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4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胤穑掣夯鹎埂⒀丁⑿怠⒒鹨Ⅳ芰福级铮暗巧皆搅肴缙降亍保鹎鼓苊兄略丁Ｐ芯卣胺妫俺苈浜蟆保咳瞻灿瓯希囱菹盎鹎梗鞘じ海缫孕∈模乖蛉枷阄摹Ｎ庞械斜颉胺鼙矍扒碎僖浊恕薄Ｉ朴谝姑谐玻白钌蒲龉ィㄓ谟惺θ÷贰保看尤耍羰樱词耍┑巧剑笠源蠖尤寺砑驳牵霸糁谖薏煌缍摇薄＃�11］乾隆帝要以疲弱川军攻击这个勇悍善战的上司，确实是选错了对象。兼之，任用将帅，又不得人，更加贻误了军机。
十二年三月十一石，乾隆帝调贵州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主持金川用兵之事。九月以前，大学士、前川陕总督庆复仍在四川，与张共商军务。四月初五日，军机大臣议准，兵分川西、川南两路，派松潘镇总兵宋宗璋、建昌镇总兵许应虎分率两路官兵进剿。
莎罗奔进攻沃日土司属下各寨，沃日上司向官府求救，庆复调松茂协副将马良柱领兵一千五百名往援，四月十二日解热笼寨之围，二十三日抵沃日官寨，先前驻沃日防护土司之都司马光祖带属下兵士二百名出迎。小金川土司泽旺向马良柱投降。
五月初一日，新任川陕总督的张广泗到达成都。此人是以征苗治苗而平步青云的。雍正四年，张还是偏僻山区的黎平知府，因被云贵总督鄂尔泰看中，以其佐讨“乱苗”，于五年擢贵州按察司，并因平苗乱有功于六年超授巡抚，十年任副将军，护理宁远大将军印，十三年还授湖广总督，镇压了贵州古州苗变，任云贵总督兼领巡抚，进世职为三等阿达哈哈番。乾隆帝对张十分赞赏，誉为“在督抚中娴习军旅者”无出其右，故特委以征讨金川之重任。
张广泗受命后，也想大显身手，再建奇勋，晋爵升职。他于五月初会同庆复上奏，请增派兵士，五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议准，原有汉土官兵一万九千名，续派陕西绿旗兵三千，现又增调四川兵二千。五月三十日乾隆帝又收到了张广泗的奏折，张奏称：到川以后，“备知大金川贼酋莎罗奔凶横不法，官兵屡次失利”。现调汉土官兵虽有二万余名，“但土兵各怀二心”，非徘徊观望，即逃匿潜藏，不足为恃，请调黔兵二千。帝从其议，并批示说：“甚通之论，足见干济，今照汝等所请。但既已添兵，应克奏肤功，仍当以班滚为戒。”［12］
乾隆帝从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下谕决定用兵金川之后，多次谕告军机大臣、庆复、张广泗、纪山，责令他们“兵贵神速”，迅速剿灭大金川，擒获莎罗奔，以瞻对班滚之事为戒。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他很焦急地谕示军机大臣：
“从来兵贵神速，名将折衡，未有不以师老重费为戒者。大金川之事，调兵逾半载。拨饷过百万矣。前据庆复、张广泗奏报，迄今已几两月，所调陕兵何时到齐，庆复、张广泗于何时前进，……何时可捣贼巢，俱宜不时奏报，何以尚未具奏，深用惦念。其鉴瞻对前车，迅奏肤功，所有近日军情，作速详悉奏闻。”［13］
过了三天，六月十七日，他看到庆复、张广泗呈述兵情的奏一折，言及小金川土司泽旺率众投诚，并退还抢占的沃日三寨，大金川已“外援隔绝”，官兵即将分路进攻，便具体提出对金川的处理意见。他谕告军机大臣：金川虽不能马上按照“苗疆之例，改土设流”，亦应分置卫弁，统辖讯兵，或分派大员弹压，经理田赋狱讼，“驯扰羁縻”，“期于绥靖地方，约束蛮众”，不致如“土司之专有其人，易于蠢动，可以永除后患”。［14］
这两次上谕及前述同意张广泗增兵二千的批示，充分反映出乾隆帝对敌情缺乏正确的认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他对大金川的地形、人口、兵数尤其是莎罗奔之才干和全土司藏民的勇悍，太不了解了，因此错误认为调集汉土兵二万余名拨饷百万两，就可取胜，不但能夷平金川，还可擒获首领。这一脱离实际的幻想，自然会很快破灭。乾隆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庆复、张广泗合奏之疏抵京。二人奏称莎罗奔居勒乌围，其兄就日吉父子居刮耳崖（又写作噶尔崖、刮耳月、噶拉依），现分兵两路攻剿，河西各寨则派游击罗于朝同土司汪结带兵进攻，俱定于六月二十八日各路齐进。张广泗驻小金川之美诺寨，庆复拟驻旧保。张广泗、庆复又与四川巡抚纪山合奏善后事宜，认为“金川正在众番蛮土司之中，深邃幽险，尺寸皆山”，难以安设营寨，若驻兵防守，运饷艰难，建议于平定之后，择恭顺效力有功的土司之子弟头人，“量为画界分授，少其地而众建之”，使其力弱不能为乱。乾隆帝看后，不甚满意，谕示军机大臣，批评庆复、张广泗等人“未能领略从前谕旨，为出奇制胜之策”，其“以蛮治蛮”之善后方法，亦不妥当。军机大臣等奏称，平定之后，或设卫分辖，或派大员驻扎其地，令该督将“长靖番蛮至计”上奏。［15］
八月二十三日庆复、张广泗的奏折到京，言称西路威茂协副将马良柱“连战克捷，各寨望风乞降”，现离刮耳崖仅二十余里。乾隆帝对这一所谓捷音，很为不满，批示说：“朕日夜望捷音之来，迟至如今，亦不过小小之破碉克寨，何足慰朕耶”！必须善为筹画，使“如古州之至今苗民相安耕作，控御有方”。［16］
乾隆帝迫切希望迅速获胜，张广泗也想早日克敌建树功勋，一再向皇上保证务必在九、十两月内“进取贼巢”。他俩还因误认为即将取胜，而忙于筹画金川善后事宜。乾隆帝初步知道金川地势险峻之后，改变了原先设立流官驻兵弹压的想法，于九月三十日谕示军机大臣，欲将金川归入西藏，令郡王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就近管束”，“受达赖喇嘛化导”，其平时一应钤辖稽查，命王子派头目前往经理，以专责成，其上有驻藏大臣“总辖董率，足资弹压”。［17］这一想法颇为谬误。不仅因为金川远离西藏数千里，即使西藏王子和达赖喇嘛忠于清帝，愿意效劳，认真管辖金川，也鞭长莫及，而且更危险的是，西藏政教首领是否会长期臣属于清帝？如果他们要和中央政府闹独立，闹对抗，那么，他们可以将金川作为一个基地，作为一块跳板，由此进攻几百里外的成都，进而侵占整个四川。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和无根据的瞎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是最有说服力的。三年以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就是高宗欲依以为靠的王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及其党羽，在西藏发动叛乱，杀害了驻藏大臣都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假如乾隆帝真的将金川委任这位王子管辖，其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
张广泗则持另一意见，欲按照贵州苗疆之制办理，奏请于金川地区设兵弹压，安设重镇，分布营汛，“以控制蛮方”，拟增兵七千余人。军机大臣等认为，此议不妥，增兵多，转运粮饷器械困难，奏请遵照帝旨，将金川归入西藏管辖，“以番治番”。帝从其议。［18］
正当乾隆帝盼望速胜筹画善后事宜之时，前线送来了官兵失利的奏折。原来，张广泗遣派诸将于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同时出击，开始还比较顺利，七月末，西、南两路军队皆已抵达大金川的腹地，距刮耳崖与勒乌围不远。然而，到了八月，因大金川“尺寸皆山，险要处皆设碉楼，防范周密，枪炮俱不能破”，“贼守弥固”，故虽占领了大金川的大半地区，仍不能直抵勒乌围。［19］莎罗奔与其兄就日吉父子“屡遣番目乞降”，张广泗谕告来使之人，“莎罗奔罪无可赦，如必欲免死，自行面缚而来”，另候酌夺。”莎罗奔又邀请随同清军征战的里塘上司汪结至勒乌围，“恳请招安”，并派人同汪结到小金川张广泗军营。张又对来人说：“该逆酋罪大恶极，更非瞻对可比，此番用兵，务期剿除凶逆，不灭不已。”［20］
清军将帅的骄横，激起大金川藏族人民极大的愤怒，拼死反抗，不仅使川陕总督张广泗九、十月平定金川的保证落了空，而且还在其再次向帝保证于明春“灭蛮”之时，来了一个猛然袭击，大败官兵。清军将近三万，而大金川的“精壮土番”不过七八千名，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战，据张广泗估计，只剩下四千余名。尽管敌众己寡，但莎罗奔及属下人员毫不畏惧，于十二年十二月发起反击，向驻守马邦山梁的清署泰宁协副将张兴进攻，施发石炮，“以机发石伤人”，清兵抵挡不住，从右山梁退至山麓，金川藏民于山梁河口筑砌石卡，截断了清军粮运水道。张广泗派署参将王世泰前往救援，张兴、陈礼关闭营门，不与王世泰联系，反与金川头人讲和，“并出重资分散各番，许送官兵过河。”待张兴等出营后，金川人将其军引至右山梁沟底，全部杀死，并乘势攻打清军各处营寨。十三年正月初，金川人又击败驻守曾达的参将郎建业等所领汉土官名一千余名，斩杀督标游击孟臣，迫使郎建业等弃营后退，撤至丹噶。总兵马良柱因大雪多日粮尽援绝，害怕敌军围攻，率兵五千余人撤至纳贝山下。清军连连溃败，军装、枪炮多被金川藏民获得。大金川藏民“皆欢跃大言，谓官兵计日可退”。［21］
张广泗又怒又惧，急忙上疏，奏准调陕西固原提督标兵二千、西宁镇兵一千、河州镇兵一千、甘肃提督标兵五百、肃州镇兵五百名及涼州、延绥、宁夏镇兵二千名，以及云南兵二千、贵州兵一千，合共一万名兵士，于明春三月齐抵军营，准备大举进攻。又奏准从北京运九节炮十门，并仿铸十门，运送大批枪炮子弹，仅四川巡抚纪山在川省就铸造了大小炮子七万六千六百余颗。
张广泗想了许多办法来进攻金川的战碉，如穿凿墙孔以施放火球，堆积柴薪于碉之墙外围烧，皆因金川藏民防御严密，官兵畏怯不能近前而失败。他又采取地雷战术，选调各厂矿夫，掘地穿穴至碉底，多置火药轰放地雷，以图炸塌碉墙。第一次在曾达试行，挖成后，于穴中听到碉内人声，以为已到碉底，遂放地雷，不料炸响之后，才发现离碉还有二三丈远，未能收效。第二次又在木耳金岗一大碉挖地道，引药爆炸后，只震掉耳碉碉顶，正中大碉虽然摇动，并未震塌。金川人员立即设防，各于碉外挖掘深堑，地雷法也不能再用。
张广泗无计可施，官兵士气异常低下。乾隆帝看到战局不利，于十三年正月初派兵部尚书班第为钦差大臣，前往四川军营了解详情。二月三十日，班第的密折呈于皇上面前。密折的一个内容是关于军情的叙述；“大金川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蛮口不满万人。现在军营已集汉土官兵及新调陕甘云贵四省兵丁，已至五万，乃闻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土番（即其他土司）因此观望。张广泗自去冬失事后，深自愤懑，急图进取，第番情非所熟悉，士气积疲。”密折的另一内容是建议起用岳钟琪，因为“增兵不如选将”，岳钟琪“夙娴军旅”，父子世为四川提督，“久办土番之事，向为番众信服”，即绿旗将弁，亦多系其旧属，现其在成都居住，六十三岁，“精力壮健，尚可效用”。［22］三月二十九日，乾隆帝又收到了班第的另一奏折。班第评述用兵以来的军情变化说：“去岁初迸兵时，我师颇锐，连克碉寨，各番畏惧，降附甚多，日久渐懈，……防御更疏，致贼伺隙来攻，转多惶惧。及张兴事败，众兵愈馁，张广泗益加愤懑，将阖营将弁一概谩骂鄙薄，至不能堪。”［23］
乾隆帝经过反复考虑，终于在三、四两月在将帅任用上实行了重大的变动。尽管张广泗连续奏报军情及进攻之法，保证要于夏秋获胜完事，但乾隆帝已经对这位他曾誉之为“在督抚中娴习军旅”无出其右之川陕总督，有些失望，不愿再让其总负此任了。他首先于三月谕令班第不必忙于办理粮饷，留在军营，“与张广泗协商一切军务，佐其不逮”。这里虽说是让班第与张“协商”，形式上仍系张为统帅，但班第身为兵部尚书，又系钦差大臣，这种“协商”便非仅仅参谋而已，而是实际上包含了监督、决策的性质了，并且，谕中还明确讲到，让班第对张广泗“夏秋告捷”的保证“留心察看”，如若未能奏效，须预为筹画良策，更显示出班第在军事指挥上权限、影响之大，张广泗已经实际上不再是督军进征的惟一统帅了。［24］
接着，他谕令班第与张广泗商议，可否用岳钟琪以提督、总兵衔“统领军务”。张与岳向有旧怨，雍正十一年，张以副将军身份上疏，痛诋宁远大将军岳钟琪调度失宜，贻误军机，使岳被罢官问罪。因此，张对用岳之议，甚为不满，奏称岳有“纨袴之习，喜独断自用，错误不肯悛改。闻贼警则茫无所措，色厉内荏，言大才疏”。但是，因有皇上特谕，只好呈称愿遵旨将岳调赴军营，令其赴党坝军营统领。乾隆帝不顾张之明从暗抗，特下谕旨，赐岳以提督职衔，令其奋勉图报，立功之时，从优议叙。［25］
这两项措施，应该说还是不错的，班第连续上奏，使乾隆帝对前线军情有了更多的更为真实的了解，班第还对张广泗赏罚不公偏袒属员之过有所匡正。岳钟琪于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军营后，对揭示张之弊病及关于用兵之法的建议颇为中肯，后来还立下了大功。但是，乾隆帝采取的另一更为重大的措施——用讷亲为经略，却铸成了大错，严重地危害了对金川的军事进攻。
三、用短弃长 经略讷亲误国丧命
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十一日，乾隆帝连下四道上谕，任命讷亲为经略，现摘录如下：
“四川大金川军务，历时许久，尚未就绪。总督张广泗厉练军情，尚书班第专办筹饷，现在竭力办理，各省官兵亦已调集。但此番狡寇，负固猖獗，非寻常小丑可比，应遣重臣前往，提挈纲领，相机商度，乘时策励，则军声振而士气一，及锋而用，可期迅奏肤功。大学士、公讷亲，……著速来京，给与经略大臣印信，驰驿前往，经略四川军务。”“……此番驻师日久，兵气不扬，将士懈怠，现在各省调拨官兵，云集川省，张广泗一人未能独任，且自张兴覆没之后，益加愤懑，其抚驭将士，亦未能恩威并著。……惟大学士讷亲前往经略，相机调度，控制全师，其威略足以慑服张广泗，而军中将士亦必振刷归向，上下一心，从前疲玩之习，可以焕然改观，成克期进取之效，即后此之善后机宜，亦可一手办理，抒朕西顾之忧。”“……可传谕张广泗，诸凡同心协力，务期早得渠魁，速歼群丑，俾番蛮慑服，咸知向化，一劳永逸。”［26］
这四道上谕，表明了乾隆帝处理金川之役的三个问题。其一；狠下决心，誓平金川。这最明显地反映在讷亲的出任经略上。讷亲可不是一般的文武大员，而是乾隆帝之第一亲信宠臣，是体现帝旨处理全国军政要务的实际上的大宰相。讷亲，姓钮祜禄氏，是清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的曾孙，是康熙初年四大辅臣之一、一等公遏必隆的孙子，其姑为康熙帝之孝昭仁皇后。雍正五年，讷亲袭父音德之三等果毅公，授散秩大臣，十一年任军机大臣，十三年八月受世宗顾命，十月被高宗授为镶白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十二月因推孝昭仁皇后外家恩，晋一等公，从此以后，讷亲极受乾隆帝宠爱和栽培，历任兵部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