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科学思想发凡-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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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医学是以道教修炼成仙、长生不老为主要目的的医学，因此历来重视养生保健和预防疾病。被道教奉为经典的《道德经》中已有防患祸害的思想。葛洪生活在东晋社会动荡的年代，亲眼目睹了瘟疫流行所造成的惨状，自然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防治，主张“消未起之患”和 “治未病之疾”：
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6页。
葛洪还主张对疾病的预防要和日常养生保健结合起来，要在无病、年轻时就应及早进行。他告诫道：“凡为道者，常患于晚，不患于早也。”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4页。葛洪这种防患于未然的预防医学思想与《黄帝内经》中“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传统思想一脉相承。
道教医学的预防医学思想在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得到了系统阐述和发展。
首先，孙思邈明确指出：对疾病要防患于未然，要以预防为主；孙思邈有一句名言：“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备急千金要方》卷九《伤寒上 ·伤寒例第一》。只有防微杜渐，积极预防，注意日常的养生保健，使身体机能保持健康、旺盛的状态，才能消除疾病产生的条件和因素。正如他所告诫的 “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病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二七《养性·居处法第三》。孙思邈为此在《备急千金要方》中特辟养性一门，专论通过养性之法来预防疾病。孙思邈云：
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序第一》。孙思邈将养性之义定位为治未病之病，足见他对疾病预防的重视。孙思邈甚至还把是否懂得预防疾病及是否擅长治疗未发之疾，作为划分、衡量医师医术水平高低的尺度。云：“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疾。”《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诊候第四》。这是因为在孙思邈看来，“五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诊候第四》。所以，孙思邈认为只有那些善于医未病之病的医师才称得上是妙手回春的上医，而那些只会医已病之病的则不是上医，充其量只是个下医罢了。
其次，孙思邈本着“方学之要，以救速为贵”的精神宗旨，认为对疾病不仅要以预防为主，而且要及时治疗，防止病情蔓延，以致酿成固疾。
凡人有少苦，似不如平常，即须早道。若隐忍不治，冀望自差，须臾之间，以成固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若小有不和，即须治疗，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早治，鲜不愈者。《备急千金要方》卷九《伤寒上·伤寒例第一》。孙思邈认为对待已发疾病，只有力争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才能取得满意治疗效果，否则“ 过时不知，便为重病，遂成不救”。这一医学思想与现代医学不谋而合。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药食两攻”的食疗学思想（1）
食疗，顾名思义，指利用食物来预防和治疗疾病，包括食养和食治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食养是通过汲取食物中的各种营养来摄生保健，防止疾病产生；食治则是利用某些食物配合药物来促进病体康复。俗话说，“药食同源”。原始社会，古代先民为了生存，在寻找和尝试野生物种的过程中，发现了食物、药物。从一定意义上讲，药物起源于先民寻找食物、鉴别食物是否有毒、可食的过程之中。
我国先民很早就懂得将食物和药物加工制成汤液或甜酒一类的饮料来防病和治病。《黄帝内经》就声称上古之人专以汤液醪醴之类的膳食治病。《周礼·天官》云：“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又云：“凡疗病，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这里所说的五药，据汉代郑玄注释，指的是草木虫石谷。另外，我国古文“医”字从酉，与酒通；又有 “酒为百药之长”一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药食同源”。
及至周朝，我国已出现了专门从事帝王饮食调养的医生，称为食医。食医的职责就是“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即根据帝王的身体状况，随时调配膳食，采用珍禽异兽、鲜果时蔬与高级滋补药材搭配，烹调成色、香、味俱佳的美味佳肴。
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收集了许多既是药物又是食物的本草品种，如杏仁、大枣、芝麻、葡萄、蜂蜜、山药、核桃、龙眼、百合、芝菌等，并记录了它们所具有的“轻身延年”功效。
我国中医史上现知最早的食疗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是约成书于先秦的《神农黄帝食禁》一书，但可惜原书已早佚。而现存最早的食疗学专论和专书则是出自唐代孙思邈和他的弟子孟诜以及道士张鼎之手。
道教自汉末创兴以来，道教医家在长期的济世行医活动中不仅发现一些食物具有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作用，而且还有抗老延龄的特效。所以，应用食物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引起了道教医家的浓厚兴趣，被看作是延年益寿的一种重要养生手段。许多道教医家都对食疗学的发展着力甚多，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推孙思邈。
孙思邈认为食物对于养生、治病防疾的意义十分重大。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卷26中特别列出《食治》一门，又在《千金翼方》卷12《养性》中特辟“养老食疗”专论，在这中医史上是一大创举，意义深远。孙思邈在他的食疗学专论中，对食疗法在治病养生中的重要作用作了专门探讨，系统阐述了道教食疗学思想。
首先，孙思邈论述了食疗法的重要意义。
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除病也。斯之二事，有灵之所要也，若忽而不学，诚可悲夫！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痾，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序论第一》。孙思邈指出，食物是安身立命之本，生命的物质和能量基础。由于食物营养丰富，又无药物常有的副作用，能有效地补充体内营养，达到调理藏腑机能、增强体质、祛病去邪的医疗效果；而且一些富含营养、味道鲜美的食物也是一种生活享受，能使人悦神爽志，有利于身心健康，饮食调养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养生之术。所以，孙思邈高度评价了那些善于运用食物来“蠿、释情、遣疾”的医师，并把他们称之为“良工”，即良医。
其次，孙思邈认为对疾病的治疗应当药食并重，要把药疗与食疗结合起来，提倡“药食两攻 ”的方法。他在《千金翼方》卷十二《养性》中指出：“药食两攻，则病无逃矣。” 由于考虑到食物性味平和，又无副作用，而药物则不然，“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因此，孙思邈认为用药要十分谨慎。孙思邈还告诫人们对疾病的治疗不仅要采取“药食两攻”的方法，而且要优先考虑食疗：
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二《食治·序论第一》。
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医生在为病人治疗时，首先要弄清楚病人的症状及发病原因，优先选用相应的食物进行食养和食治，俗话所说的“药补不如食补”就是这个道理。如果食疗无效，再考虑用药。
孙思邈这种“药食两攻”并优先考虑食疗的食疗学思想，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也是相当精辟的，值得提倡。“民以食为天”，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营养成分是人体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样也是人体抗御疾病能力的基础。而利用中草药与膳食的合理搭配，能有效地增强人体机能，提高人体免疫能力，达到治疾、防病和强身健体的目的。孙思邈本人在行医济世过程中，就曾用谷糠预防脚气病，用动物肝脏治疗夜盲症，用海带治疗甲状腺肿大，取得良好疗效，为医界所传颂。
此外，孙思邈不对食疗法的基本原则及饮食宜禁也都作了具体阐述。作为一名道教养生家，孙思邈继承了《养性延命录》中的养生思想，认为养生有十“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论，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千金翼方》卷十二《养性》。将饮食列为养生第六大要，并特别强调饮食有节：
凡常饮食，每令节俭。若贪味多餐，临盘大饱，食讫觉腹中彭亨短气或致暴疾，仍为霍乱。又夏至以后迄至秋分，必须慎肥腻、饼〓、酥油之属，此物与酒浆、瓜果理极相仿。夫在身所以多疾者，皆由春夏取冷太过，饮食不节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序论第一》。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道教养生家以道法自然为养生宗旨，故要求人们的生活起居、饮食卫生都要取法自然，顺天应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摄生保健的目的。孙思邈上述食疗学思想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在中医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奠定了中国传统食疗学的理论基础，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食疗学的形成与发展。继孙思邈之后，其弟子孟洗与道号为月吾玄子的道士张鼎撰写《食疗本草》一书，标志着中华传统食疗学的形成。详见盖建民著《道教医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154页。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药食两攻”的食疗学思想（2）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道教医学伦理思想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医生作为掌握一定的医药卫生知识，进行疾病防治工作的专业人员，其首要任务是运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和技术为患者消防疾病痛苦，维护和保障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因此，对一个从业医生来说，是否具备高尚的医德和良好的医疗作风是至关重要的。以孙思邈为代表的道教医家在济世救人的医疗实践中，把医术视为“救生死之术”，强调医家要对患者生命健康高度负责，必须具备“人命至重” 和“志存救济”的高尚医德和医疗行为准则，从而形成了极为有现代意义的道教医学伦理思想。
道教医学伦理思想早在《太平经》中就已露端倪。《太平经》经文一再强调医师处方用药要 “慎之慎之。此救死命之术，不可易，事不可不详审也。”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3页。此后，历代道教医家从重人贵生的道教教义出发，普遍强调习医从医者要有良好的医德医风规范，其中葛洪、陶弘景在这方面都有过深刻论述。及至唐代，孙思邈对道教医学伦理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其医学伦理思想集中体现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大医习业第一》和《大医精诚第二》中。
其一，孙思邈认为一名医生在业务上要有锲而不舍的顽强进取精神，要精勤不倦地学习前人的医药典籍，博通医学源流，这样才能具备精深的医药知识和高超医技。这是成为一名大医即良医的首要条件。孙思邈在《大医习业第一》中指出：
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并经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大医习业第一》。
孙思邈把医学视为一门“至精至微”的学问，要想做一名大医，必须广泛涉猎医书，不仅要熟读，而且要精读并深研，这样才能有所收获。孙思邈告诫习医者要做到“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能“道听途说”，以“至精至浅之思”来对待医学；更不能不求甚解，囫囵吞枣，否则就会陷入“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医；及治病三年，始知天下无方可用”的愚蠢可笑境地。
其二，孙思邈在《大医精诚第二》中明确提出医家要身怀“救济之志”，要有不为名不为利、扶危救急的高尚情操和伦理修养：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第二》。
孙思邈指出，行医者不仅必须具备全面、精湛的医疗知识和技术，而且还必须有一颗“大慈恻隐”、“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济世活人之心。他主张医家对待病患者要不论贵贱、贫富、长幼、美丑、亲疏、种族，是聪明还是愚笨，都要本着同情和怜悯之心，像看待自己亲人一样认真对待。医家要把病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为病人治疗时应聚精会神，摒弃一切私心杂念。即使遇到凶险病症，也不能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瞻见顾后。而要做到不畏险阻，不分昼夜寒暑，不怕饥渴疲劳，全身心地投入救治工作，这样才不愧是一名“志存救济”的苍生大医。
孙思邈还特别强调，作为一名医家要树立“人命至重”的思想，要有不为名不为利的高尚品质，即要把抢救患者生命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孙思邈之所以把他的医著取名为《千金要方》，也正因为在他看来，“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 ”孙思邈并且在书中对那些利欲熏心，借行医之便来“邀射名誉”、“专心经略财物”的不义之徒予以严厉斥责：
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候，至意深心，详察形候，丝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第二》。
上述文中反复强调：医家治病一定要认真负责，切不可粗枝大叶；诊断病症要一丝不苟，扎针下药不得有半点差池。虽说病宜速治，但尤须深思熟虑，不能不顾病人安危，草率诊治，只图快捷以捞取个人名誉。更不能借行医之便，凭借一己之专长，邀功牟利。孙思邈明确表示，作为一名医生，只有树立一不为名，二不为利的高尚情操和道德修养，才能在行医中做到“至意深心”、“审帝覃思”地为病人排忧解难和去病除疾。
其三，孙思邈认为作为一名医师还要具备谦逊的品质，不要有一点成绩就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更不能医人相轻。他在《大医精诚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