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10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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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Ｍ看来，Ｇ正日益变得消沉起来。Ｇ迷恋着“切”，不肯从事任何实际的工作。而且，正像格瓦拉怀念阿根廷的马黛茶和阿萨多烤肉一样，Ｇ怀念着祖国。这是说，如果他不能去另一个地方打游击的话，他宁可回到自己的祖国去。Ｍ则极力劝阻。在他看来，如果Ｇ离开乌有国，必然会给那些敌视乌有国的势力提供造谣生事的口实，给乌有国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
１９××年，Ｇ试图带着他的“切”逃跑，他雇了八个印第安人抬着“切”穿过丛林，向边境走去。但却被其中一个人出卖了，Ｇ在将要过镜时被捕了。后来，还是Ｍ出面将他保了出来。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Ｍ在临终时对左右口授机密，以便使Ｇ永远留在这个国家。
Ｍ死后不久，人们根据他的指示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小丘上修建了一座白房子，那个奇特的乐器“切”就存放在那里。房子四周安上了铁丝网，由卫兵把守着。每天傍晚，当深沉的天幕上露出几颗星星的时候，Ｇ就吭哧吭哧地来到山上，隔着窗口对它进行探视。
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神龙不见首尾。实际上，从窗口只能看见“切”的一部分。每年只有在国庆的那一天，Ｇ才能将一只手从窗口里伸进去，在那弦上拨出几个音和一组和弦。人们说，美妙的乐音安慰着他孤独忧伤的晚年。据说，他的头发几乎掉光了，连他的两个女儿都认不出他来了。有一次他去看他的妻子和女儿，在他抱着女儿亲吻了一阵之后，女儿对母亲说，妈妈，这个老头儿看来是爱上我啦。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Ｇ跟我母亲的通信完全中断了，那被囚禁的“切”完全占据了他的心——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他永远地囚禁起来了。
至此，我父亲意识到Ｇ跟那个叫做“切”的奇特乐器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已不再是它的主人，而成了它的奴隶。不过，在我看来，他也许从来就不是它的主人。
志青：我不知道你是否已明白了我的意思 。有个叫特德·舒尔茨（《革命风暴》一书的作者）的人在分析拉丁美洲的现实时曾经这样告诫他的同行说：千万不要遵循理性或逻辑的规则。他还说，舞台上充满了演员，他们都由力量巨大的明的发条或暗的发条所推动，动作之快，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３、结束或开始
的的确确，这只是一个故事梗概或关于一篇小说的设想，离通常的小说相去甚远，读起来也比较枯燥。而且，当我在读过了有关格瓦拉的传记之后，我发现老戈所写的这个故事除了核心的部分以外，其余大多来自格瓦拉的经历，甚至Ｇ的相貌也与格瓦拉如出一辙。看来他是试图将两个人的故事，将虚构和真实叠印、揉合在一起。对此，我不想作任何评论。我想说的是，他至少让我注意到了一些东西（这或许就是他的用意？），那就是“革命”这两个字。显然，在老戈看来，革命就是“切”。
２００３年７月的一天，我跟一位朋友坐在某个咖啡馆里聊天，谈话中这位朋友起劲地攻击所谓新左派。就在这时，我突然截住他说，如果再来一次“文革”，你是否会卷入？他愣了一下，接着又想了想，说，我看我恐怕还是会参加的。
我想这就是“切”了。“切”是人类的本性，是激情和梦想，是人类心灵中所潜藏着的一股汹涌澎湃的暗流。“切”在本质上是浪漫的，悲伤的。没有“切”，人类的历史将变得沉闷低俗；可有了“切”，这世界却又终日不宁。而且，几乎所有的乌托邦式的梦想最后都跌进了历史的泥潭，因此，革命者在本质上都是忧伤的。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格瓦拉的每一封告别信都显得那么阴郁的缘故了。
收到老戈的来信不久就听到了他的死讯。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正好是愚人节。老戈在这一天（怀着满腔的热情、狂想和忧伤？）从一座十八层的高楼上跳了下去。没有人过多地去追究他的死因，因为几乎与此同时，一位著名歌星也跳了楼，人们（包括媒体）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那位歌星身上，从精神状态到个人隐私，种种猜测，不一而足。接下来是丧仪的种种细节，棺材多少钱，鲜花多少钱，蜡烛多少钱，歌迷们伤心欲绝，似乎想追随歌星而去。好在没有人将老戈当做追星族中的一员。而且他的死看来也是早有打算，此前他已别过了他的导师（再有半年老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了）。人们还在他的身上发现了一张字条儿，上面写着：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这正是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一个叫依格拉的小村里所说的最后一句话。那时，马里奥·特兰少尉冲到切的跟前，枪口抵近他的身体，连发数枪，结束了他的生命。
吕志青，男，湖北宜昌人。做过记者、编辑。１９９５年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在《收获》、《花城》、《人民文学》、《山花》、《芙蓉》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另著长篇小说两部。《南京在哪里》获“上海第六届“中篇小说优秀奖”中篇小说三等奖。湖北作协文学院签约作家。现供职于某文学月刊。
责任编辑向午
激情燃烧的生命
■ 青 锋
打开切·格瓦拉的相册，最打动人心的是在一次事故后摄影师抓拍的一张。照片中的格戴着五星贝雷软帽，头颅微微仰起，凝视远方的双目与紧闭的嘴唇透着无比刚毅与按捺的激情。这就是切·格瓦拉，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一位不折不扣的革命者。作为阿根廷一个资本家兼庄园主的长子，格本该好好享受其富足闲逸的一生，但他却义无返顾地选择了革命。１９５３年，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的格毅然选择了到一所麻风病人收容所工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车站与父母告别时，格意味深长地说：“一个美洲士兵向你们告别了！”自此，格踏上了一条为激情驱使的不归路。
小说《切》就是作者在这个真实故事的基础上，展开想象与虚构的结果。作者对小说开篇的安排可谓煞费苦心。这是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开篇。在上海蓝磬剧场献演的话剧《切·格瓦拉》已圆满地落下帷幕，但庆功会后，还有三女一男四位演员意犹未尽，他们情趣盎然地在街头即兴表演起剧中的片段，于是，一出真正激动人心的好戏在现实中上演了。一大帮人紧跟其后，出租车司机打开车灯并缓驶护驾，街道两边的窗子也被打开了，运输工人连夜加班，学生奔走相告，由争论几乎发展到动粗的双方立刻停止了争吵，人群与演员一起相互推波助澜，把话剧《切·格瓦拉》与生活中这真实的一幕同时推向高潮。这是个类似中国套盒法的小说结构，大盒子里套着小盒子。而这一幕又与小说的主题，与切·格瓦拉，与小说中那把被称作“切”的样子，超出人们想像的六弦乐器，与老戈，与潘帕斯草原居民对“切”的解释所暗合——激情。
小说的虚构是通过我的朋友老戈的一封来信引出的。在这里作者再次运用了套盒法。小说《切》里套着另外一个小说，《乌有国的音乐家》或者《格瓦拉的战友》或者就是《切》。从第二章开始，格被虚构的人物Ｇ所替代，格成了叠加在Ｇ形象上的若隐若现的影子，一直到第三章结尾，通过老戈临死前那句“革命是永垂不朽”的遗言，格才重新在故事中被真实还原。故事里的Ｇ和格一样，仍是一个革命者，他的外貌也与格如出一辙，不同的是，Ｇ还是一位民乐演奏家。作者赋予了一个革命者以民乐演奏家的双重身份，为Ｇ披上了一件轻柔的浪漫主义的纱衣。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作家潘军的《重瞳》，项羽与Ｇ，一中一外，一古一今，两位革命者同时被作者塞进了一把琴。它们不是真实的箫和琴，而是作者为了让人物形象更鲜明，更具有冲突性与艺术张力，煞费苦心设计的一件具有象征意味的道具。六弦琴“切”的设置，也为下面故事的顺利展开做了充分的铺垫。而乌有国的意思则简单明了——子虚乌有，虚构也。
“切”在这个直言虚构的故事里象征人类多种多样的激情：惊讶、喜悦、悲伤、温存、赞同、抗议。“Ｇ轻轻拨动琴弦……那旋律只是一些间断的音符就像是几滴清水……场内观众顷刻间沸腾起来，他们纷纷离开座位，将他团团包围起来。”“切”成了Ｇ（格瓦拉）的替身。“由于他跟‘切’的这种特殊关系，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格瓦拉的战友。”作者仅用一句话，就成功地完成了Ｇ与“切”的身份互换，Ｇ消失了，被一把叫做“切”的琴所替代。自此，人们所狂热崇拜的、一个女人一生都在怀念的、Ｇ所迷恋以至于试图带着逃跑的，既不是六弦琴也不是人物Ｇ，而是——激情。
小说中老戈的事故是与Ｇ（或者格）的故事同时进行相互缠绕的另外一条主线。他的死与Ｇ成为一种鲜明的对照，与格却是殊途同归，是对激情的另外一种阐释。
《切》并不是一篇通俗意义上的小说，象征隐喻等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与实验文本的晦涩使得普通读者难以通读，老戈戏剧性的命运安排也似乎痕迹过重，“我”对“切”的自我解释也有画蛇添足的嫌疑，但在为了迎合读者的胃口而放弃文本实验的当下写作中，作者的探索精神却值得褒扬，小说中发出的疑问更值得我们深思：激情到底是什么？激情燃烧与激情燃烧后的人们，又会有怎样的命运？老戈死了，这位在别人印象中极为理智的人，在获得博士学位前半年，怀着熊熊燃烧却又无处释放激情。愚人节十八层楼上的纵身一跃，犹如飞蛾扑火。他本想用如此的死把激情推向极至，为人们所关注与谈论，他也许还妄想着能就此永垂不朽，但阴错阳差的是，他的死因同一天跳楼的一位歌星的死而变得平平常常，毫无意义，人们甚至没兴趣去追究他的死因。Ｇ还活着，Ｇ还活着吗？激情燃烧后的Ｇ已面目全非，他的生命因激情的囚禁而失去意义，他只能在忧伤中孤独地缅怀过去，他的生命与任何一位髦耋老人没有任何不同，甚至还不如他们快乐。
与老戈和Ｇ相比，切·格瓦拉的死也许是一位激情者，一位革命者最理想的结局。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９日下午，格被玻利维亚政府军枪杀，面对审讯者，格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他的脸上带着耶酥受难时一模一样的微笑。
责任编辑向午
绍兴三题
■ 刘庆林
绍兴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浓郁的文化氛围孕育出一个个杰出的仁人志士。这里走出了共和国的首任总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叱咤风云的鉴湖女侠。乌蓬船满载着傲人的历史，从悠远的岁月摇来。它的桨声如沙漠驼铃，旷远而悠久地萦回于我的耳际，使我产生了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在浙江丽水参加了中国报纸研究会的年会之后，我一头扑向了她的怀抱。
闪光的屐痕
这里已见不到百草，也看不到碧绿的菜畦，但光滑的石井栏和高大的皂荚树犹在，只是没有了长鸣的金蝉和肥胖的黄蜂，叫天子（云雀）也已飞得不知去向，乍看上去很有点冷寂。一切似乎都已遥远，一切又似乎都近在眼前。我走进百草园，搜寻鲁迅笔下的风物残痕，恍惚间，从低矮的墙根处，传来幼童稚嫩的声音：蟋蟀，我捉到蟋蟀了！声响处，渐显一张倔强的面容。
百草园是鲁迅儿时的乐园，也是他萌生幻想的原发之地。长妈妈讲的美女蛇，曾使孩童时代的鲁迅很有几分悚然，使他感到“做人之险”；而闰土父亲传授的捕鸟绝技，使他初识劳动人民的可敬可亲。正是劳动者朴实的美德，铸就了先生的人本精神。他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方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向黑暗的旧社会投掷了一枚枚匕首和投枪，刺破青天偷来天火，在暗夜如磐的旧中国点燃了一束束火炬。多年以后，已经成为文化巨人的鲁迅，仍念念不忘百草园。这绝不是怀旧情结使然，而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寻根，一种“荷戟独彷徨”时对自由和光明的强烈向往。昔日的百草园，“鸣蝉在这里长吟”，“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这是多么美好的令人神往的一幅幅画面，而这些画面却被反动派的屠刀刺得千疮百孔。“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鲁迅全集》《野草·题辞》）先生于“死亡”中看到了运行于地下的奔突的“地火”，“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发出了声震长空的“呐喊”，呼唤着麻木的灵魂。它锋利的匕首使“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戳穿了魑魅魍魉的假面，揭露了帮闲文人的无耻。百草园作为先生生命的起点，定格在中国文化的长廊里，永远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激励着后来者高扬先生振奋民族精神的旗帜，勇往直前。
离百草园不远，就是被鲁迅称为“最严厉的书塾”的三味书屋，这是先生发蒙的学堂。书屋临河而建，纷披的柳枝轻抚着它的瓦檐，显得宁静而又肃穆。走近书屋，我似乎听到朗朗的读书声从里面传出：“人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看到方正博学的老师读到得意处时“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的有趣形象。我伫立在书屋中，左右打量，力图从中寻找到一个活泼的身影，仿佛看到一个幼童在教师读书将头“拗过去，拗过去”的时候，正“蒙在小说的绣像上”“画画儿”。这就是刚刚启蒙的鲁迅先生。他自小就有着强烈的反叛精神，在先后接受了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后，他从旧的营垒中杀了出来，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对国民的愚昧和传统文化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上个世纪初，他以一部《狂人日记》，揭示了贴近生存本质的现实。在这部小说中，鲁迅借狂人之口，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面对着吃人的历史，鲁迅惊天一呼：“救救孩子！”这不啻于是天际滚来的惊雷，划破长空的闪电，给麻木的睡狮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此后，他相继发表了《孔乙己》、《药》、《阿Ｑ正传》、《祝福》等名篇，无情地解剖中国人的灵魂，揭露旧礼教、旧道德的虚伪和残忍，呼唤着灵魂的再造。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注意到了暗夜中的这盏明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他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然而，这位圣像被当今的某些人恣意亵渎，他们诬蔑鲁迅没有“大部头”，仅靠一些短文成不了文坛的主将，还对鲁迅进行无耻的人身攻击，很有一点“鞭尸”的味道。这些自觉或不自觉地从鲁迅精神中汲取了养料的好汉们，以骂名人来惊世骇俗，否定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先生“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是价值的错位还是时代的悲哀？！
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足以与天地长存，因为从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