集其大成。宋以后随着罗盘的广泛应用，方位理气之法颇为兴盛，尤以福建地区流行最广，故又称理气派为福建派。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福建派风水术的创始人王仍也是一位客家风水师，据文献记载：“仍字卿，一字孔彰。其先人，祖讷，因议王朴金鸡历有差，众排之，贬居江西赣州。”王仍祖辈原籍中原，后贬居江西赣州。赣州系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之一，故王仍也为客家人无疑。王仍本人因科举失意，遂弃家浪迹江湖，后居福建的建瓯，据说他凭借其风水术使其迁居地出了何太宰诸人，因此声名大振。值得一提的是，王仍所传授的风水术“纯取五星八卦”之法，源出于江西派的传统方法；而宋元时期的理气派风水著作亦多出自江西风水师之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福建理气派与客家风水术的瓜葛。
理气派的理论基础是太极阴阳八卦原理，其主要方法有五星相宅、九星相宅、游年变等，且将罗盘作为测定“气理”方位的必要工具。宋代以后，以福建为中心逐渐向浙江、广东、安徽等地传播，许多地方民居如土楼的八卦门、“巽门”等都是受该派“方位理气”风水观念影响的结果。
江西派和福建派在风水理论上各有其特点，一个讲求“峦头形势”、一个强调“气之方位” 。形势派从早期的选择地形、地势及环境条件出发，建立了自己的风水体系；而理气派从气、数、理的关系出发，希望寻得人与自然天理之间的某种规律和联系，达到人与环境间的气、理通畅，从而获得有利人类生活的“理想环境”；形势派与理气派并非绝然对立，二者之间存在着共通之处，例如二者都注重“气”与“生气”，只不过形势派更注重“气之形”，而理气派强调的是“气之位”而已。讲求“气之位”与“气之形”在风水实践中是相互关联的。这正如清代风水名著《地理辩证疏》中所提出的：“不知峦头者，不可与言理气，不知理气者，不可与言峦头。精于峦头者，其尽头工夫理气自合；精于理气者，其尽头工夫峦头自见。盖峦头之外，无理气；理气之外，无峦头也。夫峦头非仅龙穴砂水，略知梗概而已，必察乎地势之高下，水源之聚散，砂法之向世，龙气之厚薄……” 引自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6页。实际上也的确如此，明清以降，形势派与理气派逐渐合流。土楼的选址、营造与布局，实际上是江西派与福建派风水理论综合运用的结果，道教风水师在土楼风水实践中，既操罗盘以定方位，又重视龙砂水穴与八卦方位的配合，其基本思想主干乃是《周易》所阐发的阴阳八卦原理。
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古代哲学专著，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夫子读《易》“韦编三绝”，他深有感触地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周易》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对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民俗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如四库馆臣所指出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小序》。阴阳八卦原理是客家土楼风水布局的思想主干。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包括卦象、卦辞、爻辞等内容，相传起于伏羲氏，成于商末周初的文王、周公；《易传》包括彖辞、象辞、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七种十篇，故又称《十翼》，作于春秋战国之间，《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与发挥。
《易经》原是古人一本占筮用书，它依据卦爻卦象的变化来占验人事的吉凶祸福。而中国风水术对阳宅、阴宅选址的外部环境的评价也是采用“吉”、“凶”的价值判断标准，显然其评价系统渊源于《易经》思想。《易经》的创作过程经历了阴阳概念、八卦创立、重卦并撰成卦爻辞三个阶段，是古人“观物取象”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的结果。
《系辞上》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乌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阐述了古人从观察万物到制成八卦的整个思维过程，即“观物取象”的思维模式。在《周易》的卦象符号体系中，“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