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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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一则会被皇上认为自己无能，堂堂执掌一省绿营军队之大帅，竟然对付不了区区乌合之众；再则也会开罪于顶头上司闽浙总督常青，惹怒统率驻防八旗的福州将军恒瑞，求派重臣来台，自然是意味着闽浙总督与福州将军是尸位素餐，难胜敌军，才有此请，这两位大臣岂能不找机会对己报复？如果不是军情紧急，台局危险，任承恩是不会如此冒昧的。
执政五十年素以英明自诩的乾隆皇帝，照说对此情景应是了如指掌，能够妥当处理的，不料，他竟未能洞察真情，反而作了错误的批示和安排。他对任承恩欲渡台征剿，批示说：“岂有两提督往办一匪类之理！若不诚，是巧诈，若诚，是至愚。”对其请派重臣，则批示：“更不成话，不料汝亦如此至愚。”［8］他在痛讥任承恩愚蠢荒唐的同时，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长谕，讲述对付台湾起义之事。他说：
“此等奸民纠众滋事，不过么么乌合。上年台湾，即有漳、泉两处匪徒械斗滋扰等案，一经黄仕简带兵前往督办，立即扑灭。今林爽文等结党横行，情事相等，该提督到彼，匪党自必望风溃散。即使该提督病后，精神照料未能周到，亦止可添派能事总兵一员，多带兵丁，前往协剿，乃任承恩竟欲亲往，岂有水陆两提督俱远涉重洋，办一匪类，置内地于不顾之理！至所请简派钦差督办，更不成话。督、抚、提、镇俱有绥靖地方之责，设一遇匪徒滋事，辄请钦派大臣督办，又安用伊等为耶？从前康熙年间，台匪朱一贵滋扰一案，全台俱已被陷，维时止系水师提替施世骠带兵渡台进剿，总督满保驻扎厦门调度，不及一月，即已收复蒇功，伊等岂竟未闻之乎？”［9］
正当乾隆帝大谈不需多调兵马、削平义军易如反掌之日，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军，却已连下彰化、凤山、诸罗三县，台湾全府丢失大半，官军困守于郡城，形势十分危急。
林爽文等人起义的经过，大致如下。早在乾隆五十一年七月，诸罗县捐贡杨光勋与其弟监生杨功宽争财起衅，杨功宽因兄长已入天地会，有会党支持，遂另立雷公会，结党相抗。台湾总兵柴大纪、台湾道永福饬属下查拿，把总陈和拿获天地会会员张烈，会众“夥党抢夺”，杀死陈和，救出张烈。柴大纪偕永福赴诸罗，拿获杨功宽等五十三人，为欲大事化小，改天地会为添弟会，按光勋弟兄不和故结会相争而结案，以免牵涉上违禁的天地会而遭受朝廷责斥。果然瞒过了皇上，乾隆帝阅过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呈报上述情形的奏折后，下谕嘉奖柴大纪、永福“办理此事，尚属迅速妥协，著交部议叙。”［10］
张烈被会友抢救出险后，同一些天地会员，逃奔林爽文处，商谋起义。五十一年千一月初，总兵柴大纪北巡至彰化，理番同知俞长庚请柴留驻统兵镇压，柴大纪不从，仓皇回郡，遣游击耿世化领兵三百名，偕台湾府知府孙景燧赴彰化。彰化县知县俞峻派衙役杨振国往拘林爽文，随即查出林爽文曾“犯窃被获，系该役卖放”，即将杨振国收禁。十一月二十五日，俞峻与北路营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至大墩，离林爽文居住之庄还有七里，不敢前行，安营驻扎，谕令村民擒拿林爽文等人献官，如不捉拿，即将村庄焚毁，并“先焚数小村怵之”。被烧的村民并非会党，纯系无辜百姓。村民极端愤怒，“号泣于道”。“爽文遂因民之怨，集众夜攻营，”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全歼官兵，斩杀知县俞峻、副将赫生额和游击耿世文。林爽文乘胜进攻彰化。此时县城只有兵士八十人，根本无力抵挡。林率众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攻下县城，杀知府孙景燧、理番同知长庚、摄知县事刘亨基、都司王宗武、署典史冯启宗，十二月初一日又打下竹堑，杀巡检张芝馨。会众拥林爽文为盟主大元帅，驻彰化县署，建元顺天，以杨振国为副元帅，王作为征北大元帅，王芬为平海大将军。爽文以玄缎为冠，盘两金龙，结黄缨，自顶垂背，衣衮服，高坐于堂上，会众欢呼万岁。十二月初六日，林爽文又破诸罗，杀摄县事董启埏、典史钟燕超等，各地会众纷起响应，连破斗六门、南投、猫雾捒等处，杀县丞周大纶、陈圣传，郡中大震。台南庄大田也起于凤山。庄大田闻知林爽文起义后，与族弟大韭、大麦等号召庄民会众，椎牛歃血，造军器，树大旗，庄锡舍、王阮郭等亦各率众来会。庄大田自称南路辅国大元帅，或称定南将军、开南将军，数日之间，众至数万，于十二月十三日攻下风山县城，杀典史史谦，清军参将瑚图里匹马单枪狼狈逃去，知县汤大奎自尽。
台湾府一共辖有四个县，台湾县为府治之地，附郭，凤山县在府城之南八十里，诸罗县在府北一百七十里，彰化县南距府城三百九十七里。林爽文占彰化、诸罗二县，庄大田据凤山，全府去了一大半，仅剩下台湾府城，犹如孤岛。林爽文于十二月初七日，水陆两路进攻府城，水路有船数百只，陆上有兵万余，连攻三日未下。二十七日，林爽文与庄大田再次合攻，亦未能得手，撤军暂退。一些广东移民居住的“粤庄”村民，以及一些泉州、兴化移民，纵众反抗林爽文、庄大田，“各书义民字样，共相守护”，并协助官兵作战，守住了鹿仔港，斩杀和擒拿了副元帅杨振国等重要首领。
闽浙总督常青在未接到圣旨之前，已于十二月先后派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总兵郝状猷、副将徐鼎士、林天洛等将，领兵一万余名援台，于五十二年正月初陆续到达台湾府城及北淡水，原驻澎湖之兵亦于十二月十四日到台湾府。
此时，增援台湾的清兵有一万三千余名，台湾本府有额设驻兵一万二千余，两者相加为二万五千余，还有广东及泉州等移民中支持清军的“义民”，人数并不少于天地会起义军。官兵军器远远超过义军，枪炮弹药皆比林爽文、庄大田部更为充裕，如果统帅调度有方，将弁奋勇，本来是会很快扭转战局的。但是，一则台湾额兵缺员太多，且极懦弱，再则更为重要的是主帅怯战畏敌。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虽然是将门之家，很早就袭封一等海澄公，历任衢州总兵、湖广提督、广东提督等职，但并末打过多少大战，此时又年老有病，更为胆小。任承恩虽系勇将总兵任举之子，却未能继承父志刻苦习武，“素不知兵”，不过一纨绔子弟。黄仕简驻府城，“卧病床榻”，仅派台湾总兵柴大纪北取诸罗，总兵郝状猷南取凤山，自己却长期拥兵坐守郡城。柴大纪率兵二千余名，在“义民”的支持下，于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在外山部竹地方与会党交战，擒获将军廖东等人，二十二日又获军师侯辰、吴映、张请先等人及“番妇”八十余人，攻下诸罗县城。”郝状猷带兵三千余名，南出二十里即为义军拦阻，顿兵四十余日，才收复离府城仅八十里的凤山空城。任承恩于正月初到达彰化县属的鹿港后，观望等待，不敢进攻四十里外的林爽文家乡大里代军营。郝状猷因凤山县城空无居民，遂招民复业，庄大田乘机派遣会员混入城内，并于三月初四日起猛烈进攻。郝状猷虽统兵二千余名守城，但胆怯畏战，于初八日弃城而逃，遁归府城，凤山县城又落入义军手中。林爽文与庄大田分别率军攻打各地官兵和“义民”村庄，尽力截断府城与鹿港的联系，势力迅速发展。
面对义军的强大攻势，水师提督黄仕简与陆路提督任承恩皆胆怯惧战，一个是“株守郡城”，另一位则静坐鹿港，又因二人官衔相当而互不相下，“彼此观望”，只是不时檄令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官，分率所部，前往堵御义军在各处的进攻，时东时西，时南时北，疲于奔命。清军处于严重被动的局面。
乾隆帝在批准常青派遣水陆提督赴台之后，既迫切盼望捷音，又有些担心。他于二月初一日得悉黄仕简于正月初四日抵鹿耳门、任承恩初六日到达鹿港的消息时下谕说：“此等么么贼匪，原不过一时乌合，现在黄仕简、任承恩督兵会合搜剿，自无难立时扑灭。”［11］但是，他又因黄、任俱系提督，恐其不能和衷共事协同征战，于二月初七日下谕，申斥黄、任二人，催促调任湖广总督的原闽浙总督常青渡台统辖全军。谕旨说：黄仕简、任承恩抵台已逾一月余，“何以至今尚未据奏报剿贼消息”，著传旨严行申饬。“看来黄仕简、任承恩全不谙事理轻重缓急，且彼此俱系提督，不相统摄，竟有互相观望之意，于剿捕事宜不能得力”。［12］
不久，当他看到军事进展迟缓，分析其因时，愈来愈察觉出二人保命避战的真情，便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旨对二人多次斥责，并因其毫无悔改之意，而将其革职拿问。三月十四日他降下一旨：“黄仕简、任承恩始终贻误紧要军机，其咎甚重，必须拿问”。常青到台湾后，遵照前旨，先将二人摘去花翎，送回厦门。［13］过了七天，三月二十一日，他又下一谕：台湾林爽文等纠众滋事，“水陆二提督带兵分路进剿，并不亲临行阵，定期会攻，黄仕简株守郡城，任承恩安居鹿仔港，仅派委将弁等零星打仗，二人彼此观望，不思埋根首进，惟事迁延，致贼匪日久未就扑灭”。现据李侍尧奏称：“南北两路该提镇等，各有牵制，不免坐费时日”，著将任承恩解任革职拿交刑部问罪。［14］又过了六天，三月二十七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述台湾情形，并抄录了海防同知杨廷理察帖。杨廷理禀称：“贼匪滋事以来，大兵仅属固守，皆以兵单难于远捕为辞，如彰化早经恢复，而任承恩驻兵鹿仔港，普吉保驻兵埔心庄，诸罗收复月余，而柴大纪驻兵城外，凤山复经收复，郝状猷分驻四门静守，黄仕简驻守郡城，以致贼匪各路啸聚。现在台湾之兵，统计一万三千有余，合之则多，分之则寡。”乾隆帝批示：“该同知所察各情形，早在朕遥度之中，可见兵力以分而见单，伊等贻误，实由于此。”著将黄仕简革职，拿交刑部治罪。［15］
三、庸帅常青株守郡城 全台危在旦夕
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中谕惩水陆提督黄仕简、任承恩起，到十一月初福康安至台止，这八个月征剿义军的重担，是由皇上钦派的将军常青承担的。
乾隆帝虽然低估了台湾林爽文义军的力量，但对台湾的局势仍然十分重视，很早就在人事安排上作了变动。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初十日，他降下一谕：现在水陆两提督业已渡台征剿林爽文，“逆匪自无难立时扑灭。惟是海疆重地，将来善后事宜，均须妥协筹办。”湖广总督李侍尧久任封疆，虽于军旅未娴，而办理地方事务，于轻重缓急事宜，较为熟练，著将李侍尧调补浙闽总督。湖广系腹地省分，且地方宁谧无事，常青自能胜任，即将闽浙总督常青调补湖广总督。［16］
过了十八天，正月二十八日，他因黄仕简、任承恩均系提督，难以统摄，又降一旨命常青渡台督师。谕旨说：黄、任均系提督，体制不相上下，且水陆各有所辖，难以统摄。常青对办理善后事宜，不如李侍尧谙练，“而督率搜捕，则常青为优”，著常青待李到闽后，即亲自渡台，督率剿捕，［17］常青奉旨后，于二月二十二日至厦门，等待顺风，三月初抵达台湾府城。
乾隆帝把尽快削平会党的希望寄托于常青身上，给其提供很多优越条件。四月初四日他接连下达三道重要谕旨，讲了四个问题。其一，授常青为将军，以福州将军恒瑞、福建陆路提督以期枚（由江南提督调任）为参赞，“俾事权归一，军威益振，蓝元迅奏荡平，绥靖海疆”。其二，严肃军纪，诛戮逃将。海坛总兵郝状猷统兵三千余名，系“派往南路剿捕大员”，收复凤山县城后，理应一面派兵，设卡防守，一面亲率将弁，征剿敌军，“乃安坐营盘”，既不能先事防御，又当闻听参将瑚图里被敌拦截之时，不即亲督弁兵前往接应，奋勇冲杀，反而畏敌退避，潜回郡城，官兵纷纷溃散，致使凤山县城又复失陷。“似此畏怯偷生之员，若不明正典刑，其何以肃戎行而昭军纪！”著常青将郝状猷在台湾郡城众将弁之前正法。参将瑚图里身系满洲，前当会党攻打凤山时，所统兵丁即为敌军冲散，本人仓皇骑马遁回府城，已有应得之罪，此次又畏惧敌势，潜行逃避，罪责难逃，著常青将其正法示众。其三，处治黄、任。黄仕简、任承恩贻误紧要军务，“均应按律即行正法”。但念黄年老有病，任承恩又系总兵任举之子，任举于金川用兵时阵亡，其长子又以救火得伤身亡，无有子嗣，任承恩亦无子，若将任承恩正法，则临阵捐躯的任举竟至绝嗣，二人均可免其一死，将黄仕简所袭一等公爵革去，令其长孙黄嘉漠承袭。其四，增派援兵。台湾现有援兵一万三千余名，常青又飞咨添调闽、粤、浙兵七千名。李侍尧等已调广东潮州、碣石二镇兵四千名。因浙兵“向来柔懦”，著停调，改派福建驻防满兵一千，代替浙兵，由福州将军恒瑞率领赴台。福建续调的二千名兵士，著蓝元枚统领。一共增派援兵七千名。
在此前后，乾隆帝又连续下谕，指授用兵方略，勉励将弁奋战。他在三月二十七日降旨：若必待粤兵至台，始行进剿，则“竟须至五月，岂不旷日持久”。著常青将台湾现有之兵，“择其精壮者，亲身带至大里代贼巢，痛加歼戮，将首犯林爽文擒获，其余附从，自纷纷瓦解，固属甚善”。若台湾之兵“实不可恃，必须接济”，则待粤兵到后再进攻。［18］四月初一日，他又降谕给军机大臣，强调集中兵力征剿。他说：康熙年间进剿朱一贵，不及一月即成功，“盖由大兵会合一路，由厦门进攻，声威壮盛，贼匪望风胆落，故能一举歼灭”。此次黄仕简、任承恩系分路渡台，其余将弁又各由别途陆续起行，“已觉兵势稍分”。二人赴台后，理应会合：“厚集兵力，直捣贼巢，将首恶缚擒，余党自必瓦解”，乃二将仅派拨各将“零星打仗，四处堵御，以致贼匪从而生心，得由山径绕道蔓延，各处啸聚，官兵转为所牵制，兵分而力见单”，幸而敌军未施巧计，否则“岂不又蹈木果木之覆辙耶”？“著常青抵台湾后，即将各路官兵调集，会合一处”，“以期兵威壮盛，士气振奋，专力全赴贼巢搜剿，断不可又蹈黄仕简、任承恩故辄，轻分兵力，观望迟延，俾贼匪得以四散牵制，蒇事致稽时日也”。［19］
过了两天，四月初三日，因李侍尧奏林爽文于家乡“掘壕放水，多筑土墙，安设炮位”，他又降旨：“贼党盘踞穴巢，以图并力固守，看其光景，别无他图窜匿之计，转可聚而歼戮，其事尚属易办”。但恐大兵云集，四路围攻，敌军计穷力蹙，窜入内山，致稽缓时日，著常青抵台后，“即将各路官兵调集，会合一处，拣派精锐，亲行带领”，直赴敌巢，“奋力围剿，务将首恶林爽文一鼓擒获，余党歼除净尽”，至于堵其后路，不使窜入内山，则责令柴大纪戴罪立功，“专力堵御”。若其能拿获首犯，不使余党一名漏网，则可宥其前罪，并录其功，否则惟柴是问。［20］不久，因常青奏请遣派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侍卫、章京前往带兵进剿，他于四月十三日下谕，派乌什哈达等八员即日起程，星驰前往。
四月二十日，闽浙总督李侍尧之折到京。李侍尧奏称：凤山再失之后，“贼匪益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