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话直说的政治-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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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从1845年以来，工业原材料价格指数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下降了80％。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证明了资源的充裕，而不是枯竭。
1968年，斯坦福大学教授PaulEhrlich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人口炸弹》，预言１９70年代人类将因人口膨胀而面临大饥荒，几亿人将被饿死。这一预言并未兑现。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农产品拥有量自1961年以来增加了52％。1961年贫困国家的人均日卡路里摄取量是1923，仅够生存，1998年这一数字提高到2650，2030年预计将增加到3020。1949年，发展中国家45％的人口处于饥饿状态，如今这一比率则仅为18％，预计到2010年将跌至12％，2030年将跌至6％。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自1800年以来，粮食价格下跌了90％。
Erhlich的《人口炸弹》还是基于170年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即人口的几何级增长将使线性增长的粮食产量无法应付人类对食品的需求。事实证明马尔萨斯错了。当人们富裕起来后，生育率自然降低。在１９60年代初，世界人口增长率为2％，达到历史的高峰；如今则已跌至1。26％，到2050年预计将跌至0。46％。农业革命使粮食产量的提高，则远远超出马尔萨斯的预见。
不错，随着森林的消失，一些物种会灭绝。但在未来50年内，只有0。7％的物种将灭绝，而非一些人预言的25％～50％。环境污染问题也被大大夸大了，因为许多环境污染是早期工业化的产物，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消失。以伦敦为例，空气污染在1890年代达到高峰，以后渐渐好转。如今伦敦的空气，是1585年以来最好的，保持着工业化以前的空气质量。地球的温室效应虽然存在，但据Lomborg称也并不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
以上结论，即使是其正确的部分，也不过是修正了一些环境主义者过激的或过时的观点，并不那么惊世骇俗。然而Lomborg接下来提出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原则，则对环保运动极具挑战性。环境主义者爱谈“极限”，Lomborg把这一概念接过来，为己所用。在他看来，环境主义者总觉得增长有“极限”，却未意识到用于治理环境的经济资源也有“极限”。比如“京都议定书”仅仅把地球变暖的进程拖延6年而已。但是，为达到这一目标，所消耗的费用可高达1兆亿，比为全球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和下水道设施的费用高出5倍以上。Lomborg指出，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和下水道设施，每年可使全世界避免２００万人死亡和另外5亿人得重病。所以，问题不是治理不治理环境，而是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把什么摆在优先地位。为此，他提供了一个拯救一个人一年生命的价目表。根据这一表格，如果通过法案强制要求厂商给汽车安装安全带，那么等于每花69美元就可以救一个人一年的生命。给黑人新生儿作镰状红细胞贫血检查（sicklecellanaemiascreening），等于240美元就可“买”一个人一年的生命。给妇女作乳房X光检查，等于810美元“买”一年人命。给65岁以上的人接种肺炎疫苗，等于2000美元“买”一年人命。劝告那些一天吸一盒以上的烟的人戒烟，等于9800美元“买”一年人命。促使30岁以上的人吃低胆固醇的食物，等于19000美元“买”一年人命。但是要限定核电场的放射线的标准，等于要花１８亿美元才能“买”一年人命。为橡胶轮胎工场安装苯的排放控制装置，一年生命的价格就会高达２００亿。一句话，生命有价，金钱有限，救人要讲效率，万事都有孰先孰后。如放着100美元能“买”一年人命的项目不管，而在10000美元“买”一年人命的项目上花钱，不就等于赔了另外99年的人命吗？
Lomborg的结论： 西方文明在生态上是完全可以自我维持的。我们在对付人类面临的危机时，应量入为出，运用基本的市场经济规则来选择优先项目。在这个意义上，“京都议定书”得不偿失，应该用那笔钱应付更紧迫的问题。衣食足而后知礼仪。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是发展，而不是制约发展。社会富裕以后，环境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然而，许多批评者们指出，Lomborg没受过环境科学的训练，有意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数据
，他的书因此错误百出，甚至有意误导读者。而且，他常常用西方发达国家的例子以偏概全。比如，伦敦的空气是日见好转，但北京、上海的空气就另当别论了。发达国家严格的环境法，把污染大户都挤到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只看富国而讨论环境问题呢？再者，原材料价格的下跌也不一定反映资源的充裕，因为西方工业大国可以凭借手中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力量，压低发展中国家的原料价格，海湾战争不正是一场捍卫石油价格的战争吗？另外，Lomborg为了否认能源危机的严重性，一方面指出石油的储量尚很丰富，一方面又说太阳能越来越便宜。其实，不仅是太阳能，像风力发电这些再生能源，也价格日降，越来越有竞争力，而这些正是环境主义者在“增长的极限”的压力下不断努力的结果。用环保的果实支持自己反环保的立场，不免有些自相矛盾。不过，他对拯救生命的计价表，却试图重新排列人类面临的挑战的轻重缓急。环境只是这些挑战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等于逼着环境科学家们作出回应，证明环境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且环保的开销，在这一拯救人命的价目表上，是比较经济的一种。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双方围绕这些问题会有一场大论战，孰胜孰败，将大大影响“环保政治”。
第三部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第25节 二度贞操：新保守主义的性反革命”
在最近5年至10年间，美国南部所谓“圣经带”地区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汹涌澎湃，不仅使布什在2000年大选时把包括戈尔老家田纳西在内的南部各州全部赢了下来，而且使南部社会的日常生活引发了深刻的变化。其中，“重当处女”（secondaryvirginity）运动，就是南部基督教保守主义的重要果实之一。自从１９60年代的“性革命”以来，婚前性行为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绝对主流。大多数人的性经验从中学时就开始，大学毕业时若还没有性经验，就几乎成了怪物，甚至得去看心理医生。最通行的电视轻喜剧Seinfield，甚至拿一个年轻的英国处女开心，最后让她和小肯尼迪（就是几年前开飞机死的那位前总统的英俊公子）上了床。一时间，“处女”这一词汇因在现实中找不到描绘的对象，几乎快成了古英语。
然而，在南部笃信基督教的各州，“重当处女”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并渐渐成为婚前南部新娘们所讨论的中心议题。所谓“重当处女”，就是这些即将结婚的情侣，主动停止他们已经有的性生活，直到结婚后再重新开始，似乎新娘还是处女。
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美国普遍的婚前性行为的社会现实和南部“圣经带”基督教传统对这种性行为的强烈谴责之间的一个文化妥协。婚前禁欲是基督教的传统教诲。在基督教盛行的南方各州，有55％的学区在性教育课程中只讲授婚前不能有性行为。但在东北部，坚持这样老派的性教育的学区只有20％。记得十年前，笔者看到一篇报道，称纽约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回家当着父母的面，把一个避孕套套到了一根香蕉上；父母大怒，质问学校为什么要教一个还没有开始性发育的孩子这些东西。此事笔者曾对一个从纽约来的美国朋友当笑话谈起，她却一脸严肃地说： 你到纽约的学校看看就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了。难道你让这些孩子都得艾滋病吗？
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女孩考进了耶鲁，入学第一个“必修课”就是性教育。老师当众让一个男生表演如何把避孕套套在香蕉上，羞得这位大陆的女孩眼皮都抬不起来。几年前，4位犹太保守学生起诉学校，要求离开学校的宿舍。理由是那里的性行为太随便，不仅男女同宿，而且走廊里就可以拿避孕套。他们怕自己经不住诱惑，破了自己的宗教戒条。
不久前，国务卿鲍威尔还在这个问题上引火烧身。他在一次跟青少年的公开电视对话中，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你们在发生性关系时，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你的伴侣是否有病。你们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要用避孕套，而不要管那些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说教。”结果，布什政府中的右翼大怒，谴责鲍威尔公开与布什“婚前不能有性行为”的道德信条唱反调。一位保守的电视新闻主持人特地重放了鲍威尔的讲话，然后厉声教训道：“国务卿先生，请记住，我们的总统明确地说，要讲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不用管’！”
鲍威尔对这种攻击无动于衷。大部分美国人也觉得这些保守派在这一问题上似乎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中。但是，保守主义者们却非常执著。1993年，SouthernBaptistConvention发起了“真正的爱情要等待”（TruthLoveWaits）的运动，号召青少年和大学生签署婚前禁欲的誓言，结果募集了上百万的签名者。
不过，婚前禁欲对于主流社会而言是完全不可能的。当然南部颇有些极端的例子，比如有些农村的封闭社区还保留着婚前绝对禁止性行为的习俗。男方喜欢女方，要向女方的父亲提亲，等父亲同意了，才可能结婚。婚前大家最多拉拉手而已。而女方从来不会在自己的婚姻上有主动的行为。她唯一有的是否决权，即拒绝自己不喜欢的婚姻。不过这种习俗存留的原因，除了当地社会的封闭外，恐怕还有婚龄早的原因。不到20岁就结婚，婚前禁欲也不用禁太久。
但对于高度自立、晚婚并且流动性极大的年轻人而言，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能做到婚前禁欲就不错了。许多年轻人是主动这样做的。比如一位年轻的新娘这样说： 眼看就要在上帝面前宣誓，说“我愿意”（Ido）了。可是整天还在性交，两个人还赤条条地在一起睡，心里觉得有罪。需要停下来，想想更重要的问题。否则两个人一辈子的这种神圣关系，仿佛只是个“性”字。甚至一位离过婚、有两个孩子并已经和未婚夫同居的年轻母亲，婚前也决定停止性行为。尽管他们还住在一起，甚至还同睡一张床，但她所容许未婚夫做的，仅仅是接吻而已，而且她也不再当着未婚夫脱衣物了。
新郎们如何反应呢？大多数对此不介意。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一段时间的婚前禁欲，反而可以把自己对未婚妻的“胃口”吊起来，乃至新婚蜜月会变得异常激动人心。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年轻夫妇在谈论“重当处女”的问题时，大多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们不愿让自己的父母知道他们已经有了性行为。可见生活在保守主义的幻想中的父母，还是大有人在。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
不过，对这种新的性行为模式，许多人甚至包括牧师也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你既然已经性交了，就不再是处女。哪里有能反复当处女的道理？更有批评者指出，这种“重当处女”的运动，实际上是对传统南部白人妇女的一种奇异幻想的复活。在美国内战以前，人们对南部的女孩儿就有着这样的奇思异想： 她们贞节、纯净，可以像女神一样被人们远远地崇拜。南方的男人们可以找妓女，可以和自己的黑奴私通，但南方的女性则永远是神圣的。这一对南部的纯情少女的执迷，在汉密尔顿（Hamilton）的名著《飘》（GoneWiththeWind）中就表现得活灵活现。女主人公郝思佳不仅暗中单恋自己的梦中情郎，而且讥笑一位女友在与情人幽会时“破了肚子”。说来说去，所谓“重当处女”还是满足男人对女人的性幻想的一种手段，也是女孩子提高自己身价的战略。
“重当处女”是不可能的事。不过婚前禁欲，就像伊斯兰教中的斋戒，完全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宗教仪式。你到底是把这种仪式当成一种新型的性游戏，还是从中追求某种宗教目标，就看你心诚不诚了。不过正像弗吉尼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BradforWilcox所指出的，南部基督教保守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推迟了青少年性行为开始的时间，也使人们对婚姻有了一种新的态度。看来，为了社会的健康，1960年代的性革命，也需要这样一个“性反革命”的运动吧。
第三部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第26节 绯闻中的财经杂志
最近，美国顶尖的财经杂志《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BusinessReview）的编辑部中，闹起一场内讧。4位高层编辑写信给主管《哈佛商业评论》的哈佛商学院出版部负责人WalterKiechel，要求他们的顶头上司、首席资深编辑SuzyWetlaufer辞职。他们的理由是： SuzyWetlaufer违反了职业道德，失去了编辑部高层编辑们的信任。
事情的起因是SuzyWetlaufer对GeneralElectricCo。的前主席JackWelch的采访。2001年12月，正当这篇采访稿进入最后的编辑阶段时，SuzyWetlaufer突然打电话给她的老板WalterKiechel，要求把文章撤掉，理由是她和被访人JackWelch的关系太密切，怕别人说她不客观。她还告诉至少三位同事： 她与JackWelch的关系已不一般。
WalterKiechel立即采取行动，安排两位低层编辑对JackWelch进行重新采访，并对编辑部就此事作出解释。最后，这篇长达7页的专访在2月号的杂志上如期刊出。
然而，事情并未因此结束。许多编辑认为，SuzyWetlaufer作为编辑，和被采访人有了风流事，违反了基本的新闻职业道德，理应引咎辞职。SuzyWetlaufer的副手、执行编辑NicholasCarr甚至要求编辑部在SuzyWetlaufer辞职之前将自己调到其他地方，拒绝与她共事。而SuzyWetlaufer则申辩说： 她与被访人的关系是在采访结束而文章已被编辑之后的几个星期才变得浪漫起来；更何况她将此事及时通知了编辑部，并未让她的私生活干扰正常工作。所有人都承认： 最后发表出来的专访，并未因SuzyWetlaufer的因素而有任何不公之处。双方各执一词，一时相持不下，但最终还是SuzyWetlaufer不得不辞职认输。
提起美国的财经杂志，人们总是想到Forbes和Fortune，很少留意《哈佛商业评论》。殊不知，《哈佛商业评论》才是美国企业界的大脑，号称“经营理论的圣经”（thebibleofmanagementtheory）。《哈佛商业评论》是“非营利性机构”哈佛商学院出版社的王牌，订费极高。号称指导世界领袖的著名的《经济学人》周刊，订费远超出《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一年也才100美元上下。Forbes和Fortune声称以企业界领袖为读者群，但Forbes订17本仅20美元，Fortune13本也仅20美元，而《哈佛商业评论》作为月刊一年12本就118美元，可谓奇货可居。其24万读者中，一半来自企业界的高级领导层，也怪不得订杂志不惜钱了。你要想坐在华尔街当企业领袖，手边没有《哈佛商业评论》恐怕不成体统。《哈佛商业评论》的编辑部里发生“政变”，企业界也无法等闲视之。
SuzyWetlaufer也非寻常的生意场上之女流。她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干过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