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85-王芳回忆录(选载)-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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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通缉令，通缉策划和组织北京反革命暴乱的严家其、包遵信、陈一谘、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等7人，不给严重犯罪分子以喘息的机会。对绝大多数一时受蒙蔽和裹胁参加动乱活动的学生、群众，只要不触犯刑律，就给予教育，促使提高认识，转变立场，改正错误，及时解脱。由于在党委、政府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整个工作抓得比较紧，仅极少数策划暴乱的首要分子逃往海外，其余基本都落入人民共和国的法网。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公安、武警经受了考验

　　　　公安、武警经受了考验　　　　
　　　　在这场政治风波中，公安部从4月15日开始到6月中旬，及时向各省、市、区公安机关传达党中央、国务院批示精神，通报情况，共发出了53件密电和传真，针对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提出要求，作出部署，指导工作。5月19日，还与国家安全部联手成立工作组，协调情报信息，发了40余期简报，起了重要作用。　　　　
　　　　公安部党组，在关键时刻，对党中央、国务院的每一个部署、决策，例如对这场政治风波的及时定性，实行戒严、平息事态，以及对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一系列决定，都是坚决拥护，并在职责范围内，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　　　　
　　　　政治风波平息后，公安部于7月1日至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长和办公室（研究室）主任、武警总队长、省辖市公安局长，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是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对公安机关在制止社会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并对继续为夺取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做了进一步的部署。我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都讲了话，顾林昉副部长为会议作了总结。　　　　
　　　　会议认为，在春夏之交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干警、武警官兵没有迷失方向，从公安部到基层公安机关，始终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在政治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即使在舆论导向发生了严重问题的复杂情况下，公安部党组的认识始终是清醒的、统一的，对各地的工作指导是及时、正确、有力的。各级公安机关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从本地实际出发，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和公安部的部署，工作始终抓得很紧，也很有成效。在各地相继发生动乱之后，各地公安机关一方面坚决打击那些进行打砸抢烧杀等严重犯罪活动的歹徒，一方面大力加强重点要害部位的保卫工作，加强社会面的控制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努力维护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防止坏人制造城市瘫痪，尽可能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国务院发布戒严令以后，策划和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负隅顽抗，在北京掀起了反革命暴乱。公安干警和武警指战员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决策，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敢于斗争，勇于献身，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党、捍卫了人民共和国，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各地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在制止社会动乱中也有不少人负伤，有的牺牲。许多人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事迹十分感人。广大保卫干部、治安积极分子、工人纠察队、护厂队等各种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在这场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对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队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在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中，公安干警和武警指战员表现了很高的觉悟，经受了考验，证明是合格的。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鞭策。　　　　
　　　　会议指出，当前平息反革命暴乱和制止动乱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京和全国的局势已趋于稳定，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斗争远未结束，我们面临的形势仍然相当严峻，任务十分繁重、艰巨。因此，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务必保持清醒的认识，切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要把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文件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认真学习好，深刻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必然性和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本着除恶务尽的精神，坚决取缔一切非法组织，打击有现行破坏活动的非法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打击参与暴乱、动乱的反革命暴徒和打砸抢烧杀犯罪分子。同时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执行政策，严格依法办事。对真正的敌人决不手软，而对一时受蒙蔽和裹胁参加动乱活动的学生、群众，只要没有触犯刑律，就要及时解脱，并教育他们提高认识，转变立场，站到党和政府一边来。会议提出了对下半年各项公安工作部署的具体意见，并要求结合斗争实际，大力加强公安队伍建设。对于在斗争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公安干警、武警和保卫干部，一定要大力表彰。同时要教育大家正确对待荣誉和已取得的成绩，在成绩面前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不可忘乎所以。要坚持从严治警，为警清廉，文明执勤，依法办事，密切警民关系，确立公安机关的权威。　　　　
　　　　7月3日，江泽民、李鹏、乔石、杨尚昆同志亲切接见出席会议的全体同志，江泽民、李鹏、杨尚昆还作了重要讲话，给广大公安干警和武警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我在讲话中表示，回顾这两个多月的斗争，各级公安机关之所以能经受住这次严峻斗争的考验，首先要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特别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在关键时刻及时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帮我们擦亮了眼睛。　　　　
　　　　其次，在这几年社会上普遍放松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下，公安系统一直坚持加强政治工作，坚持从严治警，我们队伍的素质总体来看是好的。广大干警在尖锐激烈的斗争中立场坚定，忘我牺牲，严守纪律，保持和发扬了优良传统，在政治上不愧为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优秀队伍。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队伍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也出现一些问题，但那是支流问题。　　　　
　　　　第三，近几年我们在调整领导班子工作中，注意全面坚持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干部标准，始终把革命化放在第一位；在领导班子年龄结构上注意了老、中、青相结合，特别有意识地保留了一批接近或超过年龄杠杠，但身体好、政治立场坚定、业务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从而保证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班子在斗争中能切实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11月4日，公安部举行建部40周年纪念庆祝大会。我在会上回顾了40年来公安部和各级公安机关的工作历程，阐述了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公安工作优良传统，勉励全体公安干警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振奋革命精神，不断改进工作，努力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为进一步维护好国家的政治安定，为改革开放、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990年1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解除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的命令》。当晚，李鹏总理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国务院命令，决定从1990年1月11日起解除对北京市部分地区的戒严。他指出，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解除，标志着首都和全国局势稳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标志着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伟大胜利。　　　　
　　　　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安部党组改为党委，我任党委书记，顾林昉、陶驷驹任副书记，原党组成员为党委委员。　　　　
　　　　公安部党委总结回顾对待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时，同志们对我的表现用了四句话评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胸有成竹，指挥若定”。　　　　
　　　　我自己认为，一是应该，二是还有不足。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尾声：离休之后口述历史

　　　　尾声：离休之后口述历史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到了秋天，全国的治安形势迅速得到好转，我一直紧绷的神经也可以稍许宽松一下，但这时我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已经不能坚持日常繁重的领导工作。　　　　
　　　　什么叫废寝忘食？尽管过去也曾时常经历，但在处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公安工作中，我是真正体会到了。经过那场风波的人都知道，当时从北京到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社会政治和治安状况是何等的紧张和复杂。由于中央出现两个不同声音，相当一段时间，使中央机关和省、市地方的有些职能部门不能正常履行职责，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谁都明白，作为保卫党和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公安机关，其工作是一刻也不能停顿的，尤其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作为公安部长，我深感肩负的责任有多重！那段时间的日日夜夜，除了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我几乎没有离开过公安部办公大楼，时刻关注和及时掌握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动态，几乎每天，有时一天签发几个电报，向全国公安机关通报各地情况，分析形势，下达工作任务。要求全国公安干警明确方向，切实履行职责。我知道，我当时在公安部不论党组会上，还是机关干部大会上讲的每一句话，签发的每一个文件、电报，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的每一件事，提的每一个建议和措施，在当时的复杂斗争和非常形势下，它所起的作用和我要承担的责任是非同寻常的：如果是正确的，毫无疑问，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如果是错误的，我将成为历史罪人！在这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精神压力下，已经顾不上休息。　　　　
　　　　回顾我一生的政治生涯，每当遇到重大政治运动和风波，不管斗争多么尖锐，形势多么复杂，我始终抱定一条原则，就是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置个人生死名利于度外，认真履行职责，义无反顾，无怨无悔。我是这样走过来的，还将这样走下去，直到生命尽头。任何时候，我相信党，我对党是无限忠诚的；我也相信自己，党是完全信任我的。从参加革命开始，我就立下誓言，我的生命属于党，为了党的利益，奋斗终身。那场政治风波期间，我处在公安部长这个领导岗位上，面对异常严峻复杂的政治局面，如何承上启下，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如何审时度势，正确分析和判断形势的发展方向，如何沉着冷静地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坚定地完成非常时期的繁重任务，这些都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尽管工作万分紧张，我都能承受得了。而最让人焦心的是我当时面对政局动荡，形势混乱，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真正尝到了“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滋味，日夜不安的心境，真是难以言喻，也是旁人无法体验的。由于身心过度劳累，我差一点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由于健康原因，我多次向中央要求辞去公安部长职务，从岗位上退下来。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我的身体状况，又多次劝我继续工作。　　　　
　　　　1990年春节后，70岁的我请假回杭州养病，拜访了住在杭州的陈云同志，谈了自己因为身体原因，不准备再干了。陈云同志说，有病治病，工作不能不干。　　　　
　　　　1990年11月，得到中央批准，免去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职务。　　　　
　　　　中央任命陶驷驹为公安部党委书记，我终于可以歇口气，身体也开始好转。后到广州并到珠海参加全国政法工作会议。　　　　
　　　　1993年3月全国人大换届，同时卸任国务委员。从此我正式离职休息。　　　　
　　　　后来，组建“中国警察学会”，我担任名誉会长；组建成立民间性的“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推选我担任会长。　　　　
　　　　在我离休之后，公安部确定我为撰写回忆录的对象之一。于是，自1999年7月起，由我口述，过去曾经担任过我的秘书的黄荣波、张德中执笔，冯耀南也参与个别章节的写作，夏仲烈负责策划并参加部分写作，还请了著名作家叶永烈同志帮助通稿和润色，前后经过五六年时间，终于在2005年6月完成这本回忆录初稿，后又经2次对部分章节进行调整、修改、补充润色，至2006年3月完稿。算是对历史、对人民交出一份答卷。　　　　
　　　　在写作过程中，也得到中共浙江省委、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宁波市委、市政府、浙江省公安厅、省警卫局、省国家安全厅和公安部有关领导及办公厅的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2006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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