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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丛林战争-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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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视察了这个要塞。他在这里屯兵一万,还有五千名预备队可以随时调来支援。他
非常乐观,却又慎重地提醒他的下属说:
    “我们占领这个地方,越盟没有进一步抵抗。但我知道他们是一定要来的。奠
边府虽然是个只有百来家东倒西歪的房屋的村庄,但它素有‘边县之位’之称,它
的战略重要性,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为兵家所共识。……我们守住奠边府,就是守
住了胜利。……”
    尽管这位司令官说得平淡无味。而且也没有守住他的胜利。但他向世人展示了
奠边府的神秘色彩!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谁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之后不想去看看
滑铁卢呢?我应该到奠边府去!因为我们的军事顾问团在那里战斗过,那辉煌的战
胜者的旗帜上闪耀着中华男儿的智慧和心血;更何况,现在,我们的高射炮正在守
卫着奠边府的天空呢?
    不管是新闻记者还是作家,亲!临其境,他就有了发言权,就不是人云亦云,
就不是来自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他的所见所写所想就具有了某种权威性。在我
来越南之前,就被告知首先到达的地点是安沛。那时,我查阅的是一本一比七百五
十万的袖珍世界地图,用直线衡量,从安沛到奠边府,还不到二百公里,但实际上
却遥远得多也困难得多,它要穿越义路省和山萝省,翻过许多山林和河流。
    面对着目前的种种困难,我去奠边府的决心动摇了,可是,我内心的欲望之火
却迅猛地升腾起来,“现在不去,更待何时?”就像到达北京不去故宫、不去长城,
到达莫斯科不去红场,到达巴黎不去罗浮宫一样,那将是终生的遗憾,也许以后就
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又想起,奠边府引起举世震撼的那些岁月。
    那时,法国空军侦察机看到越盟的战壕迅猛地向法军阵地延伸,向河内指挥部
报告这一情况后,纳瓦尔将军要给奠边府守军空投一批尸音控测器,奠边府守军说:
“没有必要了。我们可以听见他们挖掘的声音。……”
    那时,全世界报纸的头版上都充满了奠边府的消息,成为全球所瞩目的焦点。
    法国《世界报》写道:“奠边府的医生们正面临着忍耐的极限,堆积如山的伤
员等待着换药,浮满尸体的河水只能用孔眼极密的过滤器一点一滴地过滤,饮用水
只够供给那些因干渴而昏迷的人。……”那时法国反战的《费加罗报》的大字标题
是《他们完蛋了!》
    在1953年1月20日就职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早些时候曾向英国首相温斯顿·
丘吉尔递交过一份备忘录,他说:“请允许我再次引用历史,我们之所以未能制止
东条英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团结一致的及时行动。从那时开
始了多年的悲剧和危险。”
    这就是说,艾森豪威尔希望盟国共同来干预越南的局势了。那时,美国曾准备
采取一次“兀鹰行动”,从马尼拉派出二百架轰炸机摧毁越盟的阵地以营救法国守
军,保住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桥头堡。……
    后来,还有消息表明,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了一项计划:准备用三颗小
型原子弹,毁灭越盟阵地。又有消息表明:这项轰炸计划被当时的国会领导人——
尤其是林登·约翰逊制止了。一向对共产主义恨之入骨的丘吉尔也认为“这是不可
能的事情,是极端危险的”。但是,正是这个制止“兀鹰行动”的林登·约翰逊现
在却在越战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他是不是也会想到驻越美军将来也会有个“奠边府”
呢?
    此时,中国人民的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在我盯视着“奠边府”三个字时,便
溶为一体了,当年曾在高平、七溪、奠边府战斗过的孙洪林支队长的感触应当更为
深刻吧?我决心争取在他的帮助下,即使涉艰历险,也要去拜访“奠边府”这位中
越并肩战斗的历史见证人! 
         第五章
                             (一)历史之魂
    晚上,我一见孙洪林,就再次表达了想去奠边府的愿望。
    “如果非去不可。”孙洪林郑重地说,“我想,总是有办法的,不过,我还是
希望你先去找黎东辉,你们也是本家嘛。”然后又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你到底
是真黎还是假黎?”
    这的确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在国内,尤其是北方,姓黎的很少,而化名姓黎的
又挺多,凡是同姓的见面必须寻根究底到底谁是真黎。
    我说我是真黎,孙洪林笑笑说:“黎东辉肯定也是真黎,刚才你说应把中国人
民援越抗法援越抗美联系在一起,那你就应该从刘永福和冯子材抗法写起。……你
去访问他,可以把更深远的历史反映出来。……”
    “我听苏军医说,你的回忆录已经写好了。
    “离完成还相去甚远,关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写了大约有五万字的草稿,
都放在国内,关于援越抗法我只写了个提纲,还画了个草图,都在黎东辉那里。所
以,我可以跟你长谈,至于援越抗美,我只能留到回国后再说。历史,越往后看得
越清楚,现在国内那个样子,我看,连我写的抗战部分和解放战争部分都成问题,
当时的领导差不多都打倒了,历史都要重写。
    孙洪林凄苦地叹了口气,吸了几口烟,他的思绪好像也在吐出的烟雾之中,我
不想提醒他也不想打扰他,任凭他的思绪随意飞翔,他好像从回忆的漩流中飘浮上
来,说得非常随意:
    “这几年,我在这个竹棚里读了很多书。”他指了指小书架,“我看了《东周
列国志》,看了《战国策》,还看了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富勒写的《西洋世界军事史》。……”
    我走近他的书架,意外地发现还有一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王伯祥选注的
《史记选》。我告诉他,这些书。在国内已经当作四旧和封资修给扫掉了。
    “那部‘格兰特船长’是乔干事借给我的,”孙洪林说,“有时我也需要消遣
消遣。我不懂文学创作,可是,我希望你这次来越南,不只是写些好人好事,要写
得大一点,高一点,要讲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要光写革命性和优良
品格,还是写点智慧,还要有点哲理。……如果你只写些‘铁锤响叮当,汗水湿衣
裳’,我早向你声明过,我是不想看的!”
    我不由地笑了,反问道:“你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指什么?能
谈得具体一点吗?……”
    “当然可以,就说冯子材抗法取得谅山大捷之后,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停
战协定和《中法天津条约》吧,许多史书上都斥责清政府腐败无能,是历史上少有
的‘战胜求和’的外交失败,《中法天津条约》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我并不
想替满清政府抱屈,也绝不否认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是现实。可是,这种简单
的结论虽然没有风险,却没有历史价值和思辨色彩,没有写出满清政府为什么‘战
胜求和’来!是的,国家弱了,就要被人家欺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总有个利弊权
衡。……”
    说到这里,孙洪林沉思了一下,有点愤慨;
    “辱骂弱者指责失败者是最保险的,可是,对人对事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来分析才会公正,谁敢说列宁与德、奥集团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是丧权辱国呢?
根据条约,苏俄不但丧失西部大片领土和外高加索的部分领土,而且还交付了大量
的赔款。如果我来写这个条约,我就要写出那时的全局来,写出那时的背景来。……”
    “是啊,是啊!”我表示赞成他的观点,我说,“关键是能不能彻底取胜,如
果不能彻底取胜,就不如乘初胜而收场,这时的谈判是有条件的,可以讨价还价,
可以取得对方的让步,如果打败了再求和,那只能是城下之盟了,无条件投降,割
地再加上赔款。……”
    “在这方面列宁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当你病在床上,强盗持枪抢劫,你不交
出钱包,就连性命也搭上,如果交出钱包,等你养好了身体,不但把钱包夺回来还
可杀死强盗。不知进退不懂屈伸,那是愚蠢,不是勇敢。……”
    “左派幼稚病嘛。……这些话在国内是不能谈的,现在只是关起门来说。”
    显然,我的这种推心置腹使孙洪林甚为感动。倾诉衷肠这是一种人生的精神需
求,尽管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还是有人甘冒惹祸之险而仗义执言。人
人都珍惜自己久久思索的成果,渴望得到友人的承认或是换取更深入的交流。像我
们这种没有利害冲突的朋友关系,最容易畅所欲言。
    “不综合就不能分析,这就需要了解当时的历史全局。”孙洪林回到藤条沙发
上,扳倒第一个指头,“一,首先看谅山大捷消灭了多少敌人有生力量,有的史料
说近千,其实法军伤亡还不到三百人。当时法军败退的主因是统帅尼格里受了重伤。……
战争,并不是一次胜负就决定结局的,如果法军再继续增兵,冯子材还能打胜吗?
历史上不是有百战百胜一败而失天下,百战百败一胜而得天下的先例吗?再看条约:
清政府下令越北战场的中国军队分期撤回国内;法军则解除对台湾和北海的封锁。
这算不算是一种让步呢?……可以研究。”
    “问题是不能只盯着中法战场!……还要看看有没有后顾之忧,”
    “完全正确。”孙洪林兴奋得拍了一下茶几,“中法停战协定是1885年4月签订
的,在此之前(1884年12月4日)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日本利用政变插手朝鲜
事务,1885年3月,日本派全权大使与清政府谈判‘甲申政变’后的朝鲜地位问题。
这是明目张胆的趁火打劫,为了腾出手来对付日本,不能不在4月4日匆匆与法国签
订停战协定。……不然,你就会腹背受敌,遭受日、法两强的南北夹击。……”
    “这是清政府的一种痛苦的选择!”
    “或者叫弱者的选择!”孙洪林同意说,“或者叫别无选择!就像富了必然放
债,穷了必然借债一样,弱了就要挨打。……”
    “如果按某些史料批评的那样,当时清政府根本不要跟法国、日本谈判,坚决
与他们死拚到底,结果会怎么样?”我说。
    “你这是向小学生提的问题,鸦片战争打过没有?甲午海战打过没有?……哪
一次不是战败而后割地赔款?当今世界,仍然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如果当时,清政
府不签停战协定,把兵力财力投入越南抗法战场,日本从朝鲜进入东北,沙俄也趁
机扑来,英国也不甘落后,再来一次北京失守,圆明园已无物可焚,故宫却可以燃
烧,那时,会不会被史家指责为不知进退,不懂得乘胜谈判见好快收呢?……当然,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研究。……”
    “历史就像一盘走过的棋,胜负已经不可更改。”我慎审地说,“如果复盘分
析每一步的得失,那就会气象万千,肯定会争论不休,甚至会推磨。对于中法战争
的结局,应该怎样认识,按利弊互见的法则那就很可能众说纷经,因为我曾经参加
过编写军史的讨论,大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因为未发生的事情,存在
着多种可能性,可变因素太多了。那时,我们在研究一次战役中,是不是应该对敌
人的后方兵站作一次偷袭,有人说偷袭成功,对战役必然产生有利影响,但有人却
认为偷袭不成功就会给战役带来很大不利。到底成功还是不成功,那就看当时双方
的智勇状态,谁也无法预计到当时有多少偶然和意外,一次应该成功的伏击,很可
能由于一个战士走火招致失败。……”
    “当然,当然,”孙洪林因我对他的论点略存异议而变得振奋起来,“凡事总
有上中下三策,但也看客观的条件,曹操和袁绍对起阵来处处得心应手,和诸葛亮
对起阵来就败走华容小道,所以很多兵家因为把握不了客观变化,往往陷入迷信,
用占卜来决狐疑。……”
    “这就是矛和盾的关系,矛利则盾不坚,盾坚则矛不利。是吧?……”
    “历史既是死的又是活的,所以,我希望你把这段历史写活,而不是写死。因
为许多真理和谬误都是相对的,还要分阶段看,所以历史不断地重写。你说秦灭六
国是好还是坏?你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好还是坏?暴力和掠夺是资本主义得以
成长的摇篮。可是,如果美洲还是印第安人的天下,还有没有现代文明?除非人类
再回到原始状态。可是,原始状态就是合理的幸福的吗?原始人的生活会不会更悲
惨、斗争更惨酷呢?人类应该向何处去?过去我们走苏联十月革命的路,今天,我
们却要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日本侵略中国,当然是坏事,可是,
不妨想一想,如果没有八年抗战,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是工农红军在西北再来一次
长征呢还是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呢?还是新军阀依然连年混战不休呢?……”孙洪
林忽然停住了,欢快地笑笑,“我们这样胡思乱想,是不是滑边了?滑进老子的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圈套里去了?”
    “是的。”我也欢快地笑笑,很久没有这样的畅所欲言了,“这不但滑进祸福
相生的怪圈,而且也陷入了人性是善是恶的争论中了,是善推动历史还是恶推动历
史?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就像你说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通过暴力的恶来实
现的,那么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进步就成了善,这是不是恶的行为
结出了善的果实?这个善的果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在作恶?世界最发达的
国家又在四处掠夺,给世界制造苦难?就像眼前美帝在越南一样?”
    “所以,我希望你能写出这种历史的复杂性来,就像刚才说的历史这盘棋,仅
仅是复盘是没有意思的,不能只记载黑白双方的胜负经过,要像围棋挂盘讲解它的
每一步棋的得失一样,讲清楚它为什么这样走?是怎样思考的?是高招还是失误?
刚才我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这个意思,败棋中有高招,胜棋中有
失招,连古人都知道恨而知其善,爱而知其恶,知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
必有一得。不然,那历史记载还有什么看头?”
    “这一点,我也深深地思考过,你的意思我完全懂得,也很赞同,无非是把历
史事件中的哲理挖出来,把‘所以然’找出来,这也就是说找出历史之魂魄来,有
魂,历史就是活的;无魂,就是一堆废墟。……在国内时,我和许多作家讨论过这
些问题,尤其是英雄要不要写缺点的问题,阶级性和人性的问题,我们批判过苏联
文学中的《一个人的遭遇》和《第四十一个》,这里特别强调了作家的立场和人生
观问题,在国内,这些话是不能讲的,你在境外三年,没有直接的感受。我是观潮
派,逍遥派,看得就比较清楚。在出国前,各省市和军区传达了林副主席的重要指
示,叫《八·九讲话》,他说:‘现在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二,坏人
斗好人,这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像北京、海军、空军、
总参、总后就是这样,好人挨整,吃了苦头,尝到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
不好,有损失,但这是内部问题,容易解决。……如果坏人整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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