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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宰相与帝王-第16章

小说: 宰相与帝王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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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人汤若望精于历法,崇祯年间在钦天监供职。他曾参与徐光启编制《崇祯历书》。后来,汤若望又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新法。汤若望深得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的赏识,“自顺治二年始,即用新法,颁行天下”。又命汤若望掌钦天监事,赐号“通玄教师”。顺治皇帝在位期间,对汤若望的工作极为关注,曾24次亲临馆舍与汤若望作较长之晤谈。    
    杨光先依附鳌拜,顺治十四年(1657年),曾著《辟邪论》攻击新法,指控汤若望,曾被礼部驳回。到了鳌拜一上台,杨光先再次发动反对运用西方科学和历法的活动,捏词陷人。康熙四年,他乘机对汤若望大肆攻击,极尽诬陷之能事。杨光先提出“西洋新法,非宜所用”。先前被革职的原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也大肆喧嚷说:“汤若望推算历法不准,舛谬三事”等等。大有把汤若望搞垮并取而代之之势。后来,经内大臣爱星阿及各院部大臣一起,登上观星台实地测验,证明汤若望的推算并无差错,而吴明炫终以诈而不实获罪。    
    在鳌拜的支持下,康熙五年(1666年),又进《摘谬论》斥责新历十谬。在鳌拜一手操纵下,议政大臣会议作出了偏袒杨光先的错误决定。指控汤若望“选择荣亲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关重大”。又说“天佑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其居心叵测是显而易见的。最后,对汤若望以历法的荒谬,中国蒙羞的罪名进行判决,除了汤若望因得到康熙老祖母的庇护不死外,其余有关参与编修历法的主要成员都被处死。从此,科学的新法不再使用。    
    由于鳌拜等的愚昧无知,不懂科学,仅凭借手中的权势,企图阻止西方科学的传播和应用,又滥杀了一批熟知天象,通晓历法的有识之士,这又是一大冤案。    
    新的历法被废除后;杨光先出任钦天监监正,负责天文历法工作;他仍用“大统术”治历,结果造成气节不应,错误百出。当时,朝廷深知杨光先学术不胜任,遂改用比利时人南怀仁出任钦天监监副。南怀仁上台后,使用汤若望新历更定历法,才使情况有所好转。    
    鳌拜辅政期间,不仅残酷地制造了一系列冤案,就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平凡小事,也能成为他害人致死的理由。内大臣费扬古因与鳌拜有隙,费扬古的儿子侍卫倭赫和侍卫西住、折可图、觉罗塞尔弼等,同在御前供值,碰到鳌拜时,未能表示格外的敬重。鳌拜为此事常常怀恨在心。一次竟借口侍卫倭赫等以擅乘御马及取御弓矢射鹿为罪名,将倭赫等四名侍卫斩杀弃市。事后,又以费扬古冤望将其定为死罪,其子尼侃、萨哈莲也都惨遭不幸,没收的家产全部分给了鳌拜的弟弟穆里玛。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鳌拜与康熙帝:皇位中透出的魔力(3)

    清入关以后,为了稳定和巩固其政权,不得不吸收汉族地主阶级以建立联合政权,使更多的汉族人有机会参与政治。这一政策不仅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对促进带有浓厚奴隶制残余的满族封建制度化,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以鳌拜为首的满族贵族顽固守旧集团,却打着“率祖制、复旧章”的旗号,反对改新,力主复旧,竭力抵制“汉俗”。借由他们篡改的遗诏,拒绝接受汉族的政治和经济措施。罢废沿袭明朝的内阁制和翰林院,恢复关外时代的内三院,降低御史的地位和作用,罢各省巡按官,并除十三衙门,设立内务府。进一步排斥汉官,拉拢蒙古上层贵族,提高理藩院的地位,设尚书使之同六部并立。这种“复旧章”的倒行逆施,使清初本来不健全的政治制度,更加混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再加上从政事裁决到了人事安排等大权,都由鳌拜把持。    
    对于鳌拜的专横跋扈,朝野贵族、部臣早已有目共睹,十分反感。皇帝亲政以后,他仍贪恋权柄,迟迟不愿归政于康熙皇帝,同时仍旧恣意妄为,骄纵无法,丝毫不知道收敛。    
    康熙对鳌拜的这种行为早就厌恶之至,他虽然年轻,却具有突出的才能和自己的理想,不愿甘心充当傀儡皇帝。康熙目睹鳌拜的横蛮暴戾,也深知他的党羽在朝中盘根错节,在各部身居要津,已经是羽翼丰满。因此,鳌拜才敢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并常在皇帝面前大喊大叫,甚至挥动拳头。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往往康熙也无力改变鳌拜的决定。    
    康熙亲政后,决定收回大权,并准备取消辅政大臣的辅政权力。这一措施使鳌拜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鳌拜与康熙帝早已存在的矛盾就更趋于激化。    
    有一次,鳌拜装病,康熙去探望他,鳌拜卧床,席下放一把刀。康熙的侍卫搜出这把刀,局面很是尴尬而紧张。小皇帝却从容镇静,笑着说:“刀不离身是满洲故俗,不要大惊小怪!”鳌拜的跋扈,小皇帝的机智应变,都可以想见。自此之后,康熙更加加快了除掉鳌拜的步伐。    
    康熙帝的锄奸准备非常特别,他以对弈为名,召见已故大臣索尼之子索额图进宫秘密策划。为了麻痹鳌拜,康熙又下令精选一部分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侍卫进宫作“布库之戏”,作出沉迷玩耍,胸无大志的样子。鳌拜对此深信不疑。在采取行动之前,康熙又以各种借口将鳌拜的党羽派出,以削弱鳌拜的势力。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康熙于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召集与他做布库游戏的侍卫,问:“你们是朕的左臂右膀,你们是惧怕我还是惧怕鳌拜?”侍卫异口同声地答道:“当然是惧怕皇帝您!”康熙于是历数了鳌拜的罪行,并商议妥了捉拿鳌拜的方案,然后下诏宣鳌拜进宫面圣。    
    鳌拜做梦也没想到年轻的皇帝敢对他发动突然袭击,他依旧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宫来,康熙帝命侍卫“擒之”,鳌拜当即成了阶下囚。康熙随即公布了鳌拜的罪行,命康亲王杰书等进行勘问,列出主要罪行30款,朝廷大臣议决应将鳌拜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应斩,家产籍没。其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应革退,各鞭打100下。康熙考虑到,鳌拜是顾命辅臣,且有战功又效力多年,不忍加诛。最后定为革职籍没,与其子纳穆福俱予终身禁锢。后来鳌拜死在狱中,纳穆福获得释放。鳌拜死党的主要成员则一律处以死刑。曾经猖獗一时的鳌拜集团就这样被彻底铲除了。    
    鳌拜的失败是典型的因骄而败。他出身将门,青年时代驰骋沙场,技艺高强,勇武善战,多有战功,深受顺治皇帝信任,所以顺治去世时,任命他为辅政大臣。但是他以为自己功劳大,就骄狂起来,走上了擅权的一条不归路。他的下场值得人们深思。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鄂尔泰、张廷玉与乾隆帝:谁能渔翁得利(1)

    中国古代的政体因为缺乏法的精神,官员间相互倾轧,结党营私,成为官场的一大弊端,这种内耗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没有彻底清除。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政治家们对宽宏政治气度的注重无疑对前者是一种校正,因为它可以使人获取信任,谅解以及对心性的真诚慰籍。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着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领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成就大事。虽然欧阳修对后者称赞有加,但历史发展到今天,能真正称得上君子的又有几个人?即便是再高尚的人,在某些时候都不能免俗,更何况又有那么多不高尚的人参与朋党呢!    
    唐朝、明朝覆亡的原因之一不就是陷入了无止境的朋党之争吗?鉴于历史上的经验,为了统治的长久计,历来当权者对朋党都是深恶痛绝的,对它的打击也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雍正驾崩之前,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政。允礼于乾隆三年(1738年)病逝;允禄于次年以谋反被削爵,失去了权势;辅政四大臣就只剩下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    
    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人,当雍正还未即帝位时,曾向鄂尔泰索取财物,遭到拒绝,因而雍正对他格外器重,登基后委以重任,于雍正十年(1732年)升至首席军机大臣,授保和殿大学士。随着其他地位和权势的上升,一些满洲官僚相继依附鄂尔泰,一部分汉族官僚也投靠在鄂尔泰之下,由此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    
    张廷玉是大学士张英之子,雍正即位后对他十分赏识,令其教授皇子,擢礼部尚书,不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并调户部任职。此后张廷玉又授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雍正八年(1730年),设立军机处,由张廷玉负责制定军机处的规章,可见张廷玉在雍正朝备受重用。据说有一次张廷玉生病,雍正得知后十分焦急,对近侍说:“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乎?……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    
    对于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股肱重臣,雍正给予了极高的待遇,于雍正八年(1730年)颁布谕旨,赐鄂尔泰和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在封建时代,这显然是皇帝赐给大臣的最高荣誉和奖赏。乾隆即位后,也同样敬重二位老臣,于第二年同封二人三等伯,又在张廷玉七十大寿时御书“调元锡祉”匾额,还亲自撰写对联和诗赠送张廷玉。    
    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的恩宠,使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无所顾忌,他们开始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逐渐发展成两大对立的政治集团。清人昭梿就说:“上(指乾隆)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互相推举,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    
    对此,乾隆当然也是明察在心,如他后来就说:“朕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亦未免故智未忘……乾隆初年,诏廷臣集思广益,至再至三。然诸臣章奏亦不过摭拾浮言,自行其私而已。且彼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初未闻一言及之。”    
    鄂、张两党势力的膨胀和明争暗斗,对于年轻的乾隆来说,自然不会听之任之,让其无限制发展的。乾隆自登基以来,就发誓“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因而对私自结党营私的行为十分痛恨,经常以历史上的教训告诫臣下:“明李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    
    但是,乾隆对鄂、张两党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而是采取了利用、限制到最后铲除的策略,步步进逼,显示了高超的统治策略。    
    雍正末年,鄂尔泰首倡在西南“改土归流”,对巩固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举措不当,引发贵州苗民反抗,使雍正颇为不满,曾下旨切责鄂尔泰,并派出属于张廷玉集团的张照任苗疆大臣,入黔指挥征剿事务。张照挟门户之见,存心报复鄂尔泰,到贵州后搜集了鄂尔泰的各种罪状,向雍正告发,企图推翻“改土归流”政策,恰遇雍正驾崩。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鄂尔泰、张廷玉与乾隆帝:谁能渔翁得利(2)

    乾隆即位后,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对于张照的提议十分不满。不久,张照平苗失利,朝廷又起用鄂党的张广泗负责西南事务。这时,鄂党占了上风,欲穷治张党,置张照于死地。    
    乾隆虽然支持鄂尔泰的“改土归流”建议,但对鄂党的打击报复却没有坐视不理。他不希望一派完全压倒另一派,而是要在两大集团之间竭力保持平衡,使他们在一个体制下共处,共同效忠于自己。因此,当鄂尔泰要求处死张照时,乾隆并没有采纳。对此他说:“鄂尔泰欲置伊(即张照)于死地。朕若听此言,张照岂获生全?”    
    乾隆不仅没有杀张照,相反还命其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后又任为吏部大臣。乾隆以后回忆此事时说道:“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两家亦各有私人……盖(张)照即张(廷玉)欣喜而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而张所恶者。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而鄂与张两皆成就为贤臣,不亦善乎?”    
    在乾隆看来,对两大政治集团不打击一派扶植一派,也不使两败俱伤,这样既可以利用两派中的优秀人才,而且如果能使鄂尔泰、张廷玉醒悟感化,放弃党争而成为“贤臣”,就是更加美妙的事。这是乾隆心中打的如意算盘,也是他作一代明君的特殊表现。    
    然而,鄂、张二党及其本人的举动令乾隆大失所望,恼怒之余,他不得不放弃“感化”策略,而采取威严措施打击党争。    
    乾隆六年(1741年),号称“敢于言事”的御史、鄂党成员仲永檀诬告张党集团接受京城富商俞氏贿银,将矛头直指张廷玉及其党羽。对于这次弹劾,乾隆并不相信,经过调查纯系乌有之事,但被牵进此案的提督鄂善却被查确实收受贿银1000两,结果被处死,而揭发有功的仲永檀也被擢佥都御史,乾隆还颁谕嘉奖他:“自今以后,居言官之职者,皆当以仲永檀为法,不必畏首畏尾。”    
    仲永檀尝到弹劾的甜头后,又将矛头对准张照,说张党利用职权泄密:“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渲泄者。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这里所说的“权要”就是指张党首领张廷玉。    
    对于这一指责,乾隆也并不相信,他当即指出:“鄂尔泰慎密之处,不如张廷玉。”言外之意是,张党虽有泄密,但鄂党更甚。    
    仲永檀弹劾不中,张照立即反击。他探知仲永檀曾将留中密奏的疏稿内容泄露给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于是上疏揭发。乾隆闻奏,即命张廷玉协同其他大臣及三位亲王审理此案,结果查实仲永檀、鄂容安二人“往来亲密”,确实有过严重泄密之事。    
    对此,张照建议扩大调查范围,企图将鄂尔泰也牵扯进来,将鄂党一网打尽。但乾隆深知此时如果铲除鄂党,就没有足以和张党相抗衡的势力,那时张党就会为所欲为,肆行无忌了。因此他决定从宽发落,只将仲永檀下狱(后病死于狱),鄂容安也仅令其退出南书房,不再让其侍奉皇帝,然后又严斥鄂尔泰说:“以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则其党庇之处,已属显然……其不能择门生之贤否而奏荐不实,不能训伊子以谨饬而葛藤未断之处,朕亦不能为之屡宽也。鄂尔泰自思之,朕从前能用汝,今日能宽汝,将来独不能重治之罪乎?”    
    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病死,但其势力仍然固结不解。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发生胡中藻文字狱,胡为鄂尔泰门生,其诗文中多有悖谬之词,被斩决。此案又牵连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乾隆令鄂昌自尽,至此鄂党才遭到沉重打击。加上鄂尔泰两个儿子又相继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阵亡,鄂党势力从此销声匿迹,成为历史。    
    在打击鄂党的同时,乾隆也加紧了对张党的控制和打击。为了不使张氏家族势力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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