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德)洛伊宁格尔-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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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又一次被自己的农民兄弟出卖了。农民的自私、狭隘和短视，可以把他为他们设计的美好蓝图施工成一场灾难。但是更公正地说，挡你决心要把几亿并不驯顺的富有反抗和破坏传统的中国农民禁锢在土地上时，他们能不玩出一些恶作剧让你难堪吗？当宁夏的回民聚居区的农民也要求（甚至是非常激烈地要求）养猪积肥时，毛泽东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中都丢尽了脸。
哈佛大学的德哈特·Ｈ·珀金斯教授在研究了中国政府公布的各种统计数字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把劳动力动员（指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２０年作为整体的话（１９５７——１９７７），化肥、杀虫剂的增加与改良品种等生物系列的因素在粮食增产总量中几乎占２／３的比例；直接种田的劳动力的增加，由使用机器而形成的劳动力的增加，加上土地灌溉面积的扩大，是剩余的增产部分的增产原因”。
珀金斯教授所依据的资料全部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年鉴》，计算的结果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为粮食增产所作的贡献不足２０％。如果有人觉得这种计算结果太令人寒心，从感情上难以接受，要知道几亿农民在天寒地冻的冬季干了十几年二十年，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应该有更大的价值，那么还有另一种计算方法，即假定相当一部分化学肥料和农药被守旧的农民扔进了大海而并没有起到作用。被扔掉的化肥有多少，那么农田基本建设的效益就相应地增加多少。但是，这样计算不是对中国农民是一个更大的侮辱吗？
平心而论，我们在这里还不忍心把另一个事实计算进去。十几年无效益的劳动，十几年在红旗的引导下毫无报酬的唯心精神的拼命苦干，最终会形成逆反心理，诱发一种舍弃土地厌恶劳动的懒惰倾向。从目前发生的许多情况看，这种倾向已经在向社会进行报复。它不仅将农业学大寨运动硕果仅存的一些农田设施废弃毁坏了，而且也将毁掉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的劳动、务实、勤俭的优秀传统。在许多地方，那些大型的中国农田设施已转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并且成为了他们的财政包袱，而受益者──承包了土地的农民则乐于袖手看着政府官员们左右为难。逆向农民征收资金维护或扩建这些设施吗？农民将向中央政府控告那些基层政府官员。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是支持农民，他们不愿看到因为“增加了农民负担”而最终使得全部农民都逃离土地。
离开土地，在人均耕地不足０．１公顷的中国竟有大面积农田因无人经营而闲置，这难道就是对毛泽东发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惩罚吗？他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他为中国农村到处盛开鲜花洒满阳光而付出的心血，难道一点儿也得不到回报吗？
这又一次证明了上帝的不公平。
㈢文化大革命
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错误，而动员几亿农民也参加到这种无政府的狂热中去，则是毛泽东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之所以是不可饶恕的，是因为他本人甚至中国农民的狭隘和半文盲状态，甚至任由这样状态下的超大规模的人群去造反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不顾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劝阻（这两个人以及彭真企图炮制一个文件把文化革命限制在思想学术界的范围之内，这被认为是一个阴谋），一意孤行地号召农民去造政府各级官吏的反，于是，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底的两年间中国农村几乎变成了一个屠场。
毛泽东的错误应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负责，因为毛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翻过类似的错误而中央委员会不仅未能就这些错误做出正确的清算结论反而作为毛的功绩而大家赞扬。这不是为尊者讳的问题，而是由肯定领袖的功绩进而发展到迷信进而形成新的教条，错误的东西也变成了正确的教条被认真执行。这说明这个党虽然领导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并获得了胜利，但它并不成熟。（中共得中央委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的权利和作用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议会。而那些“议员”的选拔方式则完全是军队或家庭式的，由长官或家长指定。因此，循规蹈矩的委员们很难真正民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这个“议会”也就不可能起到监督和制约政府及领袖的作用）。
１９２３年湖南农民（请记住，是湖南农民）在国共合作进行反对军阀的战争中，曾在共产党的鼓动下建立起许多委员会，开展对乡绅和地主的斗争。斗争是过火的，杀人、放火、戴高帽子进行人身侮辱。毛泽东为此些了文章，兴高采烈地欢呼：流氓懒汉运动好得很！（指“痞子运动好得很”——译者著）。
农民反对地主以及共产党必须依靠农民进行斗争，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仅从斗争的策略来看，流氓懒汉的胡闹（事实上真正老实做田的农民并没有参与闹事）毕竟激怒并吓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于是，在共产党人毫无戒备，仍在到处放火玩闹的情况下，蒋在愤怒的地主和军人的支持下对共产党发动了一场一网打尽的袭击。在这场袭击中，共产党基层组织被破坏殆尽，６万多名共产党员中的９０％被屠杀。
折断历史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和总结，因为每人敢于发表不同的看法。刘少奇如果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惨第死去而能或到今天的话，他或许会提出一些更清醒的意见来，因为他在当时和以后都对毛的农民运动持保留态度。
我们仍然说毛泽东动员农民参加文化革命有善良的动机和充分的理由。
首先，各级政府官吏瞒上欺下的作风使农民吃尽了苦头，甚至造成６０年代初期大范围内饿死人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对这些官吏已忍无可忍，急欲发动农民对他们进行清算；
其次，农民种的“自发资本主义实力”一再向毛的路线发动进攻，并已实际造成威胁，毛对此亦不再愿意忍受，急欲发动一场一劳永逸的战役，彻底消除这一威胁；
第三、仍然是教育农民、改造农民。文化革命的公开目标是清楚旧文化、旧道德、旧思想、旧习俗。毛认为放弃使农民从道德意识上快速步入共产主义的企图；
第四、 在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的决战中，毛神经紧张并缺乏必胜的信心，而他坚信农民会战在自己的一边，因此才把农民动员了起来；
最后，发动农民参加文化革命与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的设计并不矛盾。因为毛深信精神成果势必会转化为物质成果。抓革命促生产，促进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这些口号和实际做法证实了这一点。
毛没有估计到的只有一点，几亿处于半文盲状态的农民凭借什么武器去清除旧的道德和思想文化呢？他们又根据什么去区别好干部和坏干部呢？
很闲谈，中国农民在这里同样是贫穷的，几乎一无所有。因为农民固有的传统思想意识本身就在被批判和清洗的范围之内，而他们在学习记载着毛思想的小红书时，除了死背硬记一些条文外，其基本内容往往用自己的思想道德观念加以了彻底的改造。应该被清除的东西披上了毛思想的战袍，从而光芒四射，这大约就是文化革命在农村的一种成果。农民们就是以这样的思想为武器加入毛的战线投入战斗的。
于是，他们只能给毛帮倒忙。（自从毛在建国以后决定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并在工业建设与农民之间最终选择放弃农民以后，农民似乎从未在一件事上真正帮了毛泽东）。
关于农民在文化革命中得可笑、可耻、愚昧、罪恶以及破坏等行为，西方国家的报纸曾做过大量披露。而中国即使在邓小平彻底否定文化革命以后仍坚持对此秘而不宣。这样作为以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行为实在太黑暗太丑恶，以至于一旦为人所知将使中国党和政府的形象蒙受太大的损失，尽管主要责任应由过世的毛泽东承担。
由于得不到中国官方的准确数字，我们无法确知在文化革命初期那几个月里湖南省南部各县一共有多少名“五类分子”（地主、富农以及其他可随意加之与任何人的身份）被屠杀了。因为中共在土地改革是为了准确辨明阶级阵线，曾给每个家庭都划定了成分。所以，屠杀的对象全市以家庭所有成员为目标的，妇孺皆不免。屠杀全家还因为农民传统的“斩草除根”意识和毛思想中“防止阶级敌人复辟”思想在起作用（这是对毛思想加以改造的一例）。这股屠杀之风像野火一般瞬间挂遍几个县的乡村集镇，枪击、活埋、集体焚杀，至少有上百个家庭和几千人被杀掉了。当大批军队被派来制止住屠杀以后，一位解放军的下级军官说：“这种悲惨情景令人感到仿佛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
稍后一些时候类似的屠杀也发生在了内蒙古草原甚至是北京的郊县。与湖南的情况不同，内蒙古屠杀的对象几乎全是牧民中的中共党员和干部，而屠杀的目的却是要保卫党！起因是一则谣言。有人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谣言称，内蒙古地区存在一个秘密的党，该党的宗旨是争取内蒙独立。于是开始清查并对受审者施用私刑，许多人受刑不过而胡乱招供，这样一连串的“坏人”就被找了出来。这些“坏人”全部受到酷刑，其中一部分在刑讯中死亡。
公允地说，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本质动机是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有群众参与的民主的政治机制。如果不承认毛的这个动机，就无法解释他对工人和农民无政府行为的放任鼓励以及为什么他在一夜之间将全国各级官吏全部罢免。事实上，毛在建国以后特别是由于“人祸”而发生的６０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以后，对中共的中下级官员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感甚至是愤恨情绪。同时，由于处在这些人的包围中而不能接触到基层的人民，也使他孤独并有被人阴谋架空的猜测和潜意识。有材料说，毛泽东曾秘密派出身边的保镖去一些省份的农村“访贫问苦”，但因这些人一出门就被下面的官员收买了，发生了多吃多拿的问题，毛不仅未获得渴望知道的真实材料发而更加觉得情形的严重与可怕。（毛自己出钱为这些人做了退赔）。
中国的决策体制必须民主化，这是毛泽东的一贯说法，也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但是他自己身居在一个宗法性极强的官僚体制中而且成了最高家长，这是他根本无法由上而下地推行他的设想，只好转而发动民众以造反的形式把各级官吏达到，希望由这个过程中自然地形成类似巴黎公社似的民主权力机构和民主作风。但是文化革命初期的混乱和破坏使他的这一愿望落空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努力。在文化革命中组成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时毛泽东坚持要实行“三结合”，使一大批普通工人和农民跨入权力的大门。他自己也把上海的一个青年工人吸引到身边来，亲自鼓动中央委员会把这名工人选为党的副主席，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在那一时期见过毛泽东的外国领导人大多都在毛身边见过这位相貌英俊、循规蹈矩的青年）。但是毛的良苦用心又一次被他的工人和农民深深地伤害了。这些人或者原来就是破皮无赖、品行不端者，仅凭着能言善辩敢于出人头地而爬上了高位（担任副主席的青年即属此类），或者很快地被权力所腐蚀，成为以权谋私的霸王。少数真正纯朴本分的一般民众即使当上了官员也很难发挥作用，因为他们既没有文化也缺少政治阅历和官场斗争经验。那位当了副总理的大寨农民在国务院会议上几乎一言不发，度日如年。
毛去世前的最后一个生日（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６日），他在中南海的家里会见了一位旧相识的农妇。农妇向他哭诉的仍然是吃不饱肚子。这与他在１９６０年听到的情况完全相反。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经过一场翻天覆地、震惊世界的文化革命，农民景况依旧、官员照样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一个健康的民主的领导机构仍然未能建立起来，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沮丧而无奈的心境中溘然长逝的。他无法瞑目。
西方公众和政治家们把毛泽东看成是一个狂热的极端专权的共产党皇帝，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这个任何中国的大多数人以及西方的公众一样，都希望有一个合理的公正的政治秩序，而且都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建立民主决策和民主制约的政治体制上。但是，毛泽东在中国根本无法做到这一切。
以毛泽东的威信、权力和政治经验，都无法做到，这大约说明在中国尚不具备建立这种政治体制的自然条件。没有条件而又要强行去做，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去碰撞，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悲剧，也使他个人的不幸。
毛泽东尚且做不到（指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体系——译者注），美国人的干预能起作用吗？
毛泽东用暴政的办法把农民稳定了３０年，即使大饥荒饿死了许多人，即使文化革命杀了不少人，农民毕竟始终被禁锢在中国的黄土地上，没有对艰难成长的中国工业社会造成破坏性冲击。这是毛的功绩呢，还是一个难以原谅的过失？
下面该轮到邓小平了，他怎样对待中国的农民？
邓小平的方案：释放农民的力量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中因言行不当而被赶下了台，但他给中央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封号“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却一直被沿用下来。西方公众对邓头上的这顶桂冠颇不以为然，因为它与毛泽东的那顶“舵手”的帽子一样，都有阿谀奉承之嫌。而且，从政治决策的角度看，把某种带有绝对权威性质的东西加之于一个人身上，既不科学也不明智。邓是个英明的政治领袖，但也是个８０多岁的老人了。
实际上。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决定实行他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在农村实行家庭联系产量的承包制时，他的改革思想是非常朴实和本分的。他的思想是：
ａ．守住毛泽东的遗产， 只对那些必须改变的东西加以认识并改革， 也就是“不冲击毛泽东所作的一切”；
ｂ．中国的改革不是来自政治家的恩赐，不是来自知识分子的智慧良知，而是被饥饿逼迫的；（也即毛思想的穷则思变）
ｃ．把政治问题变成经济问题来解决，不被马克思、列宁或毛规定的原则或教条束缚纠缠。
邓的这几条改革“宣言”几乎可以成为人类一切有志于改革者的盛典。同时，有时所有政治家可以借鉴参照的最充满智慧因而又是最狡猾最强硬的政治谋略佳作。
邓绝不妥协，他公然宣布要改变毛泽东的一些东西；但是又绝不伤害许许多多忠实的共产党员的情感（中国整整两代人固有的毛泽东情结），不是改革处在大多数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