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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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乾隆帝于六月底决定除掉阿睦尔撒纳时，这位台吉还不知皇上已经变脸，还把当厄鲁特四部总汗的希望，寄托在大皇帝的施恩上。他知道班第会从中作梗，因此就托科尔沁亲王、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向朝廷转奏己情，要求封他为总汗。额驸于六月随大军凯旋，约定于七月下旬告诉消息。科尔沁额驸回京以后，看到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皇上已从宠信、依赖阿睦尔撒纳，转变为必欲将其擒诛而后快，十分惧怕，不敢上奏，使阿睦尔撒纳的这一打算，完全落空。
阿睦尔撒纳虽还不知清帝已下达擒拿自己的密谕，但从各个方面侦探到的消息，已使他产生了怀疑，估计到通过清帝加封这条途径来达到荣为四部总汗的目的，是很难成功的，班第又不断催促到热河朝觐，一到热河，岂不是自投罗网。因此，他加紧进行起兵叛乱的准备工作。由于他对科尔沁额驸还抱有幻想，所以在预约回信的七月下旬以前不愿和清政府公开破裂，尽力敷衍，并于七月初十日，随参赞大臣、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出发，开始了入觐热河之行，但行走缓慢，不断与亲信密谋，并遣同母异父之弟纳噶察往见班第，进行威胁。纳噶察告诉班第说：阿巴噶斯、约苏图、乌克图与喇嘛等“潜行计议，如不令阿睦尔撒纳统领驻扎，伊等宁剖腹而死，不能贪生，别事他人。”［15］班第立即遣人将此情况秘密赴京奏报。
七月中旬，班第收到了乾隆帝六月二十八日关于擒拿阿睦尔撒纳的上谕，此人已与喀尔喀亲王同行。其后，又收到几道谕旨，令将此人追回军营，或于途中捕捉。班第等回奏，由于有哈萨克贡使同行，恐其惊疑，未能下手，只有待其到达热河再说。其实，这并不是贡使惊恐与否的问题，而是由于班第不能办理此事。他手下只有五百名士兵，而伊犁一处就有喇嘛六千余人，他们大都支持阿睦尔撒纳，在这些喇嘛的影响之下，伊犁地区的准部人员也多数拥护这位台吉，再加上其旧部和阿巴噶斯等宰桑、台吉的部下，起码几十倍于班第的小小军队。处于这样众寡悬殊的恶劣形势，班第怎能公开派兵捕捉阿睦尔撒纳，只好尽量催其入觐，待其到达热河时；就可轻易将其处治了。但是，乾隆帝和班第的希望都落空了，阿睦尔撒纳不愿束手就擒，当他等到八月中旬还未见到科尔沁额驸的回音，便知必然是“事中有变”，就于八月十九日行至乌隆古河，距其札布堪河旧游牧不远的地方，率众潜逃，由额尔齐斯河间道北逸。震动清廷的阿睦尔撤纳的叛乱，就这样发生了。
二、定北将军班第死节
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清定北将军、兵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一等诚勇公班第，参赞大臣、三等襄勤伯鄂容安，定边右副将军、一等超勇公萨喇尔率兵五百，从伊犁河北尼楚滚将军府第出发，匆匆忙忙向崆吉斯退去。原来，阿睦尔撒纳已经反叛，其党羽起而作乱呼应，宰桑阿巴噶斯、哈丹率人抢掠西路台站，夺取官茶。伊犁的宰桑克什木、敦多克曼集、乌克图、图布慎、巴朗、都噶尔、巴苏泰等，纠集喇嘛及“回人”，于二十三日抢掠台站，二十四日占据了伊犁，班第等兵少力薄，无法抵挡，只好撤退。克什木等人率众紧紧追赶，二十九日于距伊犁二百余里的乌兰固图勒，将班第、鄂容安、萨喇尔重重包围。萨喇尔见敌兵势大，“即欲奔避”，鄂容安相告说：“贼来，当与决战，何至奔逃。”萨喇尔不听劝阻，鞭马逃走，兵多从逃，只剩下司员、侍卫及卫卒六十人。班第与鄂容安“力战不支”，“相顾曰：今日徒死，于事无济，负上托耳。”班第拔剑自刭，鄂容安亦自杀，但因“腕弱不能下”，命仆人用刀刺己腹而死。［16］
主帅被围自尽，这还是康熙以来清军战史中的第一次。这场九十四年内罕有的大悲剧的发生，与乾隆帝的失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阿睦尔撒纳叛逃以后，台站中断，音信隔绝，清廷与班第失去了联系，很久都打听不到他们的下落。过了一个月，二十年十月二十日，乾隆帝才第一次看到了关于班第去向的消息。北路参赞大臣哈达哈报告：据从伊犁逃出的收楞额讷默库告称，班第、萨喇尔由西路从哈什带兵出来。但是，这个消息是不准确的。第二天，西路参赞大臣策楞的奏折送到了京城。策楞报告：据从伊犁逃出来的索诺木告称：敦多克曼济等“会同喇嘛、回人等作乱，班第、鄂容安被陷。”［17］
乾隆帝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于二十三日谕军机大臣，命即令策楞与参赞大臣玉保、扎拉丰阿设法和班第等通信，将下述谕旨传谕班第等人：
“以朕初意，准噶尔危乱之余，甫经安定，若屯驻大兵，恐多惊扰，是以但命伊等驻扎办事，兵少力弱，为贼所困，非失守封疆可比。伊等或相机脱出，或忍死以待大兵，方为大臣举止，若谓事势至此，惟以一身殉之，则所见反小类。鄂容安素称读书人，汉苏武为匈奴拘系十九年，全节而归，阿睦尔撒纳固不足比匈奴，我大清又岂汉时可比，自当爱惜此身，以图后效。恐伊等以失守罹罪，不识大义，遽尔轻生。”［18］
在乾隆帝执政二十年来下达的成千上万道的谕旨中，这道谕旨是相当特殊的。乾隆帝非常强调气节，多次宣讲，为臣必须坚守臣节，食君禄，作君事，为国捐躯在所不惜，以身死节，名垂千古。就在五年前，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诛除谋叛的藏王后，因被乱军包围力穷自尽。乾隆帝高度赞扬二人以身殉国的崇高气节，在其丧还之日，亲临祭奠，追封傅清、拉布敦为一等伯，二人之子孙世袭一等子，各赐银万两，并建祠于京师，命名先双忠祠。他对雍正九年和通泊之败时为准军所俘未曾尽节的官兵，十分鄙视，以其重生失节，谕令分别处死或罚配为奴。可是，这次他却一反常态，不仅不用以身殉国之义相胁，而且还苦口婆心地劝谕他们要生存下去，要活下去，即使不能“相机脱出”，也要“忍死以待大兵”，甚至搬出苏武牧羊十九载为例相劝，确是情深意长，百般宽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变化？细看谕旨，原来乾隆帝怀有深深内疚的心情。
这次班第、鄂容安的失败及其自尽，固然有其本身的责任，他们的工作有不少欠妥之处。班第身为定北将军，肩负安抚、辖治厄鲁特四部的重任，理应抓紧作好各部台吉、宰桑和有影响的上层喇嘛的工作，争取他们支持，让他们管好属下人员，安分守法”，各就本业。如果他对“投诚之台吉、宰桑等人”，“因其求见，开诚晓谕，有应鼓励者，奏闻加恩”，就能得到他们的拥护，使“新附之人，倾心悦服，遇事无不陈告”，这样，不仅可以了解地方情形和人心向背，即“伊等可信与否，亦得以灼见”。但是班第却“过于谨慎，气局狭小，好亲细事”，除办理陈奏事件外，“不与伊等接见”。鄂容安虽系进士出身，久在军机处、上书房行走，历任巡抚、总餐，颇有才干，但不谙军务，又不通蒙古语，“一应机密筹划，未能洞悉”。萨喇尔倒善于征战，也拥有显秩，身任定边右副将军，受封一等超勇公，但其原来仅系台吉达什达瓦手下一员宰桑，地位不高，名望不大，厄鲁特四部众台吉、宰桑“原所不服”，而“伊复粗率自大”，更加引起各上层人员的反感。三人本应和衷共济，齐心协力对付险局，而他们却“性习各殊”，意见参差，甚为不睦，［19］严重地影响了安定准部的工作。兼之，阿睦尔撤纳过分“狡诈”，早有安排，“其所不悦，尽遣入朝”，班第、鄂容安左右，皆其党羽，三人反“深信不疑，疏于自卫，兵散处，马远牧”，一朝有事，“缓急无应”。军营又存贮大量金帛茶布，“夷众眈眈以视”，班第等却不介意。三人又无应变之才，象宰桑敦克多曼集，乃系阿睦尔撒纳信用之人，班第等一闻抢掠台站的消息，就应立即将其擒戮，“以剪其爪牙”，不料他反而让其“传谕喇嘛，安抚夷众”，敦克多曼集得以乘机“招集群凶，操戈相向”，班第等“仓卒冲突”，无依无靠，孤军奋战，当然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20］
尽管乾隆帝对班第三人的过失作了如上的评述，但他并未藉此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减轻本人应负的责任。他之所以下达劝告班第不要殉节的特殊谕旨，就是因为他承认和公开宣布此次失败，主要应归咎于他自己的决策有误。正是由于他低估了敌情，只从省粮饷少惊扰部民考虑，伊犁一下，就快速撤军，仅留下区区五百名士卒，去对付那“素称狡诈”人心难测的辽阔新域，一旦骁勇多谋、威望颇高的辉特汗阿睦尔撒纳作乱兴兵，班第等自然是“兵少力弱”，难以支持，所以，乾隆帝才打破惯例，尽量劝慰三人不要轻生，并命令策楞等竭力遣军前往营救。
乾隆帝刚于十月二十三日下达了谕劝班第勿寻短见待军营救的谕旨，第二天，二十四日收到了策楞呈述班第、鄂容安自尽、萨喇尔被锡克锡尔格拿获送往伊犁的奏折，当即降旨，谕令策楞加紧征剿阿巴噶斯、哈丹游牧，相机前往伊犁。第二年，班第、鄂容安的灵柩运到北京，乾隆帝亲临祭奠，令执倡乱叛酋克什木、巴朗等，“馘耳以祭”，寻以班第二人义烈，仍命照傅、清拉布敦之例，建祠于京师，亦命名为双忠祠，并“图形紫光阁”。
乾隆帝还破例赐鄂容安谥号为“刚烈”，亲写赞文，其中有“用违其才，实予之失”等句，对其之死不胜惋惜，深深引为己咎。
三、英主欠妥庸将误军 厄鲁特大乱
阿睦尔撤纳叛逃，伊犁变起，定北将军班第、鄂容安死节，使当初反对用兵的王公大臣们又“多疑议”，认为不该派军往征，乾隆帝严厉训斥了这些庸臣的怯懦无能，几次下达长谕，讲述用兵的必要性及其征讨的沿革，痛责“妄生异议者”，坚持平叛的正确立场。他一获悉乱起之后，立即采取各种措施，调兵遣将，追捕阿睦尔撤纳及其抢掠西路台站的党羽阿巴噶斯弟兄，极力争取拿获首犯，平息叛乱，安定厄鲁特四部。
此时的形势，对清政府的平乱是比较有利的。阿睦尔撒纳拥众不过二千余人，其游牧已被清军包围和降服，其妻、子、女及同母之兄班珠尔亦被押往北京，呼应为乱的仅阿巴噶斯、哈丹及伊犁的克什木等少数宰桑，而四部中的大合吉、大宰桑，大都至热河避暑山庄朝觐大皇帝，如准部辖众五六千户的大台吉噶勒藏多尔济，和硕特部大台吉沙克都尔曼济，辉特部大台吉巴雅尔，坚决拥护清朝的杜尔伯特三车凌，以及准部大宰桑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等，正在热河行宫随侍清帝，领取冠服和赏银，参加宴会。阿睦尔撒纳的继父之子辉特部大台吉齐木库尔、普尔普、德济特、纳噶察等，正由喀尔喀亲王、参赞大臣额琳沁多尔济领着，前往热河入觐。这些台吉、宰桑都表示要效忠于大皇帝，愿带本部人员从征，追捕阿睦尔撒纳。齐木库尔、普尔普等还“不顾弟兄私情”，在变起之前，多次向清朝将军、大臣密告其弟欲图谋叛。仍然留在本部的台吉、宰桑，也有不少人是拥护清政府的。
在准部四分五裂、各据一部、从逆之人甚少的形势下，清军如果征抚得法，本来是能够很快擒住阿睦尔撒纳平定叛乱的，但是，由于乾隆帝的指挥欠妥和几位将军、大臣的软弱无能惧敌怯战，错过了这一良好时机，延长了用兵的时间，厄鲁特四部再起大乱。
乾隆帝多次否定阿睦尔撒纳乞当总汗的要求，坚决发兵镇压叛乱，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对厄鲁特四部的形势毕竟认识得不够深刻，在用兵的安排上有着重大的失误。他在平乱初期，不该过分倚赖准噶尔、辉特人员，继续实行“以新归降之厄鲁特攻厄鲁特”的政策。九月十二日，即知悉阿睦尔撒纳反叛消息后的第八天，他特下专诏，封授厄鲁特四部的大台吉、宰桑为汗、公、大臣。诏书说：
“准噶尔部落人等，互相残杀，群遭涂炭，不获安生。
朕统一寰区，不忍坐视，特发两路大兵进讨，各台吉、管理鄂拓克宰桑等，畏威怀德，率属来归，从军自效，今已平定伊犁，擒获达瓦齐，是用广沛仁恩，酬庸赐爵。准噶尔旧有四卫拉特，今即仍其部落，树之君长，噶勒藏多尔济封为绰罗斯汗（即准噶尔部之汗），车凌封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封为和硕特汗，巴雅尔封为辉特汗。台吉和通额默根、达瓦、布鲁特封为公。……宰桑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俱授为内大臣，办理图什墨勒事务，鄂勒哲依仍管喀喇沁鄂拓克，哈萨克锡喇仍管噶勒杂特鄂拓克。……噶勒藏多尔济等，及管理鄂拓克之宰桑鄂勒哲依等，受朕深恩，其董率所属，各勤教养，共图生聚，尔等如恪遵朕训，自永受无穷之福。钦哉勿怠。”［21］
乾隆帝显然是想通过封授爵位官职，来促使四部台吉、宰桑效忠朝廷率部从征，因此先命噶勒藏多尔济、沙克都曼尔济、巴雅尔等，遣派宰桑，“寄信晓谕伊等游牧人众”，“集兵会剿贼众”，随即将这些台吉，宰桑或直接派往军营，或遣回本部，令其统领属下士卒征讨叛军。乾降帝授噶勒藏多尔济等人为领队大臣，送往军营，以鄂勒哲依等中途出痘，特授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骑都尉世职，授恩克博罗特等人云骑尉世职。因贝勒齐木库尔擒送其同母异父之弟阿睦尔撒纳遣派的侍卫，晋其为郡王，并授为辉特部的盟长。［22］以噶勒藏多尔济之子诺尔布琳沁领兵千余击败阿巴噶斯，特封为郡王。达什达瓦之妻率部众数千户冲破伊犁乱军的阻挠，长途跋涉，赶到西路军军营巴里坤，乾隆帝嘉奖了她这一正义行动，封她为“车臣默尔根哈屯”（意为聪明智慧的王妃）。
他还想利用已成阶下囚的原浑台吉达瓦齐的影响，来促进平乱的顺利进行，为此专门下诏，改变了对达瓦齐的评价，封其为和硕亲王。诏书说：
“达瓦齐原无获罪于天朝之处，伊之残酷暴虐，亦皆出于阿睦尔撒纳之口，迨俘获来京，视之则一庸慤可悯之人耳，且言久思归顺，特以阿睦尔撒纳领兵前往，实不便于其军前纳款，此其肝膈本怀，非由饰说。古者异国降王，或优以封爵，示无外也。达瓦齐著加恩封为亲王，赐第京师，奉朝请。”［23］
达瓦齐感谢大皇帝封王和不杀之恩，“思图报效”，亲写书信，“寄伊亲信之”库木诺雅特台吉诺尔布、杜尔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宰桑约苏图、车凌多尔济等，“令其协擒阿逆，以彰国法”。后来辖众数千户的大台吉伯什阿噶什来归，被封为和硕亲王。”［24］
乾隆帝想充分调动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的力量，来征剿乱军，这个作法并不坏，但还需要有一条根本性的必具条件，那就是要有一枝强大的清军，在平乱中清军应是主要威慑力量，清定西将军是统率全军（包括厄鲁特兵）的主帅，台吉、宰桑们只能是助手、是向导，是翻译官，厄鲁特军队只能起配合的作用，不能成为讨逆的主力军。乾隆帝的失误就在于此，过分依靠准部台吉、宰桑及其士卒。他最初决定只由西路进攻，西路定西将军永常统兵五千余人，而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一汗即奉命率其部四五千名士卒，“会同进剿”，还有辉特汗巴雅尔，杜尔伯特汗车凌、和硕特汗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