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 [美]谭恩美-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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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消息，当时还有点怀疑，我们想炸弹就要落在我们当时坐的那个地方了。
“肯定是这儿的情况危急了，”我说，“所以要把我们送走。”
一位名叫李俊的姑娘说，“那我们得赶紧离开，干吗还要在这儿待两天呢？”
另一个女的，梅丽说，“干吗去扬州？炸弹也会落到那儿去的。”
“扬州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我边想边大声说了出来，“一个日本人不要的城市，总是安全的。”你瞧我的推理多么合乎逻辑。我不说我不喜欢扬州，我怎么能说？我从来没见过扬州。
胡兰马上就和我唱开了对台戏，“我听说扬州很美，有很多名胜古迹，”她说，“扬州出美女，扬州的面条也很有名。”
我知道我是不会去看什么美女，也不会去尝那种面条的。“我并不是说扬州不美。”我小心地解释道，“我只是说日本人并不拿它当一个好城市看待，日本人想要的和中国人想要的是两码事。”
于是就在那年夏末，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星期，我们启程去了扬州。由于当时好些公路和铁路都已经不通了，我们是坐船去的。到达扬州后，我一眼望去，就觉得这个城市跟我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日本人决不会要的地方。
我们的新家到上海西北只要半天的车程。当时上海还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相当摩登。扬州可就完全两样了，没有高楼大厦，大多是老式的平房，有两层楼就算了不起的建筑了。谁知道杜甫和另外的古代诗人干吗都喜欢写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整个城市好像就是用烂泥和垃圾盖成的。我的脚下，是泥路、泥地、泥院子，我的头上，是土砖土瓦砌的墙、土瓦加茅草盖的顶。
空军为我们找的就是这样的屋子，烂泥加土坷垃，分成四大间，每间里有两个小房间，外加一个公用的厨房，里面放了四只老式的煤炉。我们一见到这副样子，全都惊呆了。
“现在是战时，”我终于对另外人说，“我们大家都得作出点牺牲。”李俊和梅丽马上点点头，表示同意。胡兰把脸别过去了。
然后她开始检查起来，每看到一样东西，她就要批评一番。她用手指点点剥落的墙壁。“哎！”接着又点点另一堵墙，阳光从破墙洞里照进来。“哎！”她用脚踩踩地，“哇！瞧，地上灰尘真多呀，全跟着我的脚步飞起来了。”
我在一旁瞧着，我们全在一旁瞧着。我真想喊出来：“你们瞧瞧她的样子，她就爱发牢骚，可我没有。”但我觉得我并不是非说不可。梅丽、李俊都在旁边，她们自己能看出胡兰是怎么一个人。
那天下午，一个烧饭的姑娘和一个男佣人也到了。部队只派了这二个人，所以这两个就给大家共用了。烧饭的姑娘是乡下来的，很年轻，脸盘很大，看上去很有福气。她的任务是每天准时生煤炉，洗菜，切菜，杀鸡，剖鱼，清理厨房里的垃圾。
男佣人是部队来的，一个中年男子，我们都叫他勤务兵，这是普通士兵的一种，只会用扫帚，只会和苍蝇作战。这人长得很瘦小，看上去只要杠点重东西，胳膊和腿就会折断似的。他也有点神经兮兮，经常一个人边干活，边跟自己说话，他想象自己是个高级军官，却在执行糟糕的命令：“这张床单拿去拍打一下！这块污迹洗掉！”
有一次我发现胡兰命令勤务兵把六个蛋白拌到一桶烂泥里。
“从哪儿搞来的偏方，”我听到他在自言自语，“我真是想不通，她要我用这东西来涂地。什么风吹进她脑子里了，莫非她要吃地，以为是个好吃的大蛋糕。哈！”
我把勤务兵的话告诉李俊和梅丽。我只能这么干。要是胡兰疯了，决定要烧掉自己的屋子怎么办？过了几天，另外几位太太也报告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胡兰命令勤务兵每天用这种蛋汤涂在她房间的地上，一连涂了三天。等这层蛋汤烤干，她又叫他涂一层上去。更糟的是，她还叫他用大米和泥煮一种粘乎乎的粥。
“把这东西泼到墙上，说是要像煮一样。”他说。我们听了都连连咋舌。可怜的胡兰。
但过了几天，勤务兵没话了，他只是不声不响地干活，只是抱怨小店伙计作弄他，卖给他一只打过气的公鸭，回家剖开肚子，那鸭子气一喷出，就小了一半。
“别为鸭子的事发愁了。”我说，“这不是你的错。”因为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就说，“总比喝烂泥汤好吧？”
勤务兵朝我皱起眉头。“对不起，太太。”他小心翼翼地说，“我今天耳朵不大好使。”
我朝屋子里面胡兰的背影点点头，“她要你搞的烂泥汤，不那么好吃吧？”
“对不起，太太，”他又说了句，“今天我的耳朵和我的脑袋连不起来。”
所以我只得找借口去拜访胡兰，看她到底疯成了什么样。我从篮子里抽出我最好的一枚绣花针。
“这枚针是你的吗？”我走到她家门口问道，“我在我家地上捡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趁胡兰盯着绣花针的当儿，我看到她用鸡蛋浆和烂泥汤派了什么用场。她家的地像瓷器般闪闪发光，灰尘再也飞不起来了。她家的墙本来也和我们一样，破破烂烂的，涂上这层东西后，变得又光滑又干净，连小虫也爬不上去了。
我眼睛盯着这些变化的时候，胡兰在一旁说话了，“不错。这枚针是我的，我已经找了好几天了。”
那天下午，胡兰帮我来整涂地和墙壁。我用这种方式让她补上了我们之间的缝隙：补k了这边的，也就补上了那边的。她明白我让她这么干的，因为她拿了那枚针，我俩心里都清楚，那枚针是我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讲那么多海伦的事。这并不是她的故事，但由于她的缘故我不得不把我的经历告诉你。我的经历要是由她来讲，她就会说我本来有个好婚姻，只是自己没有努力去维持罢了。我告诉你吧，我努力了。
就拿在扬州的那会儿来说吧。我们到扬州后过了两三星期，我们的丈夫们回家来了。我亲自为文福准备了一个很大的庆贺晚宴。不光是为他一个人，也为他的飞行员朋友们，都是来自二班和三班的，共有五六个人。
这些人都很喜欢文福，因为他很慷慨，他说，“到我家来吧！吃个痛快！”他邀请了他们，也邀请了家国。当然，我就邀请了胡兰，还有李俊和梅丽，以及她们的丈夫。他们都来了。我就准备了一桌十四个人吃的酒菜。胡兰主动提出帮我买菜烧菜，因为要做的事实在太多，我推辞了一下，也就接受了她的帮助。
所有请客的开销用的都是我的私房钱，那还是我结婚那天，我父亲给我的。那时文福家没从我手上拿走这笔钱。我父亲很精明，他以我的名义把这笔钱存进上海的一家银行里，共有四千元。结婚后我取过两百元，到扬州时我手头大概还有一百元左右。
文福每个月挣七十元，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差不多是一个中学教师两倍的收入。但文福常把钱花在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上，买威士忌啦，搓麻将啦，打赌天气会不会像他说的那样啦。
所以我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所必需的家具，都是用我的私房钱买的，其实我并不非得这么做不可。我用私房钱买点比部队供应的要好一些的食物，其实也大可不必。晚宴的那天晚上，我买了上好的猪肉，做饺子用的新鲜的香菜，还有好多甜酒，所有这些东西在战争期间都是很昂贵的，总共花了五十多元。
我不在乎花这笔钱。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只想到这些男人，这些飞行员，还有文福，要是他们运气不好，也许就不能回来吃下一顿了。一想到这个，心里就有点难受，我的手脚也麻利起来，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向一块膘肥的猪肉。
然后我又决定做几样名字叫起来吉利的菜。我记得老阿婶在过年的时候做过──晒干的牡蛎肉叫淡菜，代表有财；又红又弯的油炸虾表示高兴和欢笑；还有一种头发丝般细黑色的菜叫发菜，谐音发财；还有海蜇皮，我觉得嚼起来的声音特别好听。
胡兰看我挑选这些东西。当我把它们凑成拼盘时，她的口水都出来了，我估计她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回家后，我吩咐烧饭的姑娘烧许多壶开水，剁许多肉和菜，准备包上干只饺子，有蒸的，有煮的，还准备了很多蘸饺子用的嫩姜、酱油和醋。胡兰帮我和面，干成一张张饺子皮。
我得承认，我第一次对她手下功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干得很快，手中的干面杖按得很有劲。我干两张的时间她能干三张。她能把肉馅放在皮子正中，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她只要捏一下，就能封住饺子口。
我还得承认，我赞赏胡兰那天下午的合作精神。我们两个都很开心。飞行员们回来了，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全都笑脸相迎。所以那天，我和胡兰没有唱对台戏，我们没有埋怨别人，也没有小心翼翼地说客套话，我们说的话都是很自然地从我们的好心情中流露出来的。
我对胡兰说，“你手脚真麻利，凭你的手下功夫，我们包一万只饺子也没问题。”当然，我后来发觉，她拿手的只是这些粗活：和面啦、干面啦、做馅子啦、包饺子啦，至于说到她的口味嘛，我只能说我的看法可能就和别人不一样了。
虽然你会对我说，老实说吧，谁做菜做得更好？你瞧！不是我吹牛。真的，我知道肉馅中该放多少酱油，咸味才会恰到好处；我知道千万不能多加一匙糖，什么东西也不能多加，要不吃起来味道就跟广东菜一样了；我知道怎样做到每一只菜味道可口，但又都别有风味；同样的火候能做到既不会太辣，也不会太淡。
要是那天吃饭的人今天在这儿的话，他们也会对你这么说。比方说，那天晚上所有的飞行员，连胡兰的丈夫也称赞我的烹调手艺，他们还告诉文福说他好福气啊。他们说，一个男人要找到一个又漂亮又会烧菜的太太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的眼睛和舌头说明他们的意思恰好相反。我看着他们吃，不断鼓励他们多吃，我开玩笑说，要是剩下的饺子超过十只，我丈夫可就要给我找麻烦了。结果，到最后，只剩下了四只饺子！这一顿饭吃得可真香啊。
像这样的晚饭我后来又请过几次。每当文福和那些飞行员们离开一些日子回家，他们首先想到的事就是到我家来吃饺子──或蒸，或煮，或煎──他们觉得实在太好吃了。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家不太在乎你是什么地方人。人人都知道怎么吃喝玩乐。只要你的胃受得了，总能找到及时行乐的借口。那些日子，我还是尽量讨文福的喜欢，做个好老婆，同时也尽可能为自己寻找快乐。我总是在准备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那些男人经常事先没打招呼就来了，但飞行员人数越来越少了。
啊，说起来够悲伤的。家国不得不收集死去的飞行员的遗物，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包在一块软布里，然后写一张长长的字条，说明这个儿子或丈夫是像一个真正的英雄一样阵亡的。我看到这些包裹就放在胡兰的缝纫桌上，等着送出去。我老是在想，什么人会高兴地打开这包裹，以为这是一件礼物，等到看见里面的东西时，那悲哀的眼睛又不知会如何哭泣呢？
所以我们请客的规模在一次次地小下去。这一点我已经想象到了，但我似乎又觉得，一个飞行员死了，另一个就接替了他的胃口，这些飞行员狼吞虎咽的样子，好像是从此以后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饭菜了。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每个人都吃了三十只饺子，松松裤带，透口气，接着又吃了三十只。我来回奔走，给他们端上一盘又一盘。胡兰胃口也很好，她知道怎么才能吃得多。谈笑一阵以后，男人们又松了一次裤带，接着又放开肚子吃。最后，一个男人开玩笑说，“再要向厨师表示敬意的话，我的裤子也要掉下来了。”
开这个玩笑的男人是个姓甘的瘦高个子，他老是笑，但笑得很轻。他说的话有点粗，但我不生气，也不感到难为情。他很会开玩笑，从来不靠让人出洋相来引起别人发笑。他开玩笑的时候，自己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我们全都笑他。
实际上，他使我想到了一位美国电影明星。不是像约翰·华纳那样的响当当的大英雄，而更像丹尼·卡伊，一个人人喜欢的沉默的男人，能够不动声色地引人发笑。
甘就是这样的，他笑的时候嘴咧得很大，露出一排犬牙。他走路的样子七倒八歪的，像个长得太快大高的孩子，所以当他上前来帮我搬椅子或端茶壶的时候，走不上三步，总会绊倒。他就是这么个人，不动声色地让别人感到自己都比他强。
他不笑的时候，或是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很怕难为情的样子。我老觉得他在盯着我，好像想说些什么。有一次，他想了好久，终于用一种平静、真诚的口气对我说，“这道菜，连我妈也烧不出来。”
我嘲笑他，“你可千万不能这样说自己的妈哟！”他的脸一下子红了。“大妹子，”他说，“请原谅我的粗鲁，”然后他又吃了两只饺子，用同一种平静的口气说道，“确实比我妈做的好吃。”
我记得文福听到后，放声大笑着说，“难怪你瘦得像竹竿。”我不知道这是在说他母亲，还是在说我。我心想，我丈夫为什么不能像甘那样呢？然后又冒出一个念头：我本来可以嫁一个更好的男人。男人不会全都像文福那样的，我干吗就不知道自己挑一个呢？
我发现其他的飞行员都是些很不错的小伙子，为人都很好，待我也很好。他们从来都没说起我已经怀孕了，但他们都知道。他们看到我手上有东西时，都会跑上来帮我。有个有权使用空军卡车的飞行员跟我说，无论我想去哪儿，他都派车送我去。那个喜欢吃我做的饺子的姓甘的男人，晚饭后经常和我一起打羽毛球，而文福则和别的男人在一边玩纸牌或搓麻将。
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夜晚。我们借着月光，或是窗户中透出来的光，来回打着羽毛球，为击中对方而哈哈大笑，要是我没击中，甘就会把落地的球捡起来，免得我刚吃饱的肚子“消化不良”。有时，文福上城去了，甘就会邀请我和他一起吃碗面条，要么就去某个便宜的地方吃碗馄饨，很随便。然后他就陪我回家，像个朋友或兄长一般地对待我，要是不小心碰了我的胳膊，就会连声说对不起。
一次，胡兰瞧见我们坐在厨房里说话。等首走后，她就取笑我，“哎呀！可要当心哟。”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说。
“没什么意思，”胡兰说，“我只是告诉你要当心，没别的意思。”
“神经病！”我说。她笑笑。
现在回想起来真奇怪。我已经有五十多年没想起甘了，所以一旦想起，就像突然发现了心中一个秘密的所在，从没跟人讲起过的欢乐，从没跟人讲起过的悔恨，全涌上了心头。我怎么能告诉胡兰？我说过，战乱期间，我们不要被幸福弄得忘乎所以。我是在说了这话后才知道什么是幸福的。
所以也许现在我能向你坦白承认这一点，甘对于我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彼此了解的时间并不长，可我知道他的心肠比我丈夫好。这使我减轻了孤独感。
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很喜欢晚上和我一起出去散步。我还没问他理由，他自己就先说了。他说晚上他很怕孤独。没等我要他解释，他自己又解释开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晚上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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