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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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五十八年才赦还京师，授拜唐阿。唆使廓尔喀入侵后藏的六世班禅之弟红教喇嘛沙玛尔巴，虽已病亡，但罪过太大，帝命将其赀产抄没，其在藏内羊八井地方之庙，给与办粮济军有功的济陇呼图克图，其家赀财估价变卖银六万四千余两，招人开垦地亩，耕种青稞，其各处庄田，每年应收租银七千一百余两，俱赏给达赖，为每年如绷、甲绷及“番兵”等应得口粮养赡之用。仲巴呼图克图，当廓尔喀兵入侵扎什伦布时，“倡率众人逃避”，本应正法，乾隆帝念其系六世班禅之兄，谕令解送来京，住于六世班禅曾居住的德寿寺内，不许返藏。孜仲喇嘛罗布藏丹巴在吉祥天母像前假托占词，妄称不可与廓尔喀兵打仗，致扎什伦布喇嘛藏民“皆无固志，相率散去”，酿成大祸，乾隆帝谕令将其“剥黄处决”。
乾隆帝努力探讨变乱产生的原因和保证藏区安宁之法。他联系康雍时期的历史，结合乾隆五十七年内的实际情况，反复思考，终于找到症结所在，这就是噶布伦专权，驻藏大臣虚有其名，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使驻藏钦差大臣牢固掌握藏区军政大权，不许噶布伦专擅。
他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解决这一难题。首先是斥责噶布伦专权横行，滋生事端，祸害藏地，剥夺其权，使其成为驻藏大臣的属下官员。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下谕给军机大臣说：
“……（罗布藏丹巴妄托占词摇惑众心）罗卜藏策登等遂起意讲和，即擅自差人前往贼营讲说，可见藏内诸事俱系伊等主持。而鄂辉于办理罗卜藏丹巴一事，既令噶布伦眼看处决，又将罗卜藏策登等四人，交噶布伦羁禁，是鄂辉办理藏务，无事不商之噶布伦，殊属非是。卫藏一切事务，自康熙、雍正年间，大率由达赖喇嘛与噶布伦商同办理，不复关白驻藏大臣，相沿已非一日。达赖喇嘛系清修梵行，惟知葆真养性离尘出世之人，岂复经理俗务，自必委之于噶布伦。而噶布伦等遂尔从中舞弊，诸事并不令驻藏大臣与闻，又滋生事端，始行禀白，吁求大臣为之经理，迨至事过，仍复诸事擅行，以致屡次滋畔，成何事体！即如上次贼匪滋事一案，系噶布伦索诺木旺扎勒起衅，此次又系噶布伦丹津巴珠尔在彼播煽生事，此即噶布伦不可用之明验。乃鄂辉现在办理藏务，仍事事令噶布伦干与，积习相沿，不可不大为整顿。向来驻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驻扎，视为苦差，诸事因循，惟思年期届满，幸免无事，既可更换进京，今经此番大加惩创之后，自应另立章程，申明约束，岂可复循旧习。嗣后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遇有应办事件，当一一商同办理，噶布伦等与在藏章京会办，不得稍有专擅。……著福康安于抵藏后，将此详细告知达赖喇嘛及各呼图克图大喇嘛等，咸谕此意，嗣后即遵照办理，以期永绥卫藏。”［1］
这道谕旨讲明了四个问题。其一，噶布伦专权。谕旨列举典型事例，说明了西藏军政事务实际上俱由噶布伦主持，诸事并不“关白驻藏大臣”，“不令驻藏大臣与闻”。其二，不许噶布伦掌权擅行。噶布伦营私舞弊，滋生事端，此次五十三年、五十六年廓尔喀兵的两次入侵，皆与噶布伦“起衅”有关，“此即噶布伦不可用之明验”，因此，不能让其专权。其三，噶布伦专擅的条件。噶布伦之所以能把持藏务，专权横行，有其历史条件和客观因素。一为达赖系“葆真养性离尘出世之人”，不会经理俗务，诸事自然委付噶布伦办理，他们便藉此上下其手，事事擅行。二为驻藏大臣视此重任为苦差，因循苟且，惟思三年期满平安无事，即可更换返京，从而听任噶布伦把持专断。其四，革弊定制。从今以后，遇有应办之事，驻藏大臣与达赖一一商同办理，噶布伦与驻藏章京会办，不得稍有专擅。
过了四个多月，五十七年闰四月二十四日，乾隆帝下谕，对上述方针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他指出，以往的驻藏大臣，不谙大体，往往以会见达赖时，瞻礼致敬，“因而过于谦逊”，“即与所属无异”，一切办事与噶布伦等“视如平行”，授人以柄，“致为伊等所轻”，诸事专擅，并不关白驻藏大臣，相习成风，已非一日，从今以后，鄂辉、和琳“均系钦差大臣，除拜佛瞻礼之外，其办事原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至噶布伦等，即系属员，诸事自须禀明钦差办理，如伊犁将军之统辖伊犁，喀什噶尔参赞之统辖回疆，方足以符体制而肃纲纪”。鄂辉，和琳应乘此时机，加意整饬，力矫从前积习，“应事权归一，可期抚驭番民，永绥卫藏”。［2］
这两道谕旨，已把噶布伦之谬误及祸害，讲得非常清楚，将其数落得体无完肤，没其特权，将这藏中之王贬为驻藏大臣的属员。乾隆帝又乘势前进，把噶布伦及戴绷、第巴等官员的任用权拿了过来。他下谕说：从前西藏戴绷、第巴缺出，皆由达赖喇嘛处定补，现改为令“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商议，拣选补放”。噶布伦“责任更要”，遇有缺出，若即将达赖议定正陪之人奏放，“仍不免徇情滋弊”，著交驻藏大臣，嗣后凡噶布伦缺出，会同达赖，于应升用之大内，择其能干之人，“秉公选定正陪”，于各人名下注明如何出力之处，“奏请补用，俟朕拣放”。［3］不久，他又降谕说：前后藏租赋，一向归属达赖、班禅所有，众蒙古平时又皈依布施，故布达拉、扎什伦布商上“蓄积饶多”，驻藏大臣素不过问，听任商卓特巴、噶布伦等“任意侵蚀，各拥厚赀”。嗣后商卓特巴、噶布伦等缺，应听驻藏大臣秉公拣选，其一切收支，“亦令驻藏大臣综核”。［4］
以上谕旨，虽然是直接针对噶布伦而言，但很显然，其目的并不仅限于此。噶布伦之权从何而来？还不是达赖授与的。达赖委命他们管理藏地军政诸务，他们之所以有权，之所以能驱使僧俗官民，不过是因其有达赖的旨意，作为达赖的代理人来行使其权而已。现在，要他们听从驻藏大臣的命令，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奏请皇上任用，这实际上是剥夺了达赖单独任用噶布伦及戴绷等官的权力，削弱了达赖管理藏地军政事务的权力，驻藏大臣与达赖平起平坐，甚至实际掌握军政大权，达赖之权大为缩小。为了保证这一方针的长期执行，乾隆帝又想出了金奔巴瓶这一妙计。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他第一次提出以金奔巴瓶抽签的方式，确定达赖等大喇嘛之化身呼毕勒罕。他谕军机大臣，令其传谕大将军福康安将此列为西藏善后事宜的重要内容。他说：前后藏为达赖喇嘛驻锡之地，各蒙古及“番众等”前往皈依瞻拜，必其化身确实，方足宏衍禅宗。查藏内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呼毕勒罕示寂后，令拉穆吹忠作法降神，俟神附其体，指明呼毕勒罕所在。乃拉穆吹忠往往受嘱，任意妄指，以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亲族姻娅，递相传袭，总出一家，与蒙古世职无异”。甚至丹津班珠尔之子亦出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仲巴与沙玛尔巴（皆呼图克图），同为前辈班禅弟兄，仲巴系扎什伦布商卓特巴，“坐享丰厚”，沙玛尔巴居住廓尔喀，未能分润，唆使廓尔喀兵抢掠，“此呼毕勒罕不真及族属相袭之流弊也。”嗣后应令拉穆吹忠四人认真作法降神，指出实在根基之呼毕勒罕若干人，将其生年月日各书一签，贮金奔巴瓶内，令达赖喇嘛等会同驻藏大臣，“对众拈定，作为呼毕勒罕”不得仍旧如前妄指，私相传袭。［5］
不久，他又将此制推广于蒙古地方，特下长谕专讲此事。他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系宗喀巴之大弟子，世为黄教宗主，“众蒙古、番民素相崇奉”。近年因指认呼毕勒罕之拉穆吹忠古尔登巴等人，法术无灵，不能降神，且徇情妄指，或出自族属姻娅，或出身蒙古汗王公等家，竟与蒙古王公、八旗世职官袭替相似，论之佛法，必无此理。甚至连噶布伦丹津班珠尔之子，亦出有呼毕勒罕，以致众心不服。沙玛尔巴便乘机起意，谋占班禅遗产，唆使廓尔喀抡掠扎什伦布，“远烦大兵声罪致讨”。“朕维护黄教”，欲整饬流弊，因制一金奔巴瓶，派员赍往，设于前藏．大昭，仍从其俗。俟将来藏内或出达赖、班禅及大呼图克图等呼毕勒罕时，将报出幼孩内，选择数名，将其生年月日名姓，各写一签，放入瓶内，“交达赖喇嘛念经，会同驻藏大臣，在众前签掣，以昭公当”。蒙古地方，各旗部落供奉之呼图克图甚多，大小不等，因于京城雍和宫内亦设一金奔巴瓶。如蒙古地方某旗某部出有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其有关小孩之年月姓名缮写签上，入于瓶内，交掌印扎萨克达赖喇嘛呼图克图等，在佛前念经，“并交理藩院堂官公同掣签”，将“从前王公子弟内私自作为呼毕勒罕之陋习永行禁止”。［6］
他在同一谕中，还特别举出一桩土谢图汗欲其子谋袭呼什克图的作弊案件。他说：喀尔喀蒙古诺颜部之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圆寂以后，其商卓特巴那旺达什为寻其师之呼毕勒罕，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庙内行礼，遇见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车登多尔济“欲伊子为呼毕勒罕”，“有意告知那旺达什”其子生时有一点微光，那旺达什便问明此子年庚及父母岁数，又至公额琳沁多尔济家，问明其子年庚及父母岁数，然后入藏求达赖喇嘛、拉穆吹忠指示。达赖命其找拉穆吹忠，拉穆吹忠“看出那旺达什情形，用言试探”，那旺达什将车登多尔济与额琳沁多尔济二人之子告诉拉穆吹忠，拉穆吹忠即指定土谢图汗之子“是真呼毕勒罕”，达赖喇嘛便照此批准。那旺达什从西藏回来时，已有旨禁止私寻呼毕勒罕，乃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仗恃系达赖喇嘛和拉穆吹忠所指，向理藩院呈报。他发现此事可疑，派大臣审讯，查明此事，以车登多尔济“私认呼毕勒罕”，以图使一子袭己职，以另一子为呼毕勒罕，“可得喇嘛财产”，而革其汗爵和副盟长之职，以商卓特巴那旺达什“有意钻谋汗王子弟为呼毕勒罕”，代求达赖喇嘛、拉穆吹忠附会妄指，“其罪更重”，将其“剥去黄衣”，发往河南安置。［7］
这样一来，不仅达赖、班禅和西藏的呼什克图，便是青海、蒙古的呼什克图，其择立呼毕勒罕之权，实际上亦已归属于清政府，这对加强、巩固中央对藏蒙地区的管辖，起了重大作用。
乾隆帝还对革除以往噶布伦缺出皆由东科尔家道殷实世家富户充补的旧习，取消噶布伦四缺中之喇嘛一缺，新设“番兵”三千名经费，以及与廓尔喀通商等事，作了具体的指示，并再三责令福康安等大臣“当趁此将藏中积习剪除，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俾经久无弊，永靖边隅”。［8］
乾隆帝的这些谕旨，为福康安等大臣拟定西藏善后章程，奠定了基础，他们根据皇上制定的方针和重要政策，小心谨慎从事，认真商讨，终于妥善地解决了藏地善后事宜。
二、《钦定西藏善后章程》
大将军、大学士、两广总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等在藏文武大臣，根据乾隆皇帝的谕旨，联系藏区实际，反复思考，提出方案，并会同达赖商议，传达帝谕，积极解决西藏善后问题。
福康安先将“善后章程大意，告知达赖喇嘛”，观其反应，达赖坚决拥护帝之旨意。福康安向帝奏称：“察看达赖喇嘛，感戴出于至诚，一切惟命是听，断不敢稍形格碍”。［9］达赖还特向福康安告称：“此次官兵进剿廓尔喀，收复边境，卫藏得以宁辑，实深欢感，即日专差喇嘛赴京，进表谢恩。”班禅亦因感激帝恩，“恳请差人赴京，赍进表贡”，福康安上报朝廷，乾隆帝十分高兴，谕允其请。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军机大臣议覆福康安奏上的“筹议番兵章程”，条文为：一，唐古特兵丁，一向为五千余兵，系临时在各寨调遣，有名无实，嗣后前藏后藏各设兵一千名，定日、江孜各设兵五百名，共三千名，在该处就近挑补。原设戴绷五人，前后藏各驻二人，以一人分驻定日，现再添设戴瓢一人，分驻江孜，各管兵五百名，督率教演，前藏归游击统辖，后藏及江孜、定日归都司统辖。二，“大小番目”，须分别等级，逐层管束，于额设戴绷六名以下设如绷十二名，甲绷二十四名，定绷一百二十名，递相统辖，分管唐古特兵。遇有缺出，按照等差，由定绷以上，依次递升。其东科尔世家充当兵目，亦一体办理，不准超越。三，“番兵”酌给口粮，每名每年各给青裸二石五斗，调遣征战，每日由商上各给糌粑一斤，并发给执照，免其徭役。戴绷六名，每名按例各给庄田一分，其余人员酌给钱粮，如绷给银三十六两，甲绷二十四两，定绷十四两八钱，俱由前藏商上交取，交驻藏大臣转发。三，兵丁技艺，应令各将备“督同番目训练”，驻藏大臣于每次巡查时，校阅优劣，分别赏罚，驻防将备即以所管兵目优劣，分别等第咨部。此项额兵，定为五分鸟枪，三分弓箭，二分刀矛，军器火药均按名分给。四，更换驻防将备，现在即于随征营员内挑补，嗣后由四川总督派拨，内地官兵不得欺凌藏兵，驻防将弁和戴绷不得私令藏兵服役。军机大臣赞同，帝从其请。［10］清在藏驻兵一千名。这样一来、藏区兵权便归清政府掌握了。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又议覆福康安等续奏的“筹酌善后章程”，共六条。一，驻藏大臣除上山瞻礼外，其督办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等，事无大小，均应禀知办理”。二，大小“番目”，立定等级拣放。噶布伦办理一切事务，戴绷管领番兵，商上孜绷、商卓特巴总司出纳，缺关紧要，不可越次补放，即各缺营官，管理番民，亦应拣选充补。嗣后噶布伦缺出，于戴绷、商上孜绷、商卓特巴内，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拣选正陪奏补。商上孜绷、商卓特巴缺出，以管放口粮的业尔仓、管理刑名的协尔帮、噶厦的大中译及孜仲喇嘛升补。业尔仓、协尔帮缺出，以管理布达拉藏民希约第巴、管拉撤藏民朗仔辖密本、管达赖马厂达本升补。希约第巴、密本、达本缺出，以大缺边缺及噶厦卓尼尔升补。大中译缺出，以小中译、噶厦卓尼尔升补。大缺边缺营官，似小缺营官调补及小中译补放。惟小缺营官，始准于东科尔及喇嘛内拣补。前藏商上铸钱，应专派铸钱孜绷、孜仲喇嘛各二名办理，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挑选，发给清字汉字藏字印照。扎什伦布，管事皆系喇嘛，商卓特巴缺出，以绥绷喇嘛、森本喇嘛升补。绥绷缺出，以孜仲喇嘛升补。森本缺出，以传事卓尼尔升补。其余寨落小缺，仍照向例。所有后藏商卓特巴、绥绷、森本各大缺，及管地营官，均照前藏例，由驻藏大臣会同班禅补放。三，“大小番目”及前后藏管事喇嘛，均不得以达赖、班禅族属挑补。四，驻藏大臣二人，同在前藏，应于春秋两季，轮流前往后藏巡查边界，操演兵弁，所有乌拉人夫，自行给价，不得扰害藏民。五，驻藏大臣衙门，原设理藩院司员一员、笔帖式一员，前藏粮务一员，后藏无文职官员，现于前藏添设粮务一员，于同知州县内派往，后藏添县丞佐贰官一员，俱由川督拣派更换。六，驻藏大臣衙门，及文武各官听差兵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