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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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军多达百万，大西军七八十万，福王江北四镇有兵数十万，湖北左良玉水陆士卒八十万，各地反清武装风起云涌。这些部队曾给予清朝以沉重打击。大西军勇将李定国大败清军，“两蹶名王”，斩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逼定南王孔有德自尽。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统率水陆大军十余万围困南京，使“东南大震，军报阻绝”，清帝几乎想迁都辽宁回居旧地。清廷拥有多少军队来对付这二三百万敌军？说来也少得可怜，入关时，八旗满洲只有三百一十个牛录，按每牛录二百丁计算，不过六万丁。顺治五年，满洲壮丁有五万五千三百三十名，加上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四万余丁，才十万余丁，就算是全部男丁皆披甲为兵，也只有十万余名士卒，怎能迎战二三十倍于己的敌军？，脚而且，即使将敌军全部、消灭，“马上得了天下”，但全国有一百四十个府，一百九十三个州，一千一百三十多个县，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人口约一亿，一这十万余军队分布各地，平均每县不到一百名，怎能坚持下去，清王朝怎能长治久安？
同时，清兵多路出击，甲胄弓箭刀枪马匹和粮草，花费很大。顺治八、九年，每岁收入额赋只有一千四百八十余万两，而各路兵饷岁需一千三百余万，加上八旗王公和文武官员俸禄二百余万、缺银八十七万五千余两。顺治十三年以后，军费激增，岁需二千四百万，而一年所入，除去各省存留款项外，只有一千九百六十万两，缺饷额达四百四十万两，还有其他必须开支的用费，如王俸、官禄、河工、赈灾，等等，需银数百万以至上千万两，确实到了入不敷出、财源枯竭、司农束手无策的地步。
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和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盘剥，以及灾害频仍，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社会混乱，百业凋敝，田园荒芜，人口大量死亡，直到顺治八年，官方簿册所载全国户口才一千零六十三万余丁，田地山荡二百九十万零八千余顷，比起七十三年前明万历六年（1578年）的耕地面积，减少了四百多万顷。另外，许多汉族士绅留恋故明，对清政府消极抗拒不愿合作，广大汉民痛恨清廷推行的“薙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五大弊政，人心动荡不安。兼之，“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独揽大权，威压幼君，福临时有被废的危险。
面对如此万分险恶的困境，多尔衮、福临及其亲近王公大臣，知难而进，想尽种种办法，以五、六万满洲兵丁为核心，加上蒙古八旗和汉军数万，又充分利用较早归顺的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等人的部队，总共约有二十万人，先后打败了多达二三百万的南明军和农民军，于顺治十六年夺取了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的都城昆明，迫使永历帝逃往缅甸，除大顺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军”尚在川东荆襄地区坚持以外，消灭了其他抗清武装。随着国内战争的减少和推行恢复经济的政策，农业生产逐渐发展，手工业、商业也有了进步，人丁相应增多，耕地面积不断扩大，顺治十八年全国民田增至五百四十九万余顷，加上旗地、官庄、屯田，约五百八十万顷，比十年以前增加了一倍。
福临因国事操劳过度和痛悼爱妃董鄂氏的去世，又患上了天花，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离开了人间，终年才二十四岁。
二、英明祖父奠定盛世之基
乾隆皇帝弘历对他的祖父康熙帝玄烨推崇备至，经常讲要“体皇祖之心为心，法皇祖之事为事”，［1］自然要了解皇祖当年的境遇及其克服困难创建光辉业绩的经验。在弘历即位的七十四年前，六龄幼童玄烨，根据父皇福临的遗诏，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日继位为帝，由索尼、鳌拜、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四位辅政大臣佐治国政。
被称为圣祖、仁皇帝、康熙帝的玄烨，比起先皇福临来说，处境当然要好一些，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中和殿等宫殿早已修建完毕，金碧辉煌，景象一新，他就是在文武官员叩拜下坐在太和殿宝座上颁行的即位诏。这一年的十二月，清军入缅，擒获了南明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榔，两年以后又剿灭了大顺农民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军”，辽阔大陆尽为清有。但是，摆在玄烨的面前，还有许多难题，还有严重的隐患。首先是要夺回大权亲主国政。从即位那一天起，到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以前，国务皆由先皇指定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主持，尤其是康熙六年六月索尼病故以后，鳌拜更加骄横跋扈，把持朝政，结党专权，藐视幼主。他引用兄弟穆里玛、侄子塞本特、讷谟及亲信济世、佛伦等二十余人分据军政要职，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阿思哈、兵部尚书噶褚哈、工部尚书马迩赛等皆其党羽。他将位列一、二品的部院尚书、侍郎等大臣视为下人，竟在皇帝面前对他们大声呵叱。他冤杀内大臣费扬古及其子尼侃、萨哈连，抄没家产；并在业已亲政的玄烨面前“攘臂”“强奏累日”，逼迫这位十三岁的皇帝按受他的要求，将另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及其子侄族人查克旦等斩杀，籍没赀财。有一满洲官员还曾讲道：鳌拜伪称有病，不上朝，要皇帝“亲往问疾”。玄烨驾临其府，穿堂过厅，进入寝室，御前侍卫和託看到鳌拜神色异常，急忙跑到床前，揭去席子，发现快刀一把。玄烨故作镇静，假装不知此乃奸计，笑说“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不足为奇，随即返回宫殿。玄烨对鳌拜的专权极为不满，于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施用巧计，将鳌拜诱入宫中，拿获下狱，革职籍没拘禁，对其党羽分别惩处，一举夺回大权，从此才真正当上了“乾纲独断”的皇帝。［2］这时玄烨才十五岁，就一鸣惊人，创造了奇迹，逾越了几乎无法翻越的巨大障碍，办成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紧接着他又要处理十分棘手的“三藩”问题。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孙），分镇云南、广东和福建，合称“三藩”。吴三桂等人率领本部将士，跟随八旗劲旅转战四方，为清帝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建立了功劳，因而封王开府，分别拥兵数万、十余万，各镇一方。尤其是吴三桂，功最高，兵最强，势力最大，所需粮饷也最多。顺治十七年仅云南一省就岁需棒饷九百余万两，清廷令裁减兵丁，吴三桂奏称边疆未靖，难减人员，并随即用兵缅甸、水西，军费激增，加上福建、广东二藩之饷，岁需二千余万两，形成了“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的局面。吴三桂又心怀不轨，加紧操练士卒，整治军械，大量购买战马，水陆冲要、遍置私人，各省提督、总兵官多系他的心腹，长子吴应熊娶太宗第十四女恪纯长公主，贵为额驸，静坐京师，大小政情，朝夕飞报。尚可喜年事已高，其长子尚之信掌管兵权，与吴相互勾结，耿精忠也以吴之马首是瞻。客强压主，尾大不掉，巨饷难支，玄烨毅然决定撤藩，于康熙十二年五月、八月，分遣大臣，前往广东、云南、福建，经办三藩撤调之事。吴三桂大怒，于十一月起兵反叛，各地党羽纷起响应，尚之信、耿精忠亦相继为乱，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福建、广东、湖南七省，以及湖北、陕西、江西大部分州县和宁夏，皆脱离了清朝的控制，一时，“天下骚动，伪檄一传，四方响应”，“各省兵民，相率背叛”，“东南西北，在在鼎沸。”［3］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蒙古察哈尔布尔尼亲王，亦乘机发兵，诱约奈曼等部同反，给北京造成很大的威胁。
面对“三藩之乱”的惊涛骇浪，一些大臣惊慌失措，统军平叛的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尚善、定西大将军贝勒洞鄂等人，惧敌怯战，畏缩不前。在清朝统治出现如此严重危机的时刻，年方十九岁的康熙帝玄烨，镇静自若，继续发扬其勇擒鳌拜的大无畏精神，调兵遣将，重用图海、赖塔、穆占等满洲能臣，撤换和惩治勒尔锦等失职王公，擢用效忠朝廷能征惯战的汉人和汉军将官张勇、赵良栋、蔡毓荣等人，厚赏从征士卒，亲自指挥征战，史称其“每日军报三四百疏，手批口谕，发踪指示，洞的中窾”。［4］因此，很快扭转了战局，屡败叛军，于康熙二十年攻下昆明，平定了猖獗一时的“三藩之乱”，并乘胜前进，遣兵渡海南征，统一了台湾。
南警刚解，北边烽烟又起。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击杀和硕特部鄂尔齐图汗、车臣汗，跃为厄鲁特四部之长。他占哈密，取吐鲁番，灭“回部”（天山南路维吾尔族），控制了天山南北广大区域，并企图入主青海，吞并漠北蒙古喀尔喀三部。康熙二十七年，他率军三万北征，连战连胜，迫使喀尔喀三部数十万人投靠清朝。二十九年其军竟深入乌兰布通（今内蒙克什克腾旗境内），距北京只有七百里，严重威胁了清朝安全，京师为之戒严。
俄国沙皇政府从顺治时起，就多次派遣军队，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掳掠，勒索贡赋，建立了尼布楚、雅克萨、楚库柏兴等侵略据点，并不断扩大其殖民辖区，欲图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地。它还支持准部噶尔丹的北进行动，一再派遣使臣前往谈判，宣称要给予准部大量军事支援。俄国殖民军依仗火器，十分猖狂。当时一位居住在宁古塔的文人说：逻车国（俄国）人造反，到黑龙江各地抢掠貂皮，“锋甚锐”，“其猛如虎”，善放鸟枪。他们还使用西瓜炮，能射击几里以外的目标，“必到敌营始裂，遇者必死”。［5］
康熙帝不畏强敌，坚决捍卫东北边区，一待平定了三藩之乱，就遣派兵丁，筑城置驿，筹办船只粮饷。准备就绪后，于康熙二十四年，命都统、一等公彭春、副都统郎坦、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率北京、吉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满、汉、索伦、达斡尔族士卒三千余人，围攻雅克萨，迫城中俄军投降后班师。第二年正月，沙俄殖民军再筑雅克萨城，康熙帝获悉后，又命萨布素、郎坦等领兵前往，重重围困，敌军伤亡累累。沙皇政府遣使至京议和，请求解围。康熙帝宽大为怀，撤退了军队，委派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和都统、一等公佟国纲，与俄使谈判，几经周折，最后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保卫了中国神圣领土，解除了北境之危。
玄烨为了确保西北和北部地区安全，使喀尔喀三部蒙古能够摆脱准部噶尔丹汗的奴役和欺凌，重返祖居，自由耕牧，不顾绵延数千里的沙漠恶劣地形，不畏慓悍善战所向无敌的准部军队，摈弃了胆怯惧战贪图安逸的某些大臣的停兵之议，于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五年、三十六年，毅然统军三次亲征朔漠，大败准军，噶尔丹败病交加死去，其子女被策妄阿拉布坦押献至京，所部尽降。喀尔喀三部数十万蒙古兴高采烈地还居离别十余年的漠北故土，衷心感谢和拥戴圣祖“大皇帝”，于是阿尔泰山以东尽隶清朝版图，拓地二万里。康熙三十六年十二月，青海和硕特部蒙古诸台吉入京朝贡，被圣祖分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爵位，自此“青海始为近藩”。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入藏，驱逐了策妄阿拉布坦的准噶尔兵，册立第六世达赖，委任贝子康济鼐、台吉颇罗鼐分掌前后藏。清朝版图又增拓二万余里。
在军事方面连续夺取辉煌胜利的同时，康熙帝在扭转财政危机，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也取得了极为可喜的重大成就。他即位时，年缺饷额四百余万两，千万人民衣食无着，大片田地荒芜。四川省人丁太少，“有可耕之地，而无耕田之民”。［6］长年故乱，严重影响了水利建设，河道失修，河患频繁，黄河、淮河多次决口，淹没田园庐舍，沿河州县成千上万赤子葬身鱼腹。
以“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自许的康熙帝，为改变国穷民贫的艰窘困境，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鼓励垦荒，实行“更名田”等政策，保护耕地者的所有权，放宽新垦地的起科年限，使荒地迅速开垦成熟，六十三年内（包括雍正二年），耕地面积增加了一百三十四万余顷，比他即位那一年，增长了四分之一。［7］他认为，“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下至穷谷荒陬，皆居实惠”，多次大规模地蠲免租赋。他在位六十一年里，先后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区，以灾蠲、逋蠲、轮蠲、大蠲等形式，蠲除赋粮、丁银和逋课五百余次，仅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次就蠲免江苏、陕西本年未完钱粮及明年应征钱粮六百万两，二十八年正月又免去江苏历年积欠二百余万两。从康熙元年至四十八年，共免去租赋一亿余两，相当于三四年的全国总收入。他又于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决定，三年之内，将全国各省钱粮和旧欠通免一周，共免银三千二百余万两。他还注意让佃农在蠲赋中得到一些实惠，令地主按蠲赋分数减收佃农田租，并于康熙二十九年七月明确规定，凡遇蠲赋之时，“七分蠲免业户，以三分蠲免佃种之民”，后又于四十九年重申此令，“永著为例”。［8］他还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宣布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制度，使广大农民的丁赋负担相对稳定，不再增加，对减少农民因丁银输纳困难而逃亡的情况有所改变，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而且为雍正时“摊丁入亩”创造了必具条件。
玄烨对治河特别重视，他亲政以后，以河工作为与“三藩”决并列的三大要务之一，亲笔书写于宫中柱上，时刻考虑。还在进行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时，尽管国家财政状况比较困难，他便开始了整治黄河、淮河的工作，于康熙十六年委任杰出的治河专家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第一次就拨款二百五十余万两。此后，随着国库的充裕，河工经费愈益增加，达到“岁费三百余万”之多，超过了历代任何一个王朝。玄烨还多次南巡，视察河工，提出了让水顺人意的治河理论和一些重要的指示，督促大臣认真修建，使治理黄河、淮河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对保护沿河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促进水路运输与工商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康熙帝还下诏永停圈地，不许满族贵族滥收投充人户，放宽“逃人法”，革除或减轻了顺治年间祸国殃民的三大弊政的危害。他还一再惩办残酷虐待奴仆的八旗贵族官员，对迫害旗下家人至死的主子，从严处治，将原定奴仆三次逃走者正法的规定，改为免死发往宁古塔。
康熙帝治政的极为难得的一点，是崇尚节俭，“惜财用”，“不妄费”，多次责令臣僚减少宫中用费。他在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宣布蠲免全国钱粮的上谕中指出，正因为“每发供御所需，概从俭约”，所以能以历年节省的储蓄，供蠲赋赈灾之用。［9］他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的遗诏中，总计在位时用度说：户部币银，全用于征战、赈饥，河工岁用三百余万，而他的巡狩行宫却不施采绘，每处不过用银一、二万两。连曾经长期出入宫廷为圣祖讲课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也对他的俭朴美德极为佩服，称赞他的生活“是简单而朴素的，在帝王中是没有先例的”。［10］
由于康熙帝实行了很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又自奉甚俭，因此有力地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经济相当繁荣，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国库也由一贫如洗而变为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