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高层政要-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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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贺民英率领的游击队是一支没有红军正式番号却又实实在在地从事工农武装斗争的革命队伍。
在贺家姐妹的再三劝说下，廖汉生最后还是留在了游击队，因为这也是贺龙的意见。
正值农忙季节，游击队员们白天插秧，晚上集中驻防。一连几天下来，大家都吃不消了。于是，队里决定，插完秧可以各回各家，好好休息一下。
这天晚上，大家的确太累了，所以只派了一个人站岗。
第二天拂晓，一声枪响把熟睡中的人们惊醒了。然而为时已晚，敌人进村了。这次战斗中，游击队损失巨大，贺民英、贺戊姐都在突围时牺牲了，怀抱着儿子的肖艮艮也被敌人抓走了，很多人同期遇难。一片片殷红的血迹洒满了洞长湾。
廖汉生和一部分队员在掩埋了烈土们的遗体之后，被贺龙派来的警卫员朱绍田带到了红军驻地麻水。
听了廖汉生等人的报告之后，贺龙沉默了很久。好一阵后，贺龙问：“大姐她们牺牲了，你打算怎么办？还干不干？”
廖汉生不假思索地说：“干，横直革命到底！为她们报仇。”
“好！有种。”贺龙说：“你们回去招人，搞枪，把游击队重新建起来，同那帮坏家伙干到底。”
不久，在组建了新的游击队后，廖汉生被调到了红军军部工作，游击队也被编入了红军。
调到军部时正值红军最为困难的时期，此刻由于“肃反”扩大化和敌军“围剿”，红三军几乎到了被毁灭的边缘。好在廖汉生刚到红三军才一个多月，没有受到“肃反”扩大化的牵连，并当上了军部书记员。经过一段时期的考验，贺龙和关向应做介绍人，廖汉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以后，他就跟随关向应政委学做党的工作。
1934年春节，红三军由桑植向慈利游动，途经距离戊姐家一公里的地方，廖汉生和军部的另一个同志想请假回家看看。 廖汉生革命生涯（2） 贺民英游击队遭袭，肖艮艮母子被抓后，廖母托人把母子二人赎了回来。这次回家，廖汉生终于和家人团聚了。可就在他回到军部的当晚，有人送来了消息，敌人在他离家不久就包围了他的家，肖艮艮和孩子先躲了出去，结果，弟媳在跑出家门的时候被当作是肖艮艮给打死了。
廖汉生等听罢就火了，大声吼道：“给我一个连，我要回家报仇，他们毁了我的家，我 也不叫他们好过！”关政委没有同意这种鲁莽的想法，而是严肃地告诉他：“队伍马上要出发，你不能回去。”
出发前，廖汉生望着家的方向，强忍一肚子火气，跟着队伍走了心头却装满了对家人的担忧。看着他走在队伍中的身影，关向应政委满意地点了点头。
1935年11月19日，贺龙所在的红二、六军团被迫撤离湘鄂边苏区，开始了伟大的长征。廖汉生时任红二军团第六师政委。
苏区的百姓们纷纷从邻近的山区赶来，送别红军。廖汉生在送别的人群中没有看到自己的家人，虽说这里离家骑马不过个把小时的路程，但他最终还是紧紧地勒住了马的缰绳，向着家乡的方向深情地望了一眼，调转马头，随部队走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几十年，一走就是几万里……
1938年，中共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决定将冀中大地上的抗日武装进行大整编。党中央赋予一二○师的三大任务之一便是帮助冀中部队整顿和提高，使之加速正规化、八路军化。第二年，陈庄战斗后，一二○师也进行了整编，廖汉生就这样又回到七一六团担任政委。
转眼之间，廖汉生这批红军时期的老干部们都到了而立之年。1941年，他与团长黄新廷、营长张树芝一同到延安新成立的八路军军政学院读书。不久，进入中央党校。
1942年8月，贺龙与薛明结婚。大家聚到了一起，一来祝贺新婚，二来纪念南昌起义15周年。自从长征后，廖汉生就与家人断了消息，还是贺龙的外甥肖庆云带来不幸的消息：肖艮艮早已被敌人杀害了。
一天，薛明给廖汉生介绍了一位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川妹子，名叫白林。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他们结婚了。仪式非常简单，薛明和党校校长彭真、张洁清夫妇算廖汉生这方代表，杨尚昆和李伯钊夫妇、王若飞和李佩芝夫妇是白林一方的代表，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顿饭就算是结婚了。第二年廖汉生上了前线，尔后的日子依旧是聚少离多。解放战争期间，廖汉生历任晋绥军区第一纵队政委、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等职，率部参加了保卫延安、转战陕北、解放大西北等一系列战役。直到全国解放，他们才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家。
未曾料到的是，全国解放不久，廖汉生竟接到了肖艮艮还活着的消息：肖艮艮是被国民党桑植县长弄到外乡嫁人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听到了舅舅贺龙的消息，她于是托人写了一封信。
得到前妻仍旧活着的消息，廖汉生悲喜交集。一想到艮艮此刻正急切地盼望着与他团聚时，他的心就像被千万把小刀剜割着一般，一种从心里往外渗血的感觉，这无疑是一幕战乱年代常见的家庭悲剧，当肖艮艮见到廖汉生一家人时，那种尴尬和痛苦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她只能选择离开，只能默默地回到家乡，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去世。 一夜之间将军成囚徒（1） 林彪对贺龙“削其羽翼”，廖汉生在劫难逃，一夜之间将军成囚徒。毛主席讲，你没有罪。新中国的第一代将帅们，战功卓著，群星璀璨，但年龄并不很大，多为青壮年。中将廖汉生就是被人们视为少壮人物的一个代表。
1954年他被任命为最年轻的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他和一批将军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深造，1957年任该院院长。尽管他再三申明：“我一个中将怎么能接替著名战略家、军事 教育家刘伯承元帅的位子呢？再说我本身的能力也不行。”但是一纸命令还是让他走马上任了。
1960年1月，他奉调赴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担负起护卫京畿重地的要职。尽管置身于政治中心，常常与中央领导有许多直接的接触，但从不善于走动关系的廖汉生仍凭着耿直的作风，在这个岗位上一口气干了七年。
林彪自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以来，基本上没做多少实际工作，多年养病。“文革”伊始，他一下子活跃起来，并对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予以排挤、打击，同时要“削其羽翼”，廖汉生自然在劫难逃。
1967年1月7日，廖汉生刚从基层回到北京，就听说文工团的一些“造反派”正在到处找杨勇司令员，他对来人说：“我这个政委也去。”下午，司令、政委与曾经一起为创作演出《长征组歌》付出辛劳的文工团员们面对面地展开辩论。廖汉生做了一番工作后，点了一个颇有名气的男歌唱演员的名字，说：“来，我们打拍子，你起个头，我们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场“揪斗”就这样在歌声中收场了。最后，廖汉生十分严肃地说：“明天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你们不能再找我们。”
第二天，常委会在远离军区大院的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召开。会议当中，有电话说“文工团的人到了政委家，要找他”。没想到，廖汉生一到家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带到军区大院关押起来，被告知：当天早上有人贴出大字报，提出了他的“四大罪状”。若干年后他得知，大字报是林彪叫人到其住处炮制的，他被关押也是林彪授意的。巧合的是，这一天是1967年1月8日，七年前他也是在这一天上任的。
几天后，杨勇司令员也被关起来。十几天后，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廖汉生等十几位将军被拉去批斗，胸前吊着的牌子上，名字被重重地打了个叉，而且双手被扭，头发被揪。
此后，大会小会的批斗，白天黑夜的审问，成了他每日的“功课”。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他身上，什么“贺龙的亲信”、“二月兵变的干将”、“假党员”、“三反分子”等等。起初，他还真是想不通，愤懑、痛苦、困惑……
昨天还是军区的最高首长，一夜之间就成了自己战士严加看管的对象。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流血拼命，几十年，忽然成了“反革命”。
转眼间五年过去，看管班的战士换了13个班，时光流到1972年1月，廖汉生感到政治气候有了一点变化。他从报纸上看到，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但林彪既没参加追悼会，也没送花圈。廖汉生被关押的房子里有两条标语，一条是毛泽东的，一条是林彪的，林彪的那条已经翻卷了。廖汉生就试探地对看管人员说：“这条标语坏了，是不是换一下？”他们既不换，也不说什么，只是过了一段时间把林彪的标语悄悄取下来。廖汉生心里顿然悟道：林彪这家伙出事了。
7月间，廖汉生被审查他的专案组人员从石家庄关押地带回北京，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向他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毛主席说的，你没有罪，有错误；第二条，解除监护。”“什么监护？”廖汉生对这个词很生疏，心想：我不是被关起来吗？噢，这叫监护。“第三条，林彪叛党叛国，摔死了。”
“监护”的人撤走了，大套间里只剩下孤零零的廖汉生，他才意识到：从此他又获得了自由！
7月31日，廖汉生接到去人民大会堂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通知。他怀疑地对通知人讲：“我还能出席‘八一’招待会呀？”一会儿，碰见了久违的“王胡子”——王震，“王胡子”问：“通知你了没有？”他答道：“通知了，我能出席吗？”“王胡子”语调重重地说：“当然能出席，一定要出席！” 一夜之间将军成囚徒（2） 8月1日，报纸、广播公布了1972年建军节招待会出席人员名单。在一份名单就是一张政治晴雨表的特定年代，人们重新看到包括了廖汉生在内的一批被打倒的将军的名字，也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之光。而这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纠正林彪的“极左”，重新“解放”并启用老干部的一个重要步骤。 廖汉生顶得江青瞠目结舌 “四人帮”横行之时，邓小平将廖汉生派往华东，说：“你是有角的。”政治局会议上，廖汉生不堪重压，顶得江青瞠目结舌。
1975年1月，正当“四人帮”恣意横行、企图“组阁”之际，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名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要职，同时调整了各大军区主要领导。廖汉生受命担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当时的南京军区所辖防区包括江苏、浙江、 安徽和上海，军区机关驻地南京与“四人帮”发迹的老巢——上海相毗邻，在北京握有重权的张春桥仍然直接挂名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到这样一个地区任职，其是非之多、麻烦之大、担子之重，自不待言。
临行前，主持军队工作的邓小平找廖汉生谈话，态度鲜明而又寓意深刻地说：“你过去是有角的，有硬角，你到了那里要保持这个角！”叶剑英元帅也先后几次叮嘱：毛主席已经多次批评了“四人帮”，你们没事不要往上海跑。
军令如山，人走家搬。2月28日，一架空军专机载着廖汉生一家人连带全部家当从北京飞到南京，老伴白林的脚骨折了，也被背着上了飞机。
上任伊始，过去知道廖汉生性格的老战友们向他进衷言：碰到麻烦事情少讲话。可是他生就那副脾气，看到不顺眼的事，如果别人不讲话，他就一定要讲了。按照小平同志和叶帅的嘱托，他以清醒的头脑立于是非之地，积极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方针，下部队，跑海防，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
1976年，随着周恩来的逝世，“四人帮”的气焰越来越嚣张，触发了一场席卷神州的政治斗争。南京市成千上万的群众纷纷来到梅园新村原中共代表团驻地悼念周恩来，从上海至北京的那趟列车途经南京时，车厢被人们用油漆刷上了长长的标语，锋芒直指“四人帮”。不久，北京就爆发了影响巨大的“天安门事件”。
清明后第十天，廖汉生等南京军区有关人员、江苏省委负责人被召至北京人民大会堂，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南京事件的追查情况。
会上通报：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同去年刮的“右倾翻案风”有联系，邓小平是总后台。发生在南京的事件同北京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性质一样，时间比北京还早，影响面广，火车上的大标语带到全国去了，军区、省委态度不够明朗，没有制止，追查不力。
这个会名义上是政治局全体成员听取从南京来的四个人的汇报，实际上是批廖汉生和彭冲，江青主批。廖汉生汇报时有人插话，抱怨军区报纸把他讲的“北京事件处理得很好！很好！很好！”删掉两个“很好”，江青听后指责说：“廖汉生，你为什么不制止？”
江青又说：“啊！你不要欺负他了！”
廖汉生已经不止一次听江青说这个话了，他当即火气十足地回答：“今天在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我要把话说清楚，我工作上有错误，但是我欺负没欺负他，政治局可以派人检查。” 当场把江青顶得瞠目结舌。
转眼间到了金秋十月，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党中央派了一架飞机将上海、江苏和南京军区的负责人接到北京，当晚开会通报：“四人帮”被扣起来了。听到这个消息，同机来的人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沮丧万分。北京的秋夜已经很凉了，廖汉生的心里却感到了一股股振奋不已的热流。
当北京的事情解决之后，党中央立即把关注的目光放到上海，要廖汉生防止上海出乱子。
此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如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堵塞上海与外界交通、占领广播电台的计划已经制订出来，有人叫嚣：“豁出去干了！”有人犹豫：“等等再说。”
两天后，廖汉生受命匆匆飞回南京，连夜召开会议，迅速部署防范方案，确保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的稳定。由于党中央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没有放一枪一弹，没有出一点乱子，“四人帮”的阴谋就被彻底粉碎了。 我们的血没有白流（1） 转入人大工作，廖汉生从一个老兵变成了一名新兵，看到农民们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高兴地说：“我们的血没有白流。”
进入改革开放和新的历史时期，廖汉生多次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退下来。1982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脱下穿了54年的军装，结束了四海为家的戎马生涯，定居北京。次年，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连任两届，一干就是十年，由一个老兵转为人大工作的 新兵。
其实，他对人民代表大会不算陌生。从1954年的第一届到1993年的第七届，他除了第二届以外，前后当了三十多年的人民代表。不过前两届只是开会时谈谈意见，参加表决。“文革”中的第四届代表是临时确定的，当时有的同志到北京来参加大会时，还不知道自己是代表了。当中国走上民主法制的轨道之后，廖汉生专注地投入到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中。
每年，廖汉生都要用一半的时间到基层去考察，听一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跑的最多的是老、少、山、边、穷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