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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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
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以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
毛泽东的谈话，为深入“批陈整风”运动指出了方向。而他在谈话中指明的“陈伯达后边还有人”，林彪“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林还是要保”，“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等等，在林彪一伙中引起极大的惊慌和震动。
躲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千方百计地探听到毛泽东讲话的内容。9月6日凌晨，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把毛泽东在武汉同一些负责人的谈话密告给李作鹏以后，李作鹏又立即转报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又密报叶群。林彪十分恐慌，开始了谋害毛泽东的罪恶活动。
押“第四号人物”上最高法庭
陈伯达从庐山回到北京，郁闷地回了家。
陈伯达曾多次在电话里求见毛泽东、康生，但是都被拒绝了。只有给周恩来打电话时，周恩来亲自接了。
1971年，“9·13”林彪叛逃后，公安部门立即将陈伯达连夜从家中押往秦城监狱。走到监狱门口时，陈伯达不愿进去，就大声说道：“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的！”
阜平，即河北省阜平县。1948年4月10日，毛泽东从晋绥边区兴县到达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由于国民党特务的告密，国民党空军派轰炸机袭击。警卫员发觉敌机临空，要毛泽东进防空洞，毛泽东忙于办公，怎么也不走。
陈伯达听到飞机轰响，就朝毛泽东住地跑。高喊：“飞机来啦！飞机来啦！”跑进屋里要毛泽东快走。这时，好几位同志也赶来，将毛泽东扶进防空洞。
就在毛泽东刚离开的当儿，一颗炸弹落下，正命中毛泽东的院子，把房子炸塌了。
23年后，陈伯达为救自己，喊出了“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的”这句话。
陈伯达的喊话，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在监狱里受到优待，如他自己所说，每天都有大夫来看，吃得很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要好。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庐山风云续曲（6）
1978年，陈伯达因病住进北京某公安医院单间病室。
198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开始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陈伯达的审判。笔者参加法庭采访，目击了这次审判。
76岁的“文革”“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穿着中式棉袄，外罩一件旧卡其军服，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被两个法警拥扶着走上法庭。他面对出庭人员的目光，默默地低下头。
法庭审判了陈伯达伙同江青、康生批斗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罪行。
陈伯达一手制造的“冀东冤案”，更是触目惊心。
1967年12月25日，陈伯达到达河北唐山，解决唐山问题。当天晚上，他听了唐山造反派三个小时的汇报，第二天就在唐山地区各县、市的代表团及驻军代表大会上大放厥词，胡说八道。他说：“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他还点了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女市长白芸等人的名，在唐山搞了一个“杨、白反党集团”。
审判员宣读了陈伯达当时在唐山的讲话，问：“现在我问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市是不是讲过这些话？”
陈伯达答：“我刚才说过了，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这些话无非是瞎说而已。但是经过我说的，我负责任，我没有推托这件事的责任。”
法庭当即播放了陈伯达当时讲话的录音。
录音播放后，陈伯达说：我认为这个案子的审判是认真的，我这么一个糊涂蛋，到了这么一个大地方，考虑这个案子，也没有经过调查，没有经过及时的各方面的询问，就这么乱说一通……
陈伯达又说：“事情发生这么大，这些胡说八道的话，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八万多人呢。2000多人的命呀18万多人的冤（陈伯达流泪），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无所用心，完全没有表示……有人说我，我当时当了那么一个名义（笔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说话是惊天动地……我听了也惊天动地……当然是大罪了，罪是很大的。”
法庭接着宣读邢安民、李致和、苏维民、赵连辅1980年8月1日的证言。其中谈到：“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来后，在唐山搞了一个‘杨、白反党集团’，杨远、白芸、张达同志被定成敌我矛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吴良俊同志被判刑20年，方飞同志被公安机关长期拘留，并株连了大批的党员和干部。在搞杨、白专案的同时，认为杨、白的班底是从老冀东发展演变而来的，一方面上追杨、白的根子，大搞‘冀东党’，一方面下挖杨、白的社会基础，大搞‘肃反动派’运动……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1604人，涉及到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被定为和列名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737人……唐山地、市两级遭迫害的干部群众达8．4万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残的763人。”
法庭还宣读了原中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1980年9月29日的证言，他陈述了自己遭受残酷迫害和亲属受到株连的情况。
接着，法庭又审问了陈伯达迫害陆定一、制造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发生在1967年10月8日这天的后半夜，即10月9日凌晨。天津市的一位煤球工人，来到北京外交部街，将自己书写、刻印的80多封油印传单，分别投进了附近的邮筒。传单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此案于同年11月20日即在天津破案。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经公安部门对原稿笔迹和作案工具的鉴定，也完全证实这一点。可是，陈伯达咬定这是个大现行反革命案件，要追后台。
陈伯达接见专案人员时，气势汹汹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
专案人员随即按他们的指示，采取一系列指供、诱供等非法手段，甚至坐“喷气式”追逼所谓“后台”，于1968年12月追出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参加的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王震、廖承志等。诬陷他们“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
审陈伯达的另一主要罪行，是关于1966年《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问题。
在开庭之前，陈伯达得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出他炮制《横扫》社论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时，就惊慌地说：“坏了，坏了，算这个账，把我杀头算了，枪毙我也不反对，可能也太便宜了。”
陈伯达在第三天法庭发言时，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他说：整个案子可以判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陈伯达的刑期，实际上从1970年10月18日软禁之日算起。1981年8月，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
政府为便于照料他的生活，批准他的儿子带着妻子和孩子从石家庄来北京，同陈伯达住在一座新楼的一套房间里，过着安定的晚年生活。
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刑满释放。
1989年9月20日中午，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时年85岁。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林家王室的覆灭（1）
周恩来：“‘9·13’事件不是偶然的”
京西宾馆，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多次举行高级干部会议的地方。1973年3月18日至5月18日。空军四届五次党委扩大会议也在这里举行。这次会议，是林彪叛逃以后，空军党委首次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
会议通过两个月“揭、批、查”，基本弄清楚了同反革命联合舰队有关联的人与事。笔者奉命采访会议，这对笔者了解林彪叛逃前后的情况，极为有益。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等参加了会议。
1973年5月15日，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同志汇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听取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作会议总结。当穿着浅灰色中山装的周总理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周恩来的讲话，从夜里十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16日凌晨三点。他以超人的精力，智慧的哲理，深刻的分析，高昂清亮的声音，详细阐述着“9·13”事件的经过和教训，并且一再强调，在处理清查有关的人与事时，一定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笔者坐在主席台下的东侧，仔细地纪录了周总理的讲话。
周恩来说：“空军这次会议是一次搞好内部的会议。林彪抓空军搞了许多阴谋活动，主席一直注意着各种势态的发展，感觉到林彪的思想不对头。”
接着，周恩来从“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到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反党阴谋暴露，列举事实说明“主席还是在语重心长地教育他”。
周恩来说：“庐山会议后，林彪对主席更加仇恨了，用了很多恶毒的语言攻击毛主席。”
这时，他缓缓地从座位上站起，用炯炯目光，从右到左注视着全场，接着，他连续讲到毛泽东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大将和叶群、林立果等人的批评，以及批陈整风会期间，“挖墙脚、掺沙子”的紧急措施，并且谈到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搞“571”的罪恶活动。周恩来特别提到江腾蛟，说他是“空军的阴谋家，是摇羽毛扇的人物，是个小丑，是个像三国蒋干那样的人物”。
周恩来回忆到197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上观礼时的情况：“五一节晚上，林彪上去只呆了五分钟。过去每次去天安门，他都是紧跟，拿着语录，紧跟毛主席后面，从东到西，‘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这次他不跟了，对主席恨极了！”
“这天，他本来是不愿意来的，叶群哭着在他面前跪下，苦苦哀求：‘你要是不去，咱们一家人都得死了！’‘没有那么紧张，那么严重嘛。’林彪答应只来五分钟。”
周恩来说：“林彪对毛主席是仇恨的，他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只要有土壤，他就酝酿一次阴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林彪的叛逃是逐渐演变的、发展的。‘9·13’事件不是偶然的。”
周恩来又回忆到1971年9月13日凌晨1点钟，接到吴法宪报告时的情景：“吴法宪打电话问我，256号飞机，向蒙古方向飞了，要不要拦截？打不打？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全国人民的‘副统帅’，我怎么下这个命令？”
周恩来右手放在胸前，高高地举起左手，用犀利的目光扫过会场，问在场的空军高级指挥员们：“如果我下命令，你们打不打？除非毛主席直接给你们下命令，对你们说。当时也说不清楚呵！有些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责怪下级，叫下级负责不行！教训当然是有的，责备空军党委。空军党委八个常委，有四个是死党……有事情，空军党委比我们早知道，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两个一切’，林立果当作战部部长、空军办公室副主任等都不向中央报告，也不向总政治部备案。我就不知道这个名字，只知道他叫小老虎……”
谈到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严肃地说：“空军党委不仅犯了政治路线错误，而且也犯了组织路线错误，违背了党性。党委的职责，就是要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不问一个为什么，就会上当。”
周恩来要求新成立的空军党委在清查林彪的人与事时，要实事求是，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周恩来说：“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林彪叛逃只带走两样东西，一件是讲用报告，一件是空军大院的第一号出入证。他的文件全部没有带走，什么都可以清查……”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扩大会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在空军的活动，系统地进行了清查。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林家王室的覆灭（2）
笔者在林彪住的毛家湾还看到一些物证，说明他怎样在“史无前例”的历史悲剧里，堕落成阴谋杀害伟大领袖的罪人！
这要从“老虎出洞”写起。
“老虎”出洞
林彪一家原来有五口人，林彪、叶群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林彪同前妻所生的大女儿小琳在动乱初起时，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一派红卫兵组织。叶群假借林彪名义，写了一封信，在社会上广为散布，宣布开除小琳的“家”籍。同林彪、叶群生活在一起的，只有女儿豆豆（林立衡）和儿子老虎（林立果）。
在林彪看来，这两个孩子，是他的一对“眼珠子”。当叶群向他建议，在“文化大革命”中让孩子们自己去“闯闯”“锻炼锻炼”的时候，林彪想了想说：“放到空军，我放心。”
林彪竭力把儿子林立果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
林立果1945年生人，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的学生。1967年3月参军时22岁。就是这个浓眉大眼，看来有点呆头呆脑的年轻人，后来变成了谋杀毛主席的反革命“联合舰队”“司令”了。
“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林立果入伍不到四个月，就由吴法宪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在他入党以前，已经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秘书了。
林立果以秘书为名，参与了军机大事。他不仅可以看到党内、军内的高级机密文件，而且参加“拉条子”，为林彪起草1967年在军以上干部会议的讲话。
林立果在林彪的授意下，用“空军司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