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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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进行政治投机的姚文元，很快成了打人的棍子。
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是浙江省诸暨县人，生于1906年。1927年姚篷子在上海由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篷子被推举为执委兼总务部长。1933年12月，姚篷子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在南京狱中叛变，并在1934年5月14日《中央日报》上发表脱离共产党的宣言。自此以后，他就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手下充当文化特务，担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后来，又开设作家书屋，担任经理。
姚文元1931年出生于上海。1948年10月，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读书时，经同学崔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姚文元担任上海卢湾区宣传干事，住在上海香山路2号的团委宿舍。
这时，担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恰巧住在相距几十米的香山路9号。姚文元去拜访张春桥，一听说姚文元是姚篷子的儿子，这个原在30年代混迹于上海的张春桥，对他分外亲切，来往也日渐多起来。
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同胡风的关系相当密切。由于作家书屋曾出过胡风的书，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展后，姚篷子曾被逮捕审查。在这期间，姚文元为表示自己与胡风集团及其父姚篷子“划清界限”，在张春桥鼓励和支持下，连续写了13篇批判胡风的文章，把自己装扮成反胡风的英雄。
1957年夏天，开始“反击右派”。姚文元从张春桥那里一得到信息，马上赶写了《录以备考——读报有感》，在6月10日的《文汇报》上登载出来。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点燃了导火线（9）
毛泽东在北京看到这篇短文，非常赞赏，并指示《人民日报》加以转载。同毛泽东亲自写的、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同刊登在6月14日这天报纸上。
姚文元由此“起飞”了，红极于上海文坛。1958年7月，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杂志创刊，张春桥推荐姚文元担任《解放》编辑部的文教组长。该刊停刊后，已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又把姚文元安排到《解放日报》担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张春桥还特别关照报社领导，不要让姚文元陷于日常的编辑业务，而能有时间去写文章。
在这期间，姚文元相继出版《细流集》、《田流集》、《新松集》、《在革命的烈火中》等评论杂文集。他不仅在报社工作，而且加入上海作家协会，成为上海作家分会党组成员。
姚文元以文坛“新星”自居。他“手里舞着棍子，屁股上藏着斧子”，断章取义，罗列罪名，大兴文字狱，称霸于上海文艺界。著名作家巴金、丁玲、冯雪锋、艾青，都在他的砍杀之列。例如，他竟以50年代的标准，诬蔑30年代巴金小说《灭亡》的道路“是一条和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相敌对的道路，和党的领导相敌对的道路”。
对此，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尖锐地批评说，姚文元“是个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他悲愤地说：“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去，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就会给震坏的。”
巴金的呼吁，并没能阻止姚棍子的起飞，他在上海市委书记、宣传部长张春桥的庇护下，打人的棍子挥舞得更加疯狂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姚文元仓库里的一条最大的棍子。
1980年10月15日，巴金在《探索集》里，沉痛地剖析了“姚文元道路”：
“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在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姚文元在“大折腾”中，青云直上。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经江青提议，姚文元成为“中央文革”成员之一。而在此以前，他已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编委，跃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飞回上海，发动了“一月革命”，张春桥、姚文元同时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
1969年4月24日，姚文元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姚文元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成了主管意识形态舆论工作的“总管”，十年浩劫里处处留有他的罪迹。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1）
《二月提纲》
1966年2月3日，彭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召集五人小组成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和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开会，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问题。
笔者在北京医院访问过陆定一。他说，这个五人小组，是1964年夏天由毛主席提议成立的。当时，在毛主席那里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和周扬、吴冷西参加。毛主席在批评中宣部和周扬同志之后，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并指定陆定一、彭真、周扬同志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由陆定一同志主持，任组长。
陆定一说：主席，我见事迟，不能当这个组长。
主席笑着问：那谁当组长呢？
陆定一建议由彭真挂帅。彭真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毛主席也表示赞成。过了一会，康生也谈到文化部的事情，毛主席立即叫在场的康生和吴冷西也参加小组工作。
彭真在1964年7月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毛主席的意见，并决定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小组的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化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指示。”
在1966年2月3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上，彭真提出了放的方针。他说根据调查的事实，说明吴晗和彭德怀根本不存在什么组织上的联系，吴晗是根据毛主席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提出要学习海瑞精神，并在《人民日报》向他约稿的情况下，动手写文章的。那个时候，庐山会议还未开呢。庐山会议是在上海会议三个月之后才开的，也就是1959年7月才开的，而恰恰是在这次会议上，才罢了彭德怀的官。从时间上说，两个会相差几个月。虽然《海瑞罢官》这出戏的剧本，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发表的。但动笔确实在会议之前，这是事实。《海瑞罢官》这出戏上演之后，毛主席还把扮演海瑞的马连良，请到家里做客，主席当面称赞马连良演得好，剧本也写得好。这些并不是凭我脑子里想出来的，而是从调查中来的。彭真认为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为了放，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彭真同志还说，像郭老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
许立群、胡绳等七人列席了会议。许立群同志在会上发言说，关锋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也有错误，应该批评。他说，老教授和学者很紧张，许多人不敢讲话了。
陆定一同志还结合他个人的体会，叙述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他说，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
参加会议的康生发表了同彭真完全相反的意见。他说，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政治问题，要害在罢官，要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康生主张：要依靠左派，培养左派理论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吴晗，要“打击右派”。在会上，康生批评许立群，为什么那么有兴趣搜集左派的材料，他认为关锋等人是左派，必须保护。
这次会议上，两种思想的初步交锋，表明两种立场、观点的尖锐对立。彭真针对学术讨论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力图使批判《海瑞罢官》不要逐步升级、无限上纲，把讨论限制在学术问题范围内，抵制发表姚文元文章引起的一股左倾热流。
会后，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当晚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在钓鱼台的秀才楼里，关起门来，连夜突击，第二天就提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彭真把《提纲》看了一遍，立即叫打印几份，发给2月3日的参加者人手一份。《提纲》明确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康生拿到《提纲》，看了一遍，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座谈《提纲》的会上，康生也没有表示与彭真对立和不同的意见。
对此，1979年7月13日，陆定一同志在证明材料中写道：在人民大会堂讨论《二月提纲》时，康生并未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是一致通过的。这是千真万确。
1966年2月5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听取了彭真对《提纲》的汇报。刘少奇提了一个问题：吴晗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究竟有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彭真回答说，没有联系。刘少奇、邓小平都同意《提纲》的观点，正式通过《二月提纲》。这时，康生仍然一言未发。
会议结束时彭真请示刘少奇：可否根据这个提纲向毛主席汇报，这个提纲已经在京常委讨论同意了。
刘少奇马上回答说：可以，就这样向毛主席汇报。
1966年2月6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向人民日报编委会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他说，中央为了加强对全国学术问题讨论的领导，统一步调和认识，准备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已经中央通过，要去武汉向毛主席报告。
毛泽东住在湖北武汉风景如画、碧波荡漾的梅园宾馆。2月8日，彭真带着五人小组的康生、陆定一、吴冷西以及胡绳、许立群、田家英等同志，来到梅园宾馆。
待大家在主席会客室坐下以后，彭真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把提纲的内容汇报一下。
毛泽东说：那你就谈吧！
彭真把准备好的《二月提纲》，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一遍。
毛泽东听完汇报，立即提出一个尖锐问题：《海瑞罢官》问题和彭德怀是不是有联系？吴晗这个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康生抢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
彭真说：根据调查，不存在联系的问题。
毛泽东严肃地说：去年12月21日，我就同陈伯达、康生说过，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宫，彭德怀也是海瑞。接着，他又说：这是康生的发明权。
康生连忙奉承说：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
毛泽东再次肯定说：是康生的发明权。
毛主席一连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说：不能算。吴晗过去是反蒋的，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也好，只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有点不满意。
说到邓拓，彭真说：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
毛泽东说：可以不罢吴晗的官。不同的意见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你们可以放，让不同的意见放出来。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2）
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泽东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谈到关锋的杂文时，毛主席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在毛泽东面前，康生也没有说过一句反对《二月提纲》的话。
参加汇报的胡绳同志1979年4月16日写的证明说，参加汇报的一行人，2月11日离开武汉到了上海，2月15日回到北京。在这一段时间内，同行的人都没有听到康生有任何反对这个提纲的表示。康生在“二月提纲”上耍两面派。
彭真当场再次强调说：学术问题还是照主席的指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
陆定一也插话说：学术问题和批判不能随意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否则就鸦雀无声了。
彭真提议写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到全党。”
毛泽东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
彭真根据毛泽东没对提纲提出不同意见的情况，当即委托随他前来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和胡绳执笔，于2月11日在武汉代中央起草了《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并于2月12日晨电传中央。
这个提纲和批语，当晚送康生和其他成员传阅。当时正看电影的康生，听秘书念了批语，还在上面画了圈。这个批语，原来署名只是五人小组，前面并没有“文化革命”这四个字。文化革命这个词组，是姚溱加上去的，是姚溱的创举。而“文化革命”这个词组的发明者，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迫害死了。
1966年2月12日，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并通过《二月提纲》。经邓小平签发，当天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国，指示各级党委，照此执行。
《二月提纲》强调学术讨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彭真说，学术与艺术，有政治问题的，应该按政治问题对待，不是政治问题的，就不要轻率地把它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特别是同敌我问题混淆起来，也不要轻率地下结论。他说，学术、艺术、文化方面的批评，要使我们的学术、文化、艺术繁荣起来，不要使它萧条。
彭真大声疾呼：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人民日报》按照《二月提纲》精神，连续发表学术讨论文章，如《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要用历史的眼光看罢官》、《对〈海瑞罢官〉剧的质疑》等。通过这种正反两方面意见的讨论，说明《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严重的分歧
在发出《二月提纲》通知的前后，林彪大肆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鼓吹“毛泽东思想”的“顶峰论”。
1966年1月19日，各报纸发表解放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