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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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这样分析兆惠失利之因，引咎于自己“轻视逆回”责己而不委过于将帅，既找到了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又对用兵回部苦苦厮杀的将领士卒慰谕劝解，宽其畏过怕责之心，论事合情合理，论情宽厚抚爱，对激励三军以利再战，定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乾隆皇帝还对从征被围之人从重奖赏，以兆惠“甚属奋勉”，“深入贼巢”，“志在灭此朝食”，“忠诚勇敢”，由一等武毅伯晋为武毅谋勇一等公，加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褂，额敏和卓赏给郡王品级，霍集斯伯克晋贝子加贝勒品级，高天喜照一品大臣例赏给恤典，鄂实、三格照其原任前锋统领、副都统从优议恤、阵亡、负伤官兵分别赏恤，其他在场的大臣、侍卫亦加恩优叙。［35］因被围而从优封赏，这在清朝前期，还是少有的，可见，乾隆帝确是将失利之过归诸于己，鼓励官兵继续勇往直前建功立业，彻底扭转逆局，尽快夺取胜利。
远在万里以外的黑水营清军，虽被回军重重包围，与世隔绝，未能听到皇上宽慰优遇和调遣救兵之旨，但他们仍然坚守大营，浴血奋战，待援突围。局面确是万分险恶，疲卒伤兵不过三千余名，口粮仅能供给一二月，军器火药不足，马匹倒毙伤残，而回军在本地作战，粮草充早．弹荡甚多，二万余兵轮番攻营。实难抵挡。兆惠等官兵拼死反击，从十月十三日起，与回军“接战五昼夜”，“皆死中求生”，“杀贼甚力”。霍集占等惧请兵死战，“欲以不战收全功”，于黑水营壕外，筑长垒围困，以待清军食尽自毙。清军掘堑安营时，挖得“回人”窖粟数十石。回军在上游决水灌营，清军将冲来之水泄于下游，并用其水以供饮用，又随处掘井皆得水。回军多次进攻，“枪炮如雨”，兆惠原来是择水草处扎营，营依树林，敌兵鸟枪所射之铅子落于林叶中，清军伐树，每伐一木，“即坠落无数”，反得“铅丸万亿”以击来兵，又砍林木作薪，柴火不缺。［36］
霍集占、布拉呢敦围困清营二十余日的时候，听说喀什噶尔所属英吉沙尔城被布噜特人抢掠，正紧张商议对策，忽然清军出营进攻，夺去回营二座，“劫杀看守人众过半”。两位和卓认为，必然是“将军与布噜特有约”，这样里外交兵，“即围守经年，谅难取胜，且力亦不支，莫如议和”。十一月十一日他俩遣一回人及俘获的清厄鲁特、察哈尔兵四人持书往清营，告称霍集占抗拒时，“布拉呢敦本不知情”，“今奉书请和，愿助口粮，并求亲信人同行入觐”。兆惠拘留来人，将从前颁发给布拉呢敦令其擒送霍集占的上谕，命“对阵回人捧去”。第二日回军再申前说，兆惠命人传谕，不允其请，宣布大兵即来问罪。双方重起战斗。［37］
兆惠等人虽能保全大营，但“拒守日久，粮日乏，“仅瘦驼羸马亦将尽”，眼看即将绝食饿毙全军覆没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救兵从天而降。原来，乾隆帝于八月增派的四千名健锐营、索伦、察哈尔之兵，十月二十日已经过了辟展，一听黑水营被围之信后，帝命他们火速驰援。十月十三日，靖逆将军纳穆扎尔、参赞大臣三泰遇到爱隆阿所领之八百兵后，即带兵二百余星夜赶赴兆惠处，不料于当日夜间四更时候，遇回军三千余名，众寡不敌，战败阵亡，同行的侍卫、官员十人、兵一百五十余人死难，六十余人受伤。巴里坤办事大臣阿里衮于十月中得到兆惠调马三千匹的咨文后，奏称即往哈密，多为挑选，“亲身送至军营”，乾隆帝嘉其“所办甚合机宜”，授参赞大臣，命袭二等公，令速前往。、阿里衮领兵六百，解马二千匹、驼一千头兼程往援。定边右副将军富德闻黑水围急，日夜奔驰，十二月二十五日与舒赫德相合于巴尔楚克，领增派的健锐营、索伦、察哈尔和北路兵共二三千人迅速前进，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行至呼尔□，遇回军五千余名马兵，转战四日四夜，虽杀敌甚多，但敌军人多，层层阻截。正月初九日富德等行至沁达尔，遭回军激烈攻击，“势阻不得进”，形势险恶，“又几殆”。这时阿里衮和爱隆阿赶到，领兵一千余名猛攻，富德乘机挥军掩杀，大败回兵。兆惠在黑水营察觉围营之兵在减少，又听到数十里外的枪炮声，知援兵已到，先遣人往富德处，随即全军冲出，二军里外夹击，击败敌军，“所向披靡，斩获无算”，两位将军会合，返回阿克苏。从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被围，至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长达三月之久的黑水营之困，终于以清军全师安全撤走而解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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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487，页12。
［2］《清高宗实录》卷487，页12…14。
［3］《清高宗实录》卷533，页18。
［4］《清高宗实录》卷511，页3。
［5］《清高宗实录》卷511，页23。
［6］《清高宗实录》卷505，页9。
［7］《清高宗实录》卷522，页15，16，17。
［8］《清高宗实录》卷530，页19。
［9］《清高宗实录》卷530，页25，26。
［10］《清高宗实录》卷536，页30。
［11］《清高宗实录》卷537，页32，33。
［12］《啸亭杂录》卷6，《平定回部始末》；《圣武记》卷4，《乾隆戡定回疆记》。
［13］《清史稿》卷315，《阿敏道传》：《圣武记》卷4，《乾隆裁定回疆记》。
［14］《清高宗实录》卷539，页3；卷543，页42；《清高宗实录》卷547，页11。
［15］《清高宗实录》卷548，页4。
［16］《清高宗实录》卷555，页23、24、25。
［17］《清高宗实录》卷553，页19、20；卷555，页27。
［18］《清高宗实录》卷527，页13；卷529、页23。
［19］《啸亭杂录》卷1，《西域用兵始末》，《清史稿》卷314，《雅尔哈善传》。
［20］《清高宗实录》卷564，页3…5；卷566，页10、11、14、21；卷567，页9…33、15…17；卷568，页11…14；《啸亭杂录》卷6，《平定回部始末》，《圣武记》卷4，《乾隆戡定回疆记》；《清史稿》卷314，《雅尔哈善传》，卷316，《爱隆阿传》。
［21］《清高宗实录》卷539，页3、4、18。
［22］《清高宗实录》卷540，页29，卷541，页13。
［23］《清高宗实录》卷551，页19、20，卷552，页20。
［24］《清高宗实录》卷553，页15…18。
［25］《清高宗实录》卷567，页16、17。
［26］《清高宗实录》卷571，页15。
［27］《清高宗实录》卷570，页1。
［28］《清高宗实录》卷570，页2。
［29］《清高宗实录》卷571，页15、17、25、26。
［30］《清高宗实录》卷569，页8、9；卷571，页19；卷574，页4。
［31］《清高宗实录》卷574，页12、29；卷575，页1、2、3、15、36。
［32］《清高宗实录》卷574，页29。
［33］《清高宗实录》卷575，页19、20、21。
［34］《清商宗实录》卷575，页21、22、23。
［35］《清高宗实录》卷575，页24、25、26。
［36］《清高宗实录》卷574，页28；卷577，页35；卷582，页17；《啸亭杂录》卷6，《平定回部本末》。
［37］《清高宗实录》卷577，页34、36。
纠错再征 马到功成
第二节 纠错再征 马到功成
一、牢记前鉴 重兵征剿
定边将军兆惠等人的被困于黑水营，对清政府的统一回部，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竟被“回人”围得水泄不通，几乎全军覆没，这对图创伟业的乾隆帝来说，是一切齿大辱。在这关系到帝君尊严和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乾隆帝表现得十分明智和非常果断。一方面他痛定思痛，认真分析战局，找出失败的主要原因——轻敌冒进，引咎自责，不诿过于将帅；另一方面，他排除庸臣因循保守、唾面自干的苟且之议，坚持一定要统一回部的正确立场，作了极大的努力。按时间顺序排列，他做了以下五件事。首先是改变轻视回军急于求成的想法。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即刚刚知晓兆惠被围之后的第二天，他谕告军机大臣：“看来办理回部，必须整齐兵力，于来年回人收获时再行进剿”，命将“铸成炮位及办造之物料、工人”，以及所有骆驼米面，速解前方，“多多益善”。［1］过了七天，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又谕示军机大臣：兆惠得到派去的四千健锐营、索伦、察哈尔兵的接济，如一时不能剿灭霍集占，则回到阿克苏，计其身边的四千兵，健锐营等四千兵，新遣的西安满兵二千，以及厄鲁特达什达瓦兵一千和绿旗兵四五千，共一万五六千名兵士，于明春齐集进剿。这样一来，在得知黑水营被围后的十天内，乾隆帝就果断地对先前轻敌冒进的错误决策作了自我否定，转而采取认真对待、谨慎从事、大军征剿的正确方针，从而对扭转战局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其次，重赏有功官员兵丁。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乾隆帝听到军营奏报黑水围解两军会合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下谕封赏有功人员，特封“迅速应援，屡败贼众”，“厥功懋著”的定边右副将军富德为一等伯，侍郎、一等公明瑞，副都统由屯、温布、鄂博什，总管端济布，护军统领努三，皆交部议叙，给与世职，二等侍卫瑚什等五人授为头等侍卫，三等侍卫福龄安等十八人授二等侍卫，侍读学士温福补授内阁学士。提督豆斌伤重身故，照旗员一品大臣例交部议叙，给与世职。游击衔荣保擢总兵。［2］这对慰抚将官，激励三军斗志，起了很大作用。
再次，驳斥阻碍用兵的浮论，晓示中外，坚持进征。也就是在这一天，针对“选懦无知之徒”主张“罢兵息事”的“首鼠两端之浮论”，乾隆帝特下坚持用兵平乱的谕旨，谕告中外说：
“……已传谕将军等，令于附近有城之处，酌量驻营，俟马匹调齐，乘春和膘力壮健，以需继进。特恐选懦无知之徒，闻尔时援师克捷解围，势同破竹，辄谓可以罢兵息事，则大不然。毋论逆酋前此辜恩反噬，害我王臣，难追天诛，即去冬官兵渡河进剿，辄敢悍然杭拒，稔恶更深。今虽全师整暇如故，而元凶罪大恶极，凡我大清国臣民，当无不人人切齿，使以一战得志，妄语洗甲韬戈，不但军纪国威难于中止，且于政体亦甚有关系。佳兵之戒，朕所深凛，而天讨有罪，自古无可逭之王章。且当我国家全盛时，兵力现俱充裕，又何不可执言声罪之理。……计其成功，迟亦不出夏秋间耳。若徇首鼠两端之浮论，姑息了事，朕实耻之，断断不可为也。可将此通谕中外知之。”［3］
过了两个多月，四月二十五日，在大军即将出发征回之前，乾隆帝又以阅读《圣祖实录》所载，康熙帝训斥臣僚惟图保身，贻误国事，反对平三藩、征准之例，下谕说：
“盖彼时臣工内，即有囿于己私惟图安逸之习气，故皇祖神谟独断，毅然办理，是以每遇用兵，罔不克捷。朕御极以来，曾屡降谕旨，力除此习，即如数年来，办理军务，大臣中不愿者居多，亦因朕指示督催，始能剿杀敌众，所向无前，阅时未久，即平定准噶尔。……著传谕八旗大臣官员等，嗣后各除便己求安之私意，惟知训练兵丁，务使技艺娴熟，不失满洲旧习，庶兵丁皆成劲旅，而风俗日以还淳，于国家之事大有裨益矣。”［4］
乾隆帝连降谕旨，斥责畏难俱战的庸碌之臣，坚主用兵，在思想上扫除了危害进军的障碍，为使三军奋勇前进，创造了良好条件。
又次，作好长期大举征剿的充分准备。乾隆帝谕令有关部门和官员，迅速调遣士卒，赶运粮草器械，筹拨军需银两。除了兆惠、富德所领八千余名满、蒙兵丁以外，增派绿旗兵一万，使军营有兵近两万名。二月初二日甘肃巡抚明德奏称，已办好运往军前之马二万三千余匹、牛四千余头、羊五万余只。不久，陕甘总督吴达善等又购买羊二十六万余只，可供大军二万名兵士七个月的食用。他拨国库存银供应军需，两淮盐商又捐银一百万两，长芦山东盐商捐银三十万两，以供“军需屯务”之用。有关部、省遵照帝旨，赶运大量枪支弹药刀枪箭矢。五月二十日乾隆帝根据前方送来“霍集占于叶尔羌附近耕种”的消息，又谕军机大臣：据此，霍集占等人“尚无远遁之意”，因为他们认为，我兵前去，“不过攻围数月，未能持久，俟撤兵便可无事”，著即传谕兆惠等于进兵之时，“加意备办攻城器具”，现在陕甘总督吴达善正在肃州造送攩牌，又铸造大炮，制作云梯等器械，“足以突阵冲坚”。运送前线的十一门大神威炮，“实为攻城利器”，锋镝甚锐。［5］
复次，乾隆帝谕令兆惠、富德收复和阗诸城。当正月十四日兆惠与富德会合解围时，乾隆帝就一再下谕，责令他们前往和阗，支援当地被围的清兵和鄂对伯克等人。和阗，乃汉朝时的于闻国，为新疆的西北地区，南接西藏，东界青海。和阗地区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一千余里。此时，和阗有六回城，维吾尔族有一万八千六百余户七万二千余人，“米粮甚多”，距叶尔羌很近，可以作为进攻霍集占的重要基地。兆惠于二十三年九月遣侍卫齐凌扎布与鄂对伯克往抚，和阗及其所属哈喇哈什、玉陇哈什、塔克、齐尔拉、克勒底雅等五城伯克阿什默特、阿布都哈里克等归顺，将六城大小伯克职名、户口、粮食、牲畜数目开单呈报，乾隆帝闻讯，下谕奖其“诚敬可嘉”，赏给二人三品职衔，戴孔雀翎，赐各伯克大荷包各一个。霍集占在围困兆惠的同时，曾遣少数士卒往取和阗，被齐凌扎布、鄂对率众伯克击退。解围后，霍集占派兵六百进攻，破克勒底雅城，额里齐、哈喇哈什二城兵少力弱，抵挡不住，十分危急。兆惠也许由于长期被困，人马皆乏，出围之后，亟需休整，因而与富德领军返回阿克苏，实际上，从叶尔羌到和阗，比到阿克苏将近近一半，其所以不去和阗，恐与其不愿立即再战有关。
乾隆帝对兆惠、富德此举，甚为不满，虽念其久被围困，未予惩处，但多次下谕指责其非。就在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大封富德等人的同一天，他谕军机大臣：和阗离叶尔羌颇近，霍集占攻和阗，齐凌扎布请兵往援，“看来和阗之得失，惟视我与贼到彼之先后，倘为贼所据，则我侍卫、官兵及伯克鄂对等，岂不可惜。且各城伯克所积资粮，皆为贼用，再行攻取，更属烦费”，将军、大臣应当会议发兵应援。立谕参赞大臣巴禄领兵数百前往驻扎。［6］过了九夭，二月二十七日兆惠、富德等将军、大臣的奏折送到了京师，兆惠等人说：应援和阗，自不可缓，但现在马力疲乏，先派瑚尔起等将领兵数百前往，沿途侦察，若和阗己失，则收兵等候，待机再进。乾隆帝看过此奏后，十分恼怒，谕责兆惠待人救出即行撤回是“不知愧奋”，不援和阗将为“霍集斯伯克所笑”，遣瑚尔起前往是“塞责而已”，愤怒宣布，“每念及此，殊增愤懑”，令领队大臣们据实奏报将军、参赞大臣在此事上各自的意见。又责令统率另一支军队的参赞大臣巴禄“明白回奏”为什么不去支援和阗。紧接着，乾隆帝连续下谕，斥责兆惠等人未即前援和阗之错，责令他们迅速带兵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