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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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康安此奏，颇有“畏难”、“畏怯之意”，原因何在？是福康安老朽因循，或是胆小惧战？看来都不象。此时福康安正处在年富力强勇于创功立业之时，而且蒙受皇上特殊恩宠。福康安乃一等忠勇公傅恒之子、孝贤皇后之侄，很早就荣任头等侍卫、户部侍郎、副都统。乾隆三十八年起，福康安参加二征金川之役，任领队大臣，多次率兵攻取敌军险碉，军功卓著。平金川后，福康安以功封三等嘉勇男，图形于紫光阁，赐御用鞍辔马和双眼花翎，擢都统，相继任吉林将军、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署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并任军机大臣、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总管健锐营官兵大臣、后护大臣等职。乾隆四十九年甘肃回民田五等起义，福康安蒙帝授为钦差大臣和陕甘总督，同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领兵往征，旋因大学士阿桂被授为将军，福康安才改为参赞大臣。福康安等抵达甘肃后，奋勇进攻，很快就将起义镇压下去，皇上大喜，晋其为嘉勇侯，转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升任协办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
这样一位正在勇建功勋的大帅，居然在蒙帝钦派为征台将军时，呈上“畏难”之折，显然是有原因的，简而言之就是他认为义军太强，官兵太弱，难以速见其效。此时，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义军，多达一二十万人。台湾全府，除郡城、诸罗县城及鹿港等少数港口村庄外，广大地区已为义军占据。官军连遭失败，士气低下，畏敌惧战，动辄溃逃。将军常青统率重兵，龟缩郡城，对五里之外的庄大田部营盘，不敢稍有冒犯。福建水师提督、参赞柴大纪困守诸罗，局势险迫，危在旦夕。柴虽多次飞章告急，常青就是不敢亲领大军往援。尽管朝廷一再督促，福州将军、参赞恒瑞被迫带兵五千进据盐水港，距诸罗仅四十里，总兵普吉保有兵五六千久驻鹿港，后进驻元长庄、月眉庄，离诸罗县城仅五里，皆畏敌势强大，不敢死战却敌，解救诸罗之围，而长期坐守。
出现这种十分危急的局面，并不是由于将军常青统辖之兵太少。乾隆皇帝在八月二十二日斥责常青胆怯无能时说：“今常青原带之兵，已较黄仕简在彼时为多，又经陆续添调闽省及粤东、浙江绿营驻防兵，共计不下二万，兵力如此厚集，而复何所藉口，常青可不勉图进取稍赎前愆耶？”［2］黄仕简、任承恩攻会党时，统辖增台援军一万三千余名，常青赴台时还多于此数，再加上续调之兵二万，以及台湾府额兵一万二千余，总数约在五万名左右。常青拥兵五万，尚且不能削平义军，且局势迅速恶化，诸罗县城旦夕不保，全台尽失之日不远。在这样危险形势下，朝廷只增派贵州、湖北、湖南各绿营兵二千和四川“屯练降番”兵二千，一共八千名，这样数目的援兵，能改变台湾危局码？可能性不大。
而且更可能使福康安担心的是军队的素质问题。加上新增之兵，官兵总数约为六万名。此数不为不多。义军虽号称一二十万人，实际上编成队伍的士卒只有三、四万人，其余皆是会员及“附合之人”，仅在村庄活动。因此，仅就正规士卒的数量而言，官兵还超过了义军。但是，这六万名官兵，绝大多数是闽、粤、楚、浙、湘、桂等省的绿营兵，驻防满兵不过三四千人，战斗力本来就不强，兼之，经过大半年的用兵，连吃败仗，士气更为低下。与两年多以前征剿甘肃回民起义时的军队相比较，显然平回之役的官兵更为精干骁勇。当时，福康安、海兰察用兵不及一月，即将回民起义镇压下去了。能够这样快取胜的原因，固然较多，如决策正确、任帅得当，等等，而其中重要的一条却是官兵的战斗力相当强。福康安统领之兵并不多，只有一万名，但素质较好，计有北京火器、健锐二营精兵二千、阿拉善蒙古兵一千、宁夏满兵一千、“四川降番兵”二千、老教回兵一千及甘陕延绥之兵三千。他们打起仗来，奋勇争先，奔驰射杀，猛不可挡。
正就是由于征台之役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所以，刚建功勋的福康安将军才感到信心不足难胜重任，而向皇上呈交了如此“畏难”的奏折。
乾隆帝一看福康安之奏，十分惊讶，非常忧虑，大帅如此“畏怯”，焉能克敌制胜！此病不除，前途难卜。因此，他于八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连下三谕，详述进剿必胜的原因，勉励福康安勇担重任。他于二十四日谕军机大臣：前因常青等办理剿捕之事，“怯濡因循，茫无成见”，故特派福康安前往更换，督办军务。“今阅奏到之折，看来福康安竟不免为常青所惑，略有畏难之意”。现“添调之兵，不为不多。况福康安带领巴图鲁侍卫等百余人，皆属屡经行阵矫健可用，以如许兵力，而又得奋勇带兵之人，更何必于此时先为鳃鳃过计乎”？福康安担心义军“滋扰府城”，实为过虑，现福康安与海兰察等同往，“各路增调之兵万余，又已到齐，且有巴图鲁侍卫等百余人”，怎会“虑其乘虚滋扰之理”？“福康安又何所顾虑而先存畏怯之意，甚不满朕所望矣。福康安身为统帅，军中俱视其意向，若先有示怯之意，则以下将弃等，更必心存懦怯，士气岂能振奋耶”？“福康安务须坚持定见，胸有成算，相机妥办，不可稍涉游移。总之此事全在得其窾要，决机制胜，以期鼓勇直前”。“朕廑念军务，早已通盘筹划，今不妨为福康安明白宣示，使之安心”。若常青等仍前株守，“诸罗势竟不支，甚或至台湾全部摇动，则其事必须大办，且将调用京兵及各省兵”，那时自应令福康安驻厦门，俟大兵齐集，“再图进取，必不令福康安止带屯练兵二千冒昧前进，何必于此时先存疑难畏怯之见乎”。“福康安接奉此旨，更当安心镇定，勉图克捷，毋负朕委任之意”。［3］
第二天，八月二十五日，他又降谕军机大臣，除了论证进剿必能获胜以外，着重谈了对福康安的宠信和关怀。他说；“朕临御五十余年，于一切重大事务，经历不知凡几，无不通盘筹划，熟虑机先。今委福康安以剿捕之任，岂有令其冒险前进之理。无论福康安久经简任，寄以股肱心膂，事无巨细，无不休戚相关，断不肯置伊于险地，……岂有福康安为朕所亲信倚任之人，转不为之计出万全耶！……朕之待福康安，不啻如家人父子，恩信实倍寻常，福康安亦当以伊父傅恒事联之心为心，竭力奋勉，……一力担当，若遇事辄先涉张皇，不特朕将何所倚恃，而伊亦将置身何等耶”？［4］
乾隆帝这些推心置腹情深意厚的晓谕，使福康安消除了疑虑，增强了勇气和责任心，迅速赶赴厦门，候风渡台，决心痛剿会党，再为皇上建树功勋。
二、调兵运粮 传授计策
＿乾隆皇帝对征台之役，还作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申斥恒瑞的增兵之请。参赞大臣、福州将军恒瑞于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上奏：“现在贼势甚大，各处占据。臣所领兵五千，仅能防守盐水港等处，若欲暂守已经恢复各地方与接续后路，即需兵二三万，欲捣大里杙等处贼巢，亦需兵二三万，方能集事。”［5］乾隆帝阅过此折后十分生气，于十一月初五日降旨，斥责恒瑞“少不更事，怯懦无能，是以遇事张皇，茫无定见”，著福康安即令恒瑞来京候旨。［6］
其二，强调此战必能获胜之因。他以金川之役加以比较，详述征台之役定能取胜。他说：从前平定金川，前后调兵十万，“此次剿捕台湾贼匪”，福建前后调派满汉官兵二万余名，广东一万三四千名，浙江、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湖北之兵一万四五千名，加上台湾原设额兵万余，“统计已五万余名，兵力实为厚集”。况且金川系土司地方，“番众久经生聚”，地势险隘，碉卡林立，而官兵深入攻剿，直捣“巢穴”，展拓疆宇，隶我版图，不过需兵十万，即克奏肤功。今台湾本属内地，林爽文等不过编户细民，“纠众倡乱，一时蚁聚”，且泉州、广东义民，皆属急公效义，“较之平定金川，难易奚啻倍蓰”。“剿贼制胜之道，全在主将之一心，如能立志坚定，胸有成算，则运筹决胜，自当所向无前，将士等亦俱勇气百倍”。若将兵之人，先就心存犹豫，中无把握，“即使增益多兵，亦难望其勇往得力。福康安当坚持定见”。［7］
其三，筹集大量银米。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五日，乾隆帝下谕：台湾正在用兵，“所有军需等项，动用较多”，著该部于邻近福建各省拨银三百万两，迅速解往闽省备用。［8］不久，广东省洋商潘文严、盐商李念德等奏捐饷银五十万两，山东、长芦盐商捐银五十万两，两浙盐商何永和等捐银七十万两，两淮盐商江广达等捐银二百万两，以供军需及搞赏之用，乾隆帝皆降谕收纳奖勉各商。他还降旨，于浙江、江西、江南、四川、湖广等省派办米一百余万石，运往福建，供应军粮，救济台湾灾民贫民。
其四，嘉奖“义民”，招抚良民，劝散胁从。由于历史的原因，移住台湾的粤民和福建泉州的移民，与彰州移民之间，隔阂较深，常起械斗，林爽文起义后，粤民尤其是住居山猪毛一百余村庄的数万粤民，坚决支持官兵反对义军。泉民起初也很少加入天地会，很少参加义军，史称“爽文本漳籍，故泉人不从乱”。义军攻下彰化后，遣官来鹿港收税，“泉民林凑等起义，一鼓禽之，故彰化海口未失，贼所畏惟泉人也”。黄仕简、任承恩提兵至台，“泉人争思助官兵杀贼，两提督不知驱策，观望逡巡，坐失事机”，故义军乘势“蚕食各村，胁其不从者辄焚掠，于是泉人亦弭耳附于贼。泉人附，而贼势遂不可支，旬日十余万”。［9］
乾隆帝虽远在万里之外，且从未到过福建、台湾，但凭其多年执政的经验和能力，很早就看出了争取粤民、泉民的重要，把它当作是摧垮义军的必具条件之一。早在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他就指令闽浙总督李侍尧拨运大量银米至台，赈济贫民饥民，发给与林爽文部作战的乡勇义民，以免他们“去而从贼”或“穷极攘夺”。一七月二十九日，他又谕军机大臣：“白石湖山内贼匪，经徐鼎士等带兵搜捕，并令兵役义民人等开诚抚慰，即有扶腋归顺者三千余人，鹿藔、金包里等处，又招出难民千余人，俱经该副将送各庄安业，可见贼党虽众，如果能设法招徕，剿抚互用，无难即行解散。”［10］
第三天，八月初一日，他再谕军机大臣：“彰化等处贼匪屯聚，虽据称有一二十万人，但系被贼用威迫胁，勉强听从，不过乌合之众，今经蓝元枚传旨晓谕，即有民人从贼巢投出，自诉并非贼党。该参赞详加开导，谕以擒杀贼匪，立功自效，皆知欢欣鼓舞，共庆更生，是贼匪虽众，易聚亦易散，若能设法招徕，自当纷纷投出，贼党日就解散。”［11］
当将军福康安渡台时，乾隆帝于十一月初一日又降一谕：“广东庄民同心向义，视贼如仇”。南路村庄民人，见大兵云齐，“贼党解体”，纷纷赴常青处呈请赏给腰牌，以为良民之证，北路福康安于所过地方，对各村庄安分之人，亦当照常青所办，赏给腰牌，“俾令各有识别，安庄服业，自为守御，既可以安辑众心，且于官兵进剿后路，更资协助，无虑贼人潜出滋扰，尤为妥善”。“台湾义民甚多，而广东、泉州二处民人，尤为急公，随同官兵打仗杀贼，屡经出力”。康熙年间，广东庄义民“剿贼有功”，总督满保赏给怀忠、效忠等扁额，“是以民人等咸知向义，踊跃自效”。今对广东庄、泉州庄义民，“朕皆特赐扁额，用旌义勇，伊等自必倍加鼓舞，奋力抒忠”。各处“义民”随同官兵堵御防守，“颇为出力”，即日大兵进剿，正当鼓励义勇“协力助剿”，若减其口粮，恐其赀粮不给，“或致渐行散去，转阻其急公效用之心”，著照常支给，不可轻议裁减。［12］
乾隆帝的这一措施，对瓦解义军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胁从”之民纷纷投向官军，庄大田便因“其党羽渐次解散”，不得不“将家眷搬移，潜伏石仔獭地方”，其势日益“穷蹙”，“义民”愈来愈多，支持官兵进攻，踊跃冲杀。这对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使官兵摆脱被动局面，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在将帅配备、兵力调拨、粮饷弹药供应、招抚台民等方面，积极安排的同时，乾隆帝反复思考用兵之法。为了稳妥起见，他专门下谕，询问久经征战、屡将大军、功勋卓著的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命其建言献策。阿桂于七月上奏：“贼众居高临下”，官兵进剿，必须仰攻，不能察其虚实。义军又可“伺官兵之隙，前邀后截，四出滋扰”，若徒拨兵堵御，则官兵不敷分派，惟有将紧要地方，如郡城、诸罗，鹿仔港等处，先为驻兵防守，再选可战之兵二三万，“捣其巢穴”。
乾隆帝又根据军情的变化，陆续降谕，指投用兵方略，基本精神是集中精锐士卒，直攻林爽文大营。在八月二十五日勉励将军福康安勇肩重任的谕旨中，他提出，福康安不必前往府城，而直接进攻林爽文家乡大里杙，“俾贼人闻之，自必回顾巢穴眷属”，则诸罗之围，可不攻而自解，而南路庄大田部，亦必闻风惊溃，纷纷解散，“此为声东击西之计”，可擒其渠。［13］九月二十七日，他又再申前计，谕军机大臣：福康安应同海兰察等统领巴图鲁、侍卫、章京，督率大兵，以全力进剿“贼巢”。若敌由诸罗返救，则福康安等迎头截杀，柴大纪从后跟踪追剿，使其首尾受困，自可全部就擒。如敌不返救，则福康安扫平敌营后挥兵回救诸罗，敌见“巢穴已倾，自可不战而溃，最为善策”。［14］
将军福康安于九月中在厦门上折奏称：敌军“近更猖獗，自凤山至彰化，要隘处所半被贼据，南北两路，声气相通，每于官军经过之地，从中突出邀截，以致郡城、诸罗两处，受困日久。臣一到鹿仔港，即整兵前进，务将贼匪屯聚相联之处，痛加剿杀，使其首尾不熊相顾。”乾隆帝就此批示：“是。以彼巧计攻彼，此语得之。”［15］九月下旬，福康安又送出一折，奏称：此次由鹿港进剿，必须南北两路并力合攻，“使贼匪分散”。现咨常青、恒瑞、柴大纪、蔡攀龙等临期合攻，一面抚谕附近被胁民人，令其各保村庄，“杀贼自效”，道路自无虑梗塞，然后进逼大里杙“贼巢”，约会淡水官兵、由乌日庄夹攻，不难一鼓歼擒。
福康安此奏，固然是遵照谕旨而制定的，集中兵力，南北夹攻，直捣大里杙林爽文家乡，但是，揆诸战阵实情，此举未免欠妥。因为，柴大纪、蔡攀龙久困诸罗，粮尽弹绝，疲惫不堪，区区三千左右弱卒，怎能冲锋陷阵。参赞恒瑞虽拥兵五千，却怯儒畏敌，长期坐扎盐水港，不攻不战，以增兵六七万相请。原将军常青，拥兵株守，根本不敢言战。假如福康安真按上述方案行动，届时必然是名为诸路合攻，实则仅只福康安孤军作战，柴大纪、蔡攀龙不能突围会合，恒瑞、常青不愿也不敢领军参战，而对方林爽文、庄大田两部人马倒很有可能如期会合两面夹攻，局势就将难以收拾了。
“为军旅要务，晓夜思维”，“无微不到”的乾隆皇帝，可能已察觉此计欠妥，故一当看到福康安之折后，即于当日（十月十六日）决定改变进攻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