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集_鲁迅-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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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相像的还多得很，但恐怕不久天也就要亮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冬华。
②“propaganda”英语：宣传。③杨小楼（1877～1937）安徽石台人，京剧演员。《单刀赴会》，京剧剧目，内容是三国时蜀将关羽（云长）到吴国赴宴的故事。④梅兰芳（1894～1961）江苏泰州人，京剧表演艺术家。《黛玉葬花》，梅兰芳根据《红楼梦》中的情节编演的京剧。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现在有自以为大有见识的人，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然而这样的艺术，在现在的社会里，是断断没有的。看罢，这便是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的人，也已将人类分为对的和错的，或好的和坏的，而将所谓错的或坏的加以叫咬了。
所以，现在的艺术，总要一面得到蔑视，冷遇，迫害，而一面得到同情，拥护，支持。
一八艺社②也将逃不出这例子。因为它在这旧社会里，是新的，年青的，前进的。
中国近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艺术家。号称“艺术家”者，他们的得名，与其说在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和作品的题目——故意题得香艳，漂渺，古怪，雄深。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我的话，也就是只对这一面说的，如上。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文艺新闻》第十四期。
②一八艺社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由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部分学生组成的一个木刻艺术团体。该社部分成员在上海从事艺术活动时，曾得到鲁迅的指导和帮助。
以脚报国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申报》的《自由谈》里，又看见了署名“寄萍”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其中的一段，我觉得很有趣，就照抄在下面：“……有一天我们到比利时一个乡村里去。许多女人争着来看我的脚。我伸起脚来给伊们看。才平服伊们好奇的疑窦。一位女人说。‘我们也向来不曾见过中国人。
但从小就听说中国人是有尾巴的（即辫发）。都要讨姨太太的。女人都是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如今才明白这话不确实。请原谅我们的错念。’还有一人自以为熟悉东亚情形的。带着讥笑的态度说。‘中国的军阀如何专横。到处闹的是兵匪。人民过着地狱的生活。’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说了一大堆。我说‘此种传说。全无根据。’同行的某君。也报以很滑稽的话。‘我看你们那里会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等我们革命成功之后。简直要把显微镜来照你们比利时呢。’就此一笑而散。”
我们的杨女士虽然用她的尊脚征服了比利时女人，为国增光，但也有两点“错念”。其一，是我们中国人的确有过尾巴（即辫发）的，缠过小脚的，讨过姨太太的，虽现在也在讨。其二，是杨女士的脚不能代表一切中国女人的脚，正如留学的女生不能代表一切中国的女性一般。留学生大多数是家里有钱，或由政府派遣，为的是将来给家族或国家增光，贫穷和受不到教育的女人怎么能同日而语。所以，虽在现在，其实是缠着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女人还不少。
至于困苦，那是用不着多谈，只要看同一的《申报》上，记载着多少“呼吁和平”的文电，多少募集急赈的广告，多少兵变和绑票的记事，留学外国的少爷小姐们虽然相隔太远，可以说不知道，但既然能想到用显微镜，难道就不能想到用望远镜吗？况且又何必用望远镜呢，同一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里就又说：
“……据说使领馆的穷困。不自今日始。不过近几年来。有每况愈下之势。譬如逢到我国国庆或是重大纪念日。照例须招待外宾。举行盛典。意思是庆祝国运方兴。
兼之联络各友邦的感情。以前使领馆必备盛宴。款待上宾。到了去年。为馆费支绌。改行茶会。以目前的形势推测。将后恐怕连茶会都开不成呢。在国际上最讲究体面的。要算日本国。他们政府行政费的预算。宁可特别节省。惟独于驻外使领馆的经费。十分充足。单就这一点来比较。我们已相形见拙了。”
使馆和领事馆是代表本国，如杨女士所说，要“庆祝国运方兴”的，而竟有“每况愈下之势”，孟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②则人民的过着什么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小国比利时的女人们究竟是单纯的，终于请求了原谅，假使她们真“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症，那可真是没有面子了。
假如这样，又怎么办呢？我想，也还是“就此一笑而散”罢。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冬华。
②“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语见《论语·颜渊》，是孔丘弟子有若的话，文中作“孟子曰”，系误记。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这“顺”的翻译出现的时候，是很久远了；而且是大文学家和大翻译理论家，谁都不屑注意的。但因为偶然在我所搜集的“顺译模范文大成”稿本里，翻到了这一条，所以就再来一下子。
却说这一条，是出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三日的《时报》②里的，在头号字的《针穿两手……》这一个题目之下，做着这样的文章：
“被共党捉去以钱赎出由长沙逃出之中国商人，与从者二名，于昨日避难到汉，彼等主仆，均鲜血淋漓，语其友人曰，长沙有为共党作侦探者，故多数之资产阶级，于廿九日晨被捕，予等系于廿八夜捕去者，即以针穿手，以秤秤之，言时出其两手，解布以示其所穿之穴，尚鲜血淋漓。……（汉口二日电通电）”
这自然是“顺”的，虽然略一留心，即容或会有多少可疑之点。譬如罢，其一，主人是资产阶级，当然要“鲜血淋漓”的了，二仆大概总是穷人，为什么也要一同“鲜血淋漓”的呢？其二，“以针穿手，以秤秤之”干什么，莫非要照斤两来定罪名么？但是，虽然如此，文章也还是“顺”的，因为在社会上，本来说得共党的行为是古里古怪；况且只要看过《玉历钞传》，就都知道十殿阎王的某一殿里，有用天秤来秤犯人的办法，③所以“以秤秤之”，也还是毫不足奇。只有秤的时候，不用称钩而用“针”，却似乎有些特别罢了。幸而，我在同日的一种日本文报纸《上海日报》④上，也偶然见到了电通社⑤的同一的电报，这才明白《时报》是因为译者不拘拘于“硬译”，而又要“顺”，所以有些不“信”了。
倘若译得“信而不顺”一点，大略是应该这样的：“……彼等主仆，将为恐怖和鲜血所渲染之经验谈，语该地之中国人曰，共产军中，有熟悉长沙之情形者，……予等系于廿八日之半夜被捕，拉去之时，则在腕上刺孔，穿以铁丝，数人或数十人为一串。言时即以包着沁血之布片之手示之……”
这才分明知道，“鲜血淋漓”的并非“彼等主仆”，乃是他们的“经验谈”，两位仆人，手上实在并没有一个洞。穿手的东西，日本文虽然写作“针金”，但译起来须是“铁丝”，不是“针”，针是做衣服的。至于“以秤秤之”，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们的“友邦”好友，顶喜欢宣传中国的古怪事情，尤其是“共党”的；四年以前，将“裸体游行”⑥说得像煞有介事，于是中国人也跟着叫了好几个月。其实是，警察用铁丝穿了殖民地的革命党的手，一串一串的牵去，是所谓“文明”国民的行为，中国人还没有知道这方法，铁丝也不是农业社会的产品。从唐到宋，因为迷信，对于“妖人”虽然曾有用铁索穿了锁骨，以防变化的法子，但久已不用，知道的人也几乎没有了。文明国人将自己们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国来，不料中国人却还没有这样文明，连上海的翻译家也不懂，偏不用铁丝来穿，就只照阎罗殿上的办法，“秤”了一下完事。
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署名长庚。
②《时报》获葆贤创办的报纸，一九○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九年九月停刊。
③《玉历钞传》全称《玉历至宝钞传》，题称宋代“淡痴道人梦中得授，弟子勿迷道人钞录传世”，是一部宣扬因果报应迷信思想的书，共八章。其中第二章《〈玉历〉之图像》中有用天秤称犯人的图像。
④《上海日报》日本人办的日文报纸，一九○四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原名《上海新报》，周刊，一九○五年三月改为日报。
⑤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一九○一年在东京创办，一九三六年与新闻联合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电通社于一九二○年在中国上海设立分社。
⑥“裸体游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办的报纸）登载一则题为《打破羞耻——武汉街市妇人之裸体游行》的新闻，造谣诬蔑当时尚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时中国一些反动报纸曾加以转载。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张资平氏据说是“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你们还在“萌芽”，还在“拓荒”，他却已在收获了。②这就是进步，拔步飞跑，望尘莫及。然而你如果追踪而往呢，就看见他跑进“乐群书店”③中。
张资平氏先前是三角恋爱小说作家，并且看见女的性欲，比男人还要熬不住，她来找男人，贱人呀贱人，该吃苦。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小说。但作者一转方向，则一人得道，鸡犬飞升，④何况神仙的遗蜕呢，《张资平全集》还应该看的。这是收获呀，你明白了没有？
还有收获哩。《申报》报告，今年的大夏学生，敬请“为青年所崇拜的张资平先生”去教“小说学”了。中国老例，英文先生是一定会教外国史的，国文先生是一定会教伦理学的，何况小说先生，当然满肚子小说学。要不然，他做得出来吗？我们能保得定荷马⑤没有“史诗作法”，沙士比亚⑥没有“戏剧学概论”吗？
呜呼，听讲的门徒是有福了，从此会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恋爱，你想女人吗，不料女人的性欲冲动比你还要强，自己跑来了。朋友，等着罢。但最可怜的是不在上海，只好遥遥“崇拜”，难以身列门墙⑦的青年，竟不能恭听这伟大的“小说学”。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那就是——
二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黄棘。
②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创造社早期成员，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他写过大量三角恋爱小说，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自称“转换方向”。他在自己主编的《乐群》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编后》中，攻击《拓荒者》、《萌芽月刊》等刊物，其中说：“有人还自谦‘拓荒’‘萌芽’，或许觉得那样的探求嫌过早，但你们不要因为自己脚小便叫别人在路上停下来等你，我们要勉力跑快一点了，不要‘收获’回到‘拓荒’，回到‘萌芽’，甚而至于回到‘下种’呀！不要自己跟不上，便厌人家太早太快，望着人家走去。”
③乐群书店张资平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开设的一个书店，一九二九年曾出版过《资平小说集》，并在《乐群》月刊上登过将为张资平“搜印全集以飨读者”的广告。
④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东晋葛洪《神仙传》卷四记载：汉代淮南王刘安吃了仙药成仙，“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这里是用以讽刺张资平曾一度宣称自己“转向”革命的投机行为。他在《乐群》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十月）的《编后并答辩》中曾说：“论我的作品，截至一九二六年冬止写《最后的幸福》后，就没有再写那一类的作品了。无论从前发表过如何的浪漫的作品，只要今后能够转换方向前进。”
⑤荷马（homeros）相传为公元前九世纪古希腊的行吟盲诗人，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作者。
⑥沙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著有剧本《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种。
⑦门墙语出《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后来常以“门墙”指教师讲学的地方。
知难行难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②，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③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④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⑤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⑥”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⑦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⑧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⑨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佩韦。
②“偃武修文”语见《尚书·武成》。
③“治国平天下”语出《礼记·大学》：“国治而后天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