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一个 文章合集_韩寒-第5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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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上也很流行，这跟“不响”是差不多的意思。
王家卫：这个词是很重要，用上海方言写作，每个方言词，都有艺术在里面，广东话也有，北京话也有，每一种语词都很重要，值得保留和保护，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讲一下广东话。
马家辉：我刚才一直在讲广东话，你以为我讲普通话吗。刚才金老师说到上海人不表态，也有态度在。刚才导演说我不懂上海人，我必须承认，因为我故意不懂，因为我不喜欢懂，因为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上海人。从香港的角度，我从小就记得，听长辈们说的，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男人，逃不出三个特点：第一个大家都懂，怕老婆。这是我们香港人常说的，一讲到上海男人，就是给老婆洗内裤这样。所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努力地想讨个上海老婆，后来失败了。第二个特点是狡猾，第三个是小气，抠门。长辈那一代人没办法，养成是这样，一想到上海男人就这样说。所以我故意不懂上海话。
可我也经常好奇，特别看到这本书里面谈到香港的部分，香港有亲戚，好几个故事人物都跑去香港，包括收到香港亲戚寄来的明信片。甚至出现上海过去的黑话，关进租界的西牢，叫“到香港”。金老师怎么来看香港，上海跟香港的对比？
金宇澄：上海、香港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对应的两个地方。上海开埠比香港晚，刚才说“到香港”，是旧时代上海话“切口”，大概二十年代的切口，现在上海人不大知道。
上海租界很多方式参照香港，巡捕房的建制都是从香港警方转移到上海的，会采取香港方面的样式，英租界一些高管，都是先从香港调来。1949年后，上海和香港的情况不一样。除了二战，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香港没有过，而上海经过几次的变化。简单作为人来讲，一个人老是变，一个人是不变，那么前者肯定非常注意后者。比如说我老是离婚，你一直没离婚，我就会觉得你怎么这样稳定，我怎么这么变化，大概这个意思。《繁花》有些人物，六十年代几个资产阶级小姐，喜欢跳舞，是躲在家里跳，很小心，怕有声音，窗帘拉起来，怕被人看见，居委会干部如果报告，就按流氓罪抓起来。一个叫淑婉的女人就说，这样跳有什么开心的，就算没被人抓。音乐非常欢乐，或者脚跺地板的跳法，都不行了，上海有什么好呢，就算我从香港弄来最时髦的唱片，又怎么样呢，上海早就不行了。
香港是一个参照物，我现在想想，上海市民最注意的就是香港，比如上海第一次开日本商品展览会，是1956年，非常轰动，一直被老百姓提起。《繁花》里没有写，塑料制品第一次让上海人看到，有这样好看轻巧的东西。但这种热情，还是和看待香港不一样。等于说，上海一直与香港是差不多心理位置，它就一点没变。小说里写寄来的明信片，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降落的照片，理发师很骄傲，说是他的亲戚寄的，实际是寄给楼上小毛的，理发师插在镜子前面好几天。包括八十年代初，阿宝的香港哥哥来上海，阿宝爸爸在香港搞革命，留下的孩子，阿宝爸爸很警惕，不承认这个儿子。香港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上海也一样是革命的摇篮。曾经搞地下工作的阿宝爸爸问儿子，凭什么给我送港币，是收买我？得到什么情报？知道我腰腿有病？他害怕和香港有什么联系，是被整怕了。这两个城市既互相这样对立，却又有紧密的纽带。
马家辉：你经常来香港吗？
金宇澄：来的次数不多。
马家辉：这一次要好好走走，香港的变化终于来了。每天我都打开报纸看电视，我就觉得这是不一样的香港。港片你看得蛮多的，比如《阿飞正传》。
金宇澄：一部非常好的电影。王导《阿飞正传》那个结尾，就是《繁花》的开头。
马家辉：结尾用的《东邪西毒》。
金宇澄：是梁朝伟这一段，前面部分他这个人物从没出来过，为什么会放在后面，等于无意中的《繁花》开头，把这个人放在《繁花》的开头，我很佩服这个处理的方式。电影和小说作为艺术品是一样的，虽然有些同行认为《繁花》并不怎么样，我只觉得不能都是四平八稳的，应该有一个属于作者本人的标识、标签一样的特征。《阿飞正传》结尾，突然冒出这么一个人来，这就是王导的风格。我们要琢磨好半天，这个人干吗要跑出来一次。
马家辉：我好奇，《繁花》很多不同的故事，将来拍成电影也好，或什么处理方法，王导有兴趣拍成电影的话，有没有想过怎样处理这个作品？
王家卫：这个我第一非常感谢金老师，因为我们不是最有钱的，也不是最有势力的。这样的书做影视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我也有一个很大的焦虑，因为中午金老师做了一个比喻，说他自己跟书的关系。我没有他讲得那么好，请金老师自己讲一下。
金宇澄：已经讲过几次，就等于是，一直不生小孩的老太太，到五六十岁突然怀孕，生了这个孩子。可以试想这个老太太的心理，对于得来不易的小孩，肯定变着办法去给她打扮，翻花样，不停给她梳小辫，买裙子买皮鞋，这也就是《繁花》改了二十遍的原因，有点不正常的心态。一个年轻的二十几岁的女人，生小孩就很方便，一年可以生一个，可以连着生，很骄傲。五六十岁的女人如果怀孕，走路就很难为情，包括他人的看法，很复杂的心态。
王家卫：这也代表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考虑到的一种焦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责任，我希望可以把它做好。还有一点，我看这本书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其实一段时间以来，每次讲上海的文学，其实都非常明显，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张爱玲的影响，永远都是非常女性的。但是金老师的小说，对我来说是非常男性的，也是非常性感的，这种性感不是粗犷的也不是颓废，是一个上海男人的性格。在这方面来说，我希望大家可以看《繁花》，有机会也可以找金老师以前一本随笔集《洗牌年代》、他的小说集《迷夜》来看看。
马家辉：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金老师的书不是单讲上海，看他的影评，还有他的中篇、短篇小说，会体会到他写的是什么。王导演拍一部片五年、七年，金老师这一点超越了他。你写小说好像停笔了二十年，蛮长的时间。
金宇澄：九十年代以后写得很少，做小说编辑后，慢慢就不写了。
马家辉：回到作品的语言，王导演说方言除了表达以外，还有本身的音乐性，我们知道金宇澄先生用上海话呈现小说内容的时候，不是把每一句变成上海话写下来，注意到沟通问题。我们想听金老师讲一下怎样处理上海方言的心得，先请金老师用上海话读其中一段，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金宇澄：今天两位一定要我念一段，我从来不念，你们希望我必须念。如果纯粹上海话，《繁花》肯定是不够格。首先第一，上海人早晨起来要讲的字就是“侬”，侬就是你，你侬我侬这个字，说起来很简单，大家没有一个不认识。想想看，如果拿到一本书，翻开里面每一页都是“侬”，肯定不习惯，很古怪的。比如说“我们”，上海话就是“阿拉”，这种字多了的话，一本书翻开都是这种上海话常用字，有种心理暗示，一般普通话读者在心理上就不喜欢它。所以《繁花》做的大量这样的事，是里面没有“侬”，也没有“阿拉”，都转换掉了。等于这个小说里基本上没有这些，实际蛮难做的，等于这本书里，“你”字变成称呼名字，或者换个位置来写，只有写到北方人讲话，才有“你”、“你们”，《繁花》里我写到北方话，可以稍微喘一口气，怎么说都可以。
年轻时候我喜欢文学，就知道西方文学一个要件，写文学作品，必定要奠定自我的语言。等于画画，画家要强调，比如蓝色时期，或者红色时期，要有个人色彩特征。中国文学到1990年之后，这一块就不大重视了，就像王导刚才说的，比较注意故事完整性。文学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有文本的特征，就像写诗歌要有口吻，要有一种和别人不一样的文字面孔。《繁花》既是个方言作品，又要想办法做出一种文本的样子，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甚至还包括了细节标点符号在内，《繁花》没有问号，基本是逗号和句号。我们看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会有50页，一个标点也有没有。总的来说，要想办法做出个人特征来，方言另一个问题已经讲过了，几代人受普通话的教育之下，一本全写江南方言的作品，受众肯定是极少部分人。
主要就是清除方言的障碍，把方言写成什么人都可以懂，文字虽然改变，上海人说话的韵味要保存，包括“不响”也经过了改良。真正吴语传统话本的“不”，应该是“弗”，老佛爷的“佛”拿掉单人旁，标准的苏州上海的字眼。因为《汉语字典》有成语“闷声不响”，为了非上海读者可接受的考虑，模棱两可处理了。上海话专家提出说，这不规范。其实我做的，是打开，让外人了解上海的生活。
我年轻时在东北务农八年，常听到议论上海人，其实很多是因为上海话障碍的误解，也有习惯的问题，北方寒冷，冬天没菜场，每一家秋天买半吨白菜，一吨煤，藏着过冬。上海气候温暖，历来有小菜场，每天买的量就少。北方人跑到上海一看，菜场里三根小葱一分钱。哎呀，我们家一买大葱就三四百斤，上海人太小气了。老舍的儿子舒乙写过几篇文章，老是说上海人最小气，全国只有上海当时发行了半两粮票，其他地方都是一两二两三两，上海人真小气，其实他根本不了解上海。
北方人跑到上海同学家，见桌子上两根小葱，北方吃葱是直接吃，觉得好久没吃葱，把这两根葱吃掉了，没想到过一会，阿婆要做鱼，到处找这两根葱，急得要命，这才算清楚了，上海人根本不吃葱，是做鱼去腥用的，上海人不会买几百斤大葱放在家里。
另外上海很早就有单买食品的习惯，比如一个小月饼，一碗小馄钝，用半两粮票。北方买油条是，来两斤油条，半斤馄钝，一斤饺子。《水浒》说，店家，割三斤熟牛肉。前几年去开封，还能看到明朝那种独轮车，盖一个棉被，里面是小山一样的一堆熟牛肉，《水浒》遗风，被子掀开，一刀割下来给你回去喝酒。
文革时候，北方人到上海馄饨店里说，来半斤小馄钝，店家端来十碗，一碗是半两粮票，上海就用这半两粮票，下午吃一碗小馄钝当点心，结果端来十碗。以后改革开放知道了，美国很多是单买的，一个苹果多少钱，一个茄子多少钱，一个辣椒多少钱。认为上海人小气，其实是习惯不同。
王家卫：我想我的观念要改变，因为最近几年，我看上海人来香港也不小气，买房子说，我要这两栋。
马家辉：现在，请金老师给我们用上海话来读一段他的作品。
金宇澄：就一段，写钢琴的事，用上海话读三四行，写一个钢琴：（读）“钢琴有心跳，不算家具，但有四只脚，房间里，镜子虚虚实实，钢琴是灵魂……”
（本文刊发时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辑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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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673 爱呀，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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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执
去姐就快过三十岁生日，她是我认识的同龄人中第一个离婚的。
去姐为自己的外号纠结了近十年，最终还是选择原谅了始作俑者，我。男生十六七岁是最讨人厌的年纪，他们对女生表示有兴趣的最常用方式是撩闲，嘴损，欺负人。我十七岁时喜欢过一个邻家女孩，我的表达方式是踹她家狗。每次她独自遛狗，我都趁她不留神朝狗屁股来一脚，吉娃娃嗷一声就飞了，等她回头咒骂我时，我就边跑边大叫你来追我啊！后来她家又养了一只哈士奇，我也就没那么喜欢她了。
高一那年，我又养成了一个无聊的爱好，就是课间趴在窗户上看路过的女同学。有时冲人家乱吹口哨，有时拿粉笔头丢，然后猫起来大笑，臭名远扬。后来竟有越来越多的男同学加入队伍，每逢课间齐齐趴在窗户上一排大呼小叫，品头论足。可见他们是有多无聊。
去姐就那样无辜地从我们的窗前经过。只见远远一个婀娜背影，爆丑的运动校服都包裹不住她凹凸有致的身材，我如获至宝地长叹一声“哎呀我去——”（“去”是二声上扬，长而婉转，音同“渠”，东北话表赞叹），叫声太大，引得那背影在窗前猛回过头，此刻只听全体男生不约而同，撕心裂肺地喊出一声“哎呀我去！”（“去”是四声下降，短而急促，东北话表惊恐）。去姐从此得名，是第四声。
其实并没那么夸张，只是去姐的相貌跟她那副火辣身材不太相符。她是高三学姐，当时再有一个学期就要离开校园了。去姐的成绩很好，已保送北京名校，来给高一做学习经验报告。才刚上高一的幼稚鬼们，除了个别学霸没人会真正关心自己两年多以后的去向，大家更关心的是过来人的感情八卦，比如，学姐你有没有男朋友啊，早恋会不会影响学习啊，考不上一个城市的大学是不是都得分手啊。问得最欢的，是一个叫胡歌的男生。也不知道是否受到榜样的鼓舞，两年后胡歌真的考去了去姐的大学，再次成为学弟。
彼时据胡歌打探，去姐喜欢的男生，是个名气不小的高三学长，叫宋滨。宋滨是高三日语班的，那是个毕业前集体赴日本考大学的奇怪组织，相对于面临高考的其他同学，压力小了不少。宋滨的父亲是登山运动员，他在十八岁生日那天请假一个月跟随父亲的探险队去雅鲁藏布江徒步，回来后被我市媒体大肆报道，在学校引起不小轰动。听过去姐对宋滨动情描述的人，都以为他俩高中一毕业就要去生孩子了。但其实宋滨根本不是去姐的男朋友，甚至他也只是知道学校里有这么一个身材特别火辣的同届女生，仅此而已。
我假惺惺地煽风点火说，异地恋不靠谱啊，去姐你要慎重。
去姐信誓旦旦地说，他不过来，我就过去。
但宋滨去的是东京，又不是东单，四环以内打个车就能到。去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