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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锿�奸商，潜赴内地售卖。而鄂对、阿布都舒库尔等，亦冀携带伊等私玉，遂告知高朴，复凑派二百余人，致令回子力不能支，各怀怨恨，实非意料所及，殊堪骇异！幸色提巴尔第感激朕恩，念地方紧要，据实呈告，永贵即秉公参奏，其事始得败露，彻底查办，以肃法纪而缉回民，若再迟一二年不办，安知不又有如乌什从前之事耶？……（今已惩治高朴等人）又念回子等屡被扰累，甚为可悯，因将高朴所有派累之腾格、普尔，令其于官项内动支，照数拨还。其派出采玉之回子三千余人，所有明岁应输钱粮，概行蠲免。（并为防止再有此事，将密尔岱山永远封闭）……驻扎各回城办事大臣、官员、伯克等，果能仰体朕爱养回众之至意，善为抚驭，于伊等应行输纳官赋之外，毫不多为派累，俾新疆回众永享升平，方不失满洲体面，副朕恩眷。倘有肆行扰累，……致令回子怨望，酿生事端，朕必重治其罪，高朴即其榜样也。……将此传谕各回城驻扎大臣、官员及伯充等，俾各凛遵奉行。”［52］

五、纳受属员银两三万　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论斩籍没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乾隆帝弘历连下三道谕旨：派户部左侍郎和坤、刑部右侍郎喀宁阿前往贵州查办案件，与其同行的司员，均一并驰驿前往，命兵部右侍郎颜希深驰往贵州，等候和�｜到达之时由其面传谕旨；谕军机大臣严密稽查沿途驿站，防止透漏消息，并传谕湖南巡抚李湖，该省为去贵州的必由之路，令其派委干员，严密稽查，如有私骑驿马由北往南，便系透漏消息之人，即予截拿，审讯来历，据实具奏。此谕由六百里加紧传谕。乾隆帝采取这样严密的紧急措施，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为了要清理一件重大案件，这就是审查云贵总督李侍尧婪赃不法之案。此事之起因，来源于前些时候帝之访闻。云南粮储道海宁是原任总督明山之子，因擢任按察使自滇回京。海宁虽目击李侍尧的种种贪婪情形，但不敢据实上奏，亦不敢开列款迹呈明军机大臣转为奏达，仅仅“私相议论”。乾隆帝有所风闻，两次召其面讯，海宁始终隐匿，不敢奏出李之罪状，且称李能办事。乾隆帝大怒，命军机大臣传旨严讯，海宁始向军机大臣面禀李之贪情。
　　为什么海宁如此畏惧李侍尧？为什么乾隆帝要采这样严格的保密措施？先前的儿次案件为什么都不象此次这样严加防范？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即表明了李侍尧的权势和影响。原来，此李侍尧并非等闲之辈，而是久镇封疆蒙帝赏识和信任之亲信能臣。
　　李侍尧是八旗勋旧大臣之后。其四世祖李永芳乃闻名关内外之清朝开国元勋，娶太祖努尔哈赤之孙女，尊称“抚顺额驸”，其子霸彦以功封一等伯，后追赠“昭信”名号。李侍尧之父李元亮，官至户部尚书。乾隆初年，侍尧以廕生授印务章京，乾隆帝一见其面即夸奖为“天下奇才”，立授副都统。部臣以违例谏阻，帝谕：“李永芳孙，安可与他汉军可比？”李侍尧之才干为众所公认。昭梿称其“短小精敏，机警过人，凡案籍经目，终身不忘，其下属谒见，数语即知其才干。拥几高坐，谈其邑之肥瘠利害，动中窾要。州县有阴事者，公即缕缕道之，如目睹其事者”［53］
　　这样一位为帝赞奖，才干超群之能臣，当然在仕途上是一帆风顺，迅速高升。李侍尧从授副都统起，转工部侍郎，调户部，署广州将军，二十一年便署两广总督，至二十四年实授，二十六年被召入京师，授户部尚书、正红旗汉军都统，袭勋旧佐领，二十八年授湖广总督，第二年调两广总督，以丁忧还京师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三十二年回两广总督任，袭二等昭信伯，三十八年升武英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四十二年调任云贵总督。在二十来年的京内外尚书、总督要职上，李侍尧办了不少事，尤其是在总督任上，政绩比较显著，被帝誉为“老成能事”之督抚中佼佼者，不少大臣亦赞其“历任封疆，实心体国，认真办事，为督抚中罕见”。［54］这样的军国重臣，怎能轻易参倒？这就是为什么海宁不敢直奏李侍尧贪污不法的原因。乾隆帝之所数要严密封锁驿站消息，也就是怕李侍尧的亲朋属员泄漏消息，贻误审案。
　　四十五年二月初四日，乾隆帝又谕军机大臣：前因海宁控告李侍尧在滇各款，已派和坤、喀宁阿前往查办，著和坤到黔时，传旨命贵州巡抚舒常一同前往云南，如查有实据，即传旨将李侍尧解任，令舒常署理云贵总督，其贵州巡抚一职，命颜希深暂行署理。
　　和坤尚未来得及上报查讯情况，乾隆帝已从两方面获得了使他震惊的消息。二月下旬，湖南巡抚李湖之折到京。李湖奏称：盐法道纪淑曾截拿云贵总督差弁刘凤翼、张曜、尹适、云南巡抚承差尹位等人。张矅、尹适系受李侍尧差派，送银五千二百余两及玉器十件回京城家中，李侍尧之家人张永受等也托张曜带银七千余两回京，永昌府知府特升额亦托张带银一千两，还有书信什物，在正月初到京，将银两玉器等俱各交清，于正月十七日离京返滇，途中被获。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兼管刑部的英廉，也审讯了李侍尧在京管事家人八十五，八十五仅供称正月初收到了张永受寄来之银五千两。乾隆帝于二月二十六日连下三谕，指出八十五供银数少，“显有隐匿情事”，命李湖速将刘凤翼、张曜、尹适等严行押解进京，交与英廉“详悉研讯，质对明确，务使水落石出，毋致稍有遁饰”。又命传谕和冲，严讯张永受，此犯乃一家人，何以积银竟有七千余两之多。谕旨还讲到：李侍尧久任封疆，“闻其家人多拥厚赀”，“奴隶贱人何以积银如此之多”？命英廉将家人连国雄、八十五等严加讯诘，尽行追出。［55］
　　因英廉查办欠妥，过为宽疏，乾隆帝连下四谕，指责其非，命认真审讯。谕旨说：八十五系李侍尧“得用之人”，“伊等每藉家主势力，积蓄私财，盈千累百，及至家主遇有事故，又复脱身事外，另投一主，甚为可恶”！英廉前次审讯时，并未根究及此，又未查抄八十五等家人财产，著将八十五、张永受、连国雄三个得用家奴财产严密查抄。待查明连国雄、张永受、三保之私财皆“盈千累万”后，谕旨又指责英廉听任八十五隐匿狡辩说：连国雄等私财尚如此之多，“八十五系李侍尧在京管事之人，所有家务俱交经理，较之张永受等更为得用，其私蓄赀财自必较肥，何以转无寄顿？”英廉因何并未问及？［56］
　　不久又查出，张永受在京有自置房产六处、地亩一处，借出银四千两，其母在易州居住，有住房三十余间和四五顷地。
　　三月中，和坤、喀宁阿等奏折到京。和坤等奏称，李侍尧供：收受题升迤南道庄肇金银二千两、通判素尔方阿银三千两、按察使汪圻银五千两、临安府知府德起银二千两、东川府知府张珑银四千两。又于前年差家人张永受进京修屋，素尔方阿送银五千两，德起送银五千两，俱在板桥驿交与张永受。张永受供，主子发交珠子二颗，一颗卖给昆明县知县，勒要银三千两，一颗卖给同知方洛，勒要银二千两。总共赃银三万一千两。
　　乾隆帝览奏后于三月十八日连下五道上谕。第一道旨是革诸犯之职。上谕说：李侍尧由将军用至总督，历任二十余年，“因其才具尚优，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用为大学士。李侍尧“具有天良，自应感激朕恩”，奉公洁己，以图报效。乃昨据海宁呈禀李侍尧贪纵营私各款，因命侍郎和坤、喀宁阿前往查办。今据和坤等查奏……“披阅之下，不胜骇异”。李侍尧身为大学士，厉任总督，乃负恩婪索，盈千累万，甚至向属员变卖珠子，“赃私狼藉，如此不堪，实朕梦想所不到，不特朕用人颜面攸关”，即各省督抚闻之，谅无不惭愧痛恨。李侍尧著革职拿问。按察使汪圻、迤南道庄肇奎、原署东川府知府张珑、降调通判素尔方阿、丁忧同知方洛等，俱著革职，交与和坤，严审定拟具奏。［57］
　　第二道谕，革巡抚孙士毅职。孙士毅由南巡召试中书，在军机司员上行走，不次简用，擢至云南巡抚，受恩深重，乃目击李侍尧营求受贿，赃迹累累，竟置若罔闻，隐匿不奏，经朝廷派员查办，犹复辩言饰非，巧为诿卸。“国家设立督抚，原为互相纠参，以维吏治而伤官方”。巡抚为封疆大吏，近在同城，而不据实劾参，“又安用此巡抚为乎？”孙士毅著革职，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效力赎罪，“以为欺隐不职者戒”！［58］
　　第三道谕，是委任新督抚，以奉天将军福康安“才具明干，秉性公忠”，命其补授云贵总督，以颜希深为云南巡抚。［59］
　　第四道谕是办案。和坤奏称，李侍尧在审办纳楼土司命案时，起出金六百两、银一千两，李于奏折内私将金数改为六十两，银数改为七千五百两。乾隆帝说，此“显系有心吞隐”，因其隐匿之金五百四十两，价值远远超过所增之银六千五百两，明系“巧为侵蚀”，命和惠严询李侍尧，此金、银均著入官。［60］
　　第五道谕是因李侍尧之家人张永受所供之房产、土地数和财产，与京中所查之数不符，命待张提押至京后，交英廉严审确对。
　　五月初七日，因和�｜等定拟将李侍尧处以斩监候，而大学士、九卿改为斩立决，乾隆帝下谕，命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定拟具题。他说：
　　“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是以简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受朕倚任深恩。乃不意其贪黩营私，婪索财物，盈千累万，甚至将珠子卖与属员，勒令缴价，复将珠子收回。又厂员调回本任，勒索银两，至八千余两之多。现在直省督抚中，令属员购买物件，短发价值，及竟不发价者，不能保其必无，至如李侍尧之赃私累累，逾闲荡检，实朕意想所不到。今李侍尧既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使朕深信乎？朕因此案，实深惭懑！近又闻杨景素声名亦甚狼藉，但其人已死，若至令存，未必不为又一李侍尧也。各督抚须痛自猛省，毋谓查办不及，倖逃法网，辄自以为得计。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触目惊心，天良具在，人人以李侍尧为炯戒，则李侍尧今日之事，未必非各督抚之福也。所有此案覈拟原折，即著发交各督抚阅看，将和�｜照例原拟之斩侯，及大学士、九卿从重改拟斩决之处，酌理准情，各抒己见，定拟具题，毋得游移两可。……将此通谕中外知之。”［61］
　　乾隆帝以李侍尧之例，说明督抚不应贪婪违法，辜负圣恩，以免重蹈李之陷入法网覆辙，欲图整伤一下吏治，用心不为不善，但时至此日，贪风盛行，这道谕旨很难生效。至于对李侍尧之处理，此谕已经表明了倾向性，既言李卓有才干，为最出色之总督，又云和�｜“照例”拟斩监候，而大学士、九卿“从重改拟斩决”，并且联系政局惯例，当大学士、九卿覆议意见与原奏总督、尚书意见不一之时，皇上一般是依大学士之议而决，此谕却一反常例，再命各省督抚议拟。如此等等，皆足表明帝意欲免李侍尧之死，欲以和�｜之议来了结此案。
　　当督抚遵旨上奏前后，乾隆帝对李侍尧一案及其涉及之处，作了如下的处理。其一，委补大员，惩治劣官。李侍尧因罪革职而空出的汉大学士一缺，命户部尚书英廉补授，委和坤接替英廉之户部尚书，以刘秉恬为云南巡抚，任颜希深为贵州巡抚。东川知府陈孝升代李侍尧交付银两置办物体，“有玷官箴”，革其职。督标中军吉隆阿副将与总督家奴刘十儿称兄道弟，按溺职例革其职。将已故巡抚裴忠锡、革职巡抚孙士毅原籍家产查封存记，俟云南查出亏空银数需其赔补时，将其家产扣抵，如有余剩，仍予给还。
　　其二，清理云南各府州县仓库钱粮。和�｜奏称：“自李侍尧婪索属员，赃私狼藉，云南通省吏治废坏，闻各府州县多有亏空之处，必须彻底清查”。乾隆帝下谕：李侍尧任意贪婪，按察使汪圻等“仰承意旨，争馈多金，若非侵渔属员，安所取资，则各府州县中之亏空，势所必有，不可不严行根究，以清帑项而整官亏”，待福康安到任后、将通省各府州县仓库钱粮逐一详查。［62］
　　其三，宽待李侍尧之家属。乾隆帝命将李侍尧名下置买的田产等物查明入官，其盛京房地及老圈地亩，不用籍没。其之伯爵，系李永芳子孙的公共世职，不应剥夺。后以其弟李奉尧袭爵。［63］
　　十月初三日，乾隆帝最后决定了对李侍尧的处理意见并予以宣布。在此之前，各省督抚均已遵旨回奏，绝大多数总督、巡抚赞成大学士、九卿所拟之斩决，原因很简单，他们与李皆为督抚，如若轻议其罪，恐被别人以及皇上认为有心袒护李侍尧、为己贪婪打掩护，因而勉强附合大学士所议。只有一位总督一位巡抚，对大学士之议不太赞成，另一位总督原主宽减，后改请立决。闽浙总督陈辉祖对将李侍尧之拟斩决，颇有异议，但陈辉祖不敢直言，仅奏请将李之罪再交尚书和坤与大学士、九卿复议，意在“主监候”，但并不“据见直陈，作游移两可之词”。湖广总督富勒浑在江南行宫朝见乾隆帝时，盛赞李侍尧“历任封疆，实心体国，认真办事，为督抚中所罕见，”其意以为李虽晚节不伤，但尚可弃瑕录用，不料当帝命督抚各抒己见时，富勒浑又按大学士之议，请将李正法。乾隆帝斥责富勒浑“自异其说”、陈辉祖“游移两可”，令将二人交部察议。［64］
　　只有安徽巡抚闵鹗元摸准了帝欲宽免的意旨，冒险奏请按和�｜之拟结案，斩监候，而不是大学士、九卿所拟斩立决。他奏称：李侍尧以大学士办总督事，贪黩营私，罪无可逭。“惟是李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久为中外推服，可否援照八议条内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不予立决，出自圣恩。”［65］闵鄂元这番话，讲得颇为巧妙，既言李贪污不法罪不容赦，又云其才干超群，众望所归，最后又搬出“八议”、求帝施恩，说得头头是道，各方面均予照顾，正中帝欲免李之死的下怀，为其赦李斩决之罪搭好了一个下台之阶。因此乾隆帝于四十五年十月初二日止式下达免予立斩李侍尧之谕。他说：
　　各省督抚核拟李侍尧罪名一案，俱已到齐。李侍尧以大学士兼管总督，受恩最深，乃放营私败检，骄纵妄行，实出意料之外。核其情罪，非仅如彰宝之因病纵性致家人勒索供应者可比，较之从前恒文、良卿贪婪散法，致罹刑宪，情节实约略相等。惟恒文等甫任督标，即肆意婪赃，平日又无出力办事之处，李侍尧则身任总督二十余年，如办理遏罗，颇合机宜，缉拿盗案等事，亦尚认真出力。且其先世李永芳，于定鼎之初，归诚宣力，载在旗常，尤非他人所可援比。是以前于尚书和�｜照例定拟斩侯，大学士、九卿请改立决时，朕复降旨令督抚等各抒己见，确议具题，原欲以准情法之平。兹各督抚，大率以身在局中，多请照大学士、九卿所拟，而闵鄂元则以李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为中外所推服，请援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具奏。是李侍尧一生之功罪，原属众所共知，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则罪疑惟轻，朕亦不肯为已甚之事，李侍尧著即定为斩监侯，秋后处决。……将此通谕中外知之。”［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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