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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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贝子，赐镐兵银三万两，令其总理藏务，并以其保举的色朱特色布腾，策凌旺扎尔授为噶隆，留大臣正副二人，领兵二千，分驻前后藏镇摄，三年一代。不久，雍正帝又晋封颇罗鼐为贝勒，以其长子珠尔默特策布登统阿里诸路兵保西藏，授为扎萨克一等台吉，并允其请，命礼部铸给“办理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
　　银印一颗，交颇罗鼐掌管使用，以便其“行文管理地方”。清政府对西藏地方军政事务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统辖更为紧密。

二、藏王专权谋反　皇上失察误事
　　乾隆十五年，西藏局势十分紧张，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调兵遣将，阴谋叛乱，差一点导致据藏分裂的大祸。这一危局的出现，与乾隆帝对西藏之事处理欠妥，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乾隆帝即位以后，在西藏问题上继承了皇父雍正帝的政策，不断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这一方针，本来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的错误在子，盲目沿袭了世宗过分依靠、重用颇罗鼐以统辖西藏的错误做法，颇罗鼐对平定阿尔布巴等人的叛乱，防止准噶尔军的再次侵入，密切藏区与中央的联系，的确是尽心殚力，坚决斗争，立下了功勋，因而为帝重用和信赖。雍正帝将颇罗鼐从扎萨克一等台吉连续晋封至贝勒，授予他掌管西藏军政事务的权力，并因其“输诚效力”，所训练的藏兵大有进步，“较前气壮”，而将驻藏之兵减为五百名。颇罗鼐本人也诚心归顺清帝，矢忠朝廷。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在清帝的厚待和支持下，他的势力越来越大，他训练骑兵一万，步兵一万五千，防守各要隘，使准噶尔军不敢复侵藏地。他逐渐成为实际上主管藏区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员，达赖时又年少，潜心学经，虚有其位。就连达赖、班禅每年轮班遣使入贡，都是正使、副使同行，达赖、班禅之使为正使，颇罗鼐派副使，一起至京朝贡。
　　乾隆帝对颇罗鼐更为信任，更加依赖，也对其更为优待。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他下谕晋封颇罗鼐为郡王说：“西藏贝勒颇罗鼐，“遵奉谕旨，敬信黄教，振兴经典，练兵守卡”，甚为勤勉，
　　著加恩封为郡王。［2］他晋封颇罗鼐之长子扎萨克一等台吉珠尔默特策布登为辅国公，授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扎萨克一等台吉。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他又下谕说：西藏郡王颇罗鼐，“素效忠诚，勤劳懋著。自联御极以来，一心靖共，凡事俱竭力奋勉，办理妥协，殊属可嘉”，著加特恩，将其子内封一长子。
　　“长子系日后袭王爵总理彼处事务之人，关系紧要”，著谕告驻藏大臣傅清，将此旨晓谕颇罗鼐，在其二子内择一“才堪继续、悦服众心、裨益公务者保奏，候朕降旨”。傅清随即奏称：谕告颇罗鼐后，其举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帝遂下谕，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封为长子，因珠尔默特策布登从前带兵，在边境出力，晋为镇国公。［3］
　　乾隆帝这两次封授颇罗鼐父子爵位，甚为不妥，带来严重恶劣的影响。一则，这样做，进一步抬高了颇罗鼐父子的政治地位，增强了他们的权势，颇罗鼐原已贵为贝勒，其他噶隆和分管一地的第巴，最高也不过是公爵，大多数人还只是一等台吉、二等台吉，双方之间本来已经就有高低之别，现在他又晋封郡王，比其他噶隆、第巴高出四五级、五六级（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相差更为悬殊，而且，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封长子，爵在贝子之上，其兄又系镇国公，如此显赫家族，在西藏首屈一指，其他僧俗官员望尘莫及。再则，封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长子的谕旨明确宣布，此系“日后袭王爵总理彼处事务之人”，“关系紧要”，这就不仅使颇罗鼐之子孙世袭王爵，而且世代掌管西藏大权，这在西藏是惟一的罕见的例外。西藏管理军政财刑宗教的僧俗官员，如噶隆、第巴、代本等，皆非世袭制，工作有一定的期限，至多是任期较长而已，去世之后其职多由他人接替，即使少数立有功助受上级宠信之人，其子有可能被任命接父之职，亦属罕见。就连达赖、班禅，也是及身而止，不能世袭，原因也很简单，达赖、班禅没有妻室，也就没有儿子。甚至连康熙时执政专权数十年的第巴桑结，虽假传五世达赖之意，（时五世达赖已死多年），以达赖的名义奏称，国事“皆第巴为主”，乞授封爵。康熙帝封第巴桑结为“土伯特国王”，赐其金印，印文为“掌瓦赤喇坦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忒达阿白印之印”，［4］但也未授予其子孙世袭国王、世掌西藏事务的大权。现在，颇罗鼐及其子孙世袭王爵世掌藏事，拥有这样大的特权，在西藏是惟一的也是空前绝后的。这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乾隆皇帝对颇罗鼐是何等格外的宠信和依赖。兼之，颇罗鼐拥兵数万，总理藏务，从而使其成为西藏实际上的最有权势之人，成为名符其实的“藏王”。
　　乾隆帝没有认真深入思考这样做的严重恶果。一人一家世代独揽掌管藏务的大权，自然会削弱中央政府对藏区的统辖，极有可能造成尾大不掉，甚至导致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这样依赖于一位西藏官员，来保持藏与中央的隶属关系和藏地的安全，是十分危险的，这样的支柱很不可靠，这样的基础很不结实，一遇适当时机，颇罗鼐家族可能反叛，这一面似平静的“安全之湖”，便会掀起狂风暴浪，震撼清政府统辖藏区的基础。
　　乾隆帝一向喜欢阅读历史书籍，以古为鉴，此次却似乎忘了这一优良传统。远的不说，五十多年前被皇祖康熙帝封为土伯特国王的第巴桑结，便是依仗五世达赖的名义，扩大个人权势，实际上掌管了西藏军政大权，并利用权力唆使准噶尔汗噶尔丹进攻清政府，给清朝带来很大麻烦，这一惨痛教训难道不应吸取？可是，看来乾隆帝忘了这件事，而把维持、加强中央对藏区的管辖，以及制止准噶尔军再次侵藏的希望，寄托于颇罗鼐及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身上，这无异是饮鸠止渴，危害更大。
　　乾隆十二年颇罗鼐病故，帝谕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郡王爵，“总理藏卫事务”。乾隆帝对其是否能安抚西藏，有些担心，令驻藏大臣予以开导。十二年三月十五日，他谕军机大臣：颇罗鼐在世时，奋勉效力，办事练达，藏区诸事“毋庸置念”。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年幼新袭，未必能如颇罗鼐“收服众人之心”。颇罗鼐在时，“凡事俱由伊主张”，今非昔比，著驻藏大臣傅清逐处留心访查，如果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有“意见不到之处，即行指示，不得稍有疏忽”，并调停其与达赖之间的关系，“惟期地方安静，不生事端”。［5］傅清奏称，阿里克地方原系珠尔默特策布登驻扎管辖，后因其足疾，回藏调养，现已渐愈，令其返阿里克屯驻，帝从其议。八月初十日，驻藏大臣、提督索拜之折到京。
　　索拜奏：遵旨查访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与达赖的情形。颇罗鼐病故后，达赖即欲吊奠诵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不允，经副都统傅清申饬，“旋即悔过”，愿请达赖吊祭，“现彼此和睦，并无异词”。乾隆帝很高兴，批示：“览奏，可释朕西顾之忧矣。”［6］
　　不久，傅清、索拜相继离藏，原四川巡抚纪山因经理金川之事欠妥，降调驻藏大臣。乾隆帝了解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情形乖张，虐使其下，所属无不怨望，且疑忌达赖喇嘛，无尊信恭顺之意”，又请将驻藏大臣所管的火尔噶锡等少数民族，拨与其管辖，“乃事之必不可行者”，经部臣参劾，念其父之功，加恩宽宥，赐谕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予以晓谕，并令纪山查其接谕后的反应及其居心行事。纪山遵旨访查后，于十四年秋奏称：珠默尔特那木扎勒情性乖张，属下俱怀怨望，且其又“有疑忌达赖喇嘛之心，恐日久众怨愈深，达赖喇嘛亦不能忍，致生事端”，请将其兄移来前藏，“协同办事”，并将达赖移驻泰宁。乾隆帝以其所议欠妥，于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两次下谕，斥其“见识甚谬”，“殊未妥协”，将使“土伯特疑心”，而拒绝其请。［7］但是，他也觉察到纪山难以应付复杂局面，于十月二十三日的谕旨中，令派傅清再次进藏，与纪山同为驻藏大臣。他并着重指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断不能如其父之安静奉法，其“纵恣逞威，人心离怨，多行不义，必自速厥辜”，谕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和纪山、傅清四人“密行会商”，“有备无患”。［8］
　　此谕刚下不久，十二月十一日驻藏大臣纪山之折又到，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控告其兄镇国公珠尔默特策布登发兵兴乱，欲征取果弼奈，直往西藏，已调兵防护，并奏闻请旨。乾隆帝于当日连下四道谕旨。在给军机大臣之谕中，他指出珠默尔特策布登不大可能作乱，恐系其弟之捏控诬陷，令四川总督、提督备兵二三千，以备入藏平乱。在给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弟兄二人之谕中，劝其和解罢兵，听帝裁决。紧接着，他又陆续下谕，指示驻藏大臣、四川总督、提督注意形势的发展，防止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作乱。四川总督策楞于十四年十二月奏请恢复原来裁去的五百名驻兵，因驻藏大臣手下目前只有兵一百，难以应付事变，且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刚奏准裁去这五百名驻兵，便生事端，更表明应当恢复原制。乾隆帝于十五年正月初四日收到策楞之奏，十七日下谕给军机大臣，令传谕傅清及往代纪山之侍郎拉布敦，命其商议恢复五百名驻藏之事，如有益，则复设。纪山离藏以前，因被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封锁消息和受其影响，在奏报其弟兄争端时，偏听郡王的话，并言其兄镇国公珠尔默特策布登已于十四年十二月去世。
　　驻藏大臣傅清、四川总督策楞、四川提督岳钟琪也一度未曾看出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诬陷其兄杀戮其兄之真情和实质，于十四年十二月末联合上奏，误认为，此系由于郡王“与兄不睦，架捏诬害，决不致有侵犯内地之事”，乾隆帝赞同三人之议，于十五年正月十二日，下谕说，此言“大约近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承受天朝爵禄，保有藏地，尊荣已极，更欲何为？倘使称兵犯境，实乃自速厥辜，毫无益处，伊岂肯出此？”［9］
　　十五年四月初四日驻藏大臣傅清之折到京。傅清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前往萨海等处，安抚伊兄“所扰之人”，察阅哈喇乌苏等处兵丁，已于三月初一日起程。其“感念”帝恩，“不惜其身，欲竭力报效”。乾隆帝读过奏折后下谕：现在珠尔默特策布登已死，“藏地宁静无事，从前生此事端”，皆系纪山处理不当所致。［10］
　　十五年五月初五日，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的紧急奏折到京，言及已察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前往萨海地方，“有调动部兵搬运炮位”等情形。乾隆帝下谕给军机大臣，仍以为其系因兄长的属人不愿归顺于己，欲前往办理，调兵防卫，或系因兄弟争斗，惧朝廷治罪，故往萨海躲避，并非欲图集兵谋叛。他强调指出：
　　朕去年加恩赏赉，及允伊与青海亲王联姻，前后恩旨，实足以释彼之疑，想尚未到，如经奉到，自必晓然喜出望外，不复怀疑矣。若谓其别有异谋，则不必虑。从来有异谋者，非有所贪图希冀于所不当得，则必祸患迫身，出于不得已。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言之，伊身为藏主，操生杀而擅富贵，俸赐所颁，贸易所入，岁获重赀，而且倚藉中朝声势，众蒙古皆与往来，可得厚利，伊更何所贪图希冀？若叛去，则全无所得，伊何所利而反耶？至伊远在天末，虽有大臣往驻，并不监制其行为，分夺其声势，伊又有何拘束困苦，而以逆谋自救耶？利无可图，害无可避，而谓其将有异谋，诚过虑也。且使果有异谋，则西藏伊所驻扎，何不据此举事，而转至萨海，欲何为耶？……即如从前以五百兵驻藏，何足御侮，况已经撤回，若更令重驻，彼第以五万之众应之，势必不敌，将见番属骚然，兵民俱困，天讨未伸，即内地不胜其扰。以此观之，惟当镇静持重，听其自行自止，在我本无加罪之意，在彼自不存致疑之端，傅清、拉布敦当领会此意。……
　　彼时（冬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当已深知天朝德意，积疑冰释矣。将此详悉传谕傅清、拉布敦知之。”［11］
　　这道谕旨，十分准确、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乾隆帝对藏王的政策是极为错误的，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其一，乾隆帝过分依赖和优遇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使其掌握了西藏军政财刑大权，成为西藏最有权势和极其富豪之统治者，即谕中所说“身为藏主，操生杀而擅富贵”。其二，过分姑息养好，对藏王的不法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最多是略加规劝，且听其辩解即置之不问。乾隆帝明明知道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虐使其下，且与达赖喇嘛不和”；驻藏大臣纪山至藏一月以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才出来相见，“颇有轻忽之意”，他也了解其兄之死甚有疑问，但一经其巧言诡辩或“自请处置”，即不了了之，不子深究，不加防范。甚至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奏请撤走驻藏的五百名兵士时，他也轻从其请。
　　这样的纵容，必然会助长藏王的专横跋扈，使其不轨之心愈益发展，最终走上兴兵叛乱的道路。
　　其三，因循苟且，欲图侥幸免祸。乾隆帝认为，战火一燃，藏地骚动，其地“地居极远”，征讨未必成功，而内地却早已不胜其扰，因此，“惟当镇静持重”，即听其自行自止，不要施加约束，以图幸免战祸。
　　其四，驳斥了傅清之议，不许他们轻易怀疑藏王，更不许他们采取措施制裁藏王。他不厌其烦地找出各种藉口，来证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不会谋反，不会兴兵反抗朝廷，一再警告傅清、拉布敦要慎重，不要过虑，不要认为其将谋叛。
　　过了一个月，六月十一日，驻藏大臣拉布敦的奏折又送到京师，言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将恭布等处火药带走四十九驮，调去兵一千五百名，“藏务尚在未定”，乾隆帝仍然下谕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不会“有叛逆之意”，不可轻举妄动。
　　乾隆帝的这些错误做法，削弱了应变之力，束缚了驻藏大臣的手脚，滋长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逆的野心。他本想纵容其行以免战祸，不料，姑息养奸，就在他再三强调藏王不会反叛之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却早已潜谋不轨，调兵遣将，快要发动公开叛乱了。

三、“双忠”计诛叛王　为国捐躯
　　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在西藏拉萨，发生了“双忠”计诛叛王为国捐躯可悲可喜的大事。原来，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于十二年袭承王爵总理西藏事务以后，就与达赖不和，对达赖“无尊信恭顺之意”，且仇恨驻藏大臣和驻兵，欲图谋叛，驱逐驻藏大臣，孤立达赖喇嘛，割据西藏，自立为王。他于十三年奏罢驻藏五百兵士，十四年发兵攻打其兄镇国公珠尔默特策布登，迫其致死，并逐其子。他还秘密通书准噶尔，请兵为外援。十五年三四月，他又扬言准噶尔兵将侵西藏，聚党二千，欲图发动公开叛乱。藏王的如此不法行动，使当时的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心忧似焚，急谋对策。傅清是孝贤皇后和大学士傅恒之弟，乾隆初由侍卫累迁至天津镇总兵，十一年授副都统任驻藏大臣，十三年还任天津总兵，迁古北口、固原提督，十四年末因纪山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