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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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红卫兵告诉笔者，1966年11月27日下午，北大附中教室二楼的会议室里，聚集了北大附中、石油附中、八一学校等18所中学红卫兵的20多个负责人。这些血气方刚、思想纯真的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代表，热烈讨论着形势问题。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什么意见提不得？”
“现在谁给中央文革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为什么不许我们对当前运动提自己的意见？我们中学生应该联合起来，和蒯大富、聂元梓之流干到底！”
联合组织叫什么名字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首都中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诞生了。会议委托北大附中的同学，归纳大家的意见，起草成立宣言。
1966年12月5日，“联动”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大附中。
这天，“联动”为扩大声势，成员们冒着刺骨的寒风，跑进京城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指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的讲话”，“坚决反对资反路线新的表现形式”。北京工学院附中的同学还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刷下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12月7日，廖承志在民族宫主持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的筹备会。以左派自居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代表，提出联欢活动应由他们独揽。“联动”代表不同意他们独揽，并把“三司”代表轰了出去。
会上，廖承志用自己的经历，深情地鼓励同学说：“你们要懂得做一个革命者，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应该跟着党，在受到冤枉委屈的时候也要跟着党干革命。我从小参加革命，可是到了革命队伍又遭到不信任，长征时是一直戴着手铐走过来的，后来是总理救了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利益为重，经得起斗争的考验。现在我白天挨斗，晚上接见外宾。”
廖承志的肺腑之言，教育了青年，但却遭到江青的斥责。12月9日，她在有周恩来出席的中南海小礼堂会议上，首先发难逼着廖承志检讨。12月16日，她在体育馆的万人大会上，斥骂联动“保爹保妈，血统高贵，什么东西！”
12月26日，“联动”代表在北京展览馆开会。群情激愤中宣读批判中央文革的传单，高呼“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联动四处活动，很快同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四五百名中学红卫兵组织建立联系。他们以“四大”作武器，向中央文革开火，公开贴出向中央文革和向江青质疑的大字报。
“联动”的行动激怒了中央文革。1967年1月17日，江青、陈伯达支持蒯大富、聂元梓等，调动13个大专院校的一万多人，调动三辆消防车，把石油学院附中地下室灌满水，砸抄“联动”。接着又包围北大附中等校的“联动”学生。1月25日，谢富治又指挥大批警察，包围八一学校，捣毁教室，拔掉联动最后一个据点，先后逮捕卜大华、马小军等139人，关进半步桥第一监狱。清明节这天，到八宝山烈士陵园扫墓的“联动”红卫兵，又遭到事先埋伏在那里的便衣警察逮捕。
大串联和新长征
伴随着造反热潮，为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的所谓“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以铺天盖地之势，冲击着每个角落，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汹涌澎湃的“不实之词”，像洪水泛滥一样淹没着人们的灵魂，腐蚀着社会的风气，成为一些人随意诬陷打倒别人、篡夺权力的工具，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
为了达到“天下大乱”，毛泽东提倡运用“大民主”。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动员各地学生大闹北京。他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
周恩来向毛泽东反映：现在许多的地方党委都受到冲击，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
毛泽东说；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哪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的工作，我就不高兴。
上海、西安、长沙等地学生，在中央报刊舆论的鼓动下，效法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纷纷炮打各省市党委的第一二把手，发生了骚动。许多地方的领导人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进行了压制。这样就更加深化了各地领导与学生的矛盾，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冲突，学生纷纷前来北京告状，“请党中央毛主席评理”。
天津大学等校部分师生，因为造反受压，徒步到北京取经。他们手拉手，肩并肩，呼口号，唱歌曲，向北京进发。中央文革小组闻讯，立即派火车到杨村车站，把他们迎来北京。“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回想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的情景，学生们特地起名“8·13”红卫兵。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啊！红卫兵（5）
各地上访串联的学生，云集北京。8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筹划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热烈支持大串联。他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费，由国家财政支出。
从此，全国兴起坐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联！
从此，全国各地成千成万的红卫兵，像奔腾的海潮涌向北京、井冈山、韶山和大寨。在天寒地冻、缺粮缺被的日子里，拥上井冈山的10万红卫兵，不得不靠军队紧急空投大饼、衣服、毯子，才解救下山。
鉴于大串联给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人民日报》10月22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徒步行军大串联，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造”。
笔者在北京、在外省，在平原、在山野，到处都看见一队队一群群红卫兵，背着背包，唱着歌，日夜兼程行进。当我怀着敬佩而又不理解的心情，同他们深入聊天时，才知道这些年轻人的心灵多么纯真忠诚。
红卫兵怀着好奇和梦幻，游荡在祖国大地。一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红卫兵，同他的伙伴穿越无数的山野森林，足足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北京。路上，他们一路向群众赠送毛主席语录。当一位同伴在深山病故时，他们用乱石砌成坟墓，埋葬了战友，又忍着饥饿前进了。
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两个红卫兵，背着老乡送给他们的饼子、锅巴、炒面，越过黄河，爬上吕梁山。饱经战争创伤的老区人民，用玻璃瓶灌了满满一瓶吕梁山的溪水，托延安娃娃带到北京，将溪水倒进天安门前的金水河里，让它在北京陪伴毛主席。
许多红卫兵，一路走，一路进行着不同观点的大辩论。一位来自西安的红卫兵说，他的哥哥在火车上同另一红卫兵辩论，对方用水果刀刺进哥哥的喉咙，顿时流血不止。当他俩就近下火车走进医院时，哥哥已不能说话，用笔写字告诉弟弟不要照顾他，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比他的生命重要，要弟弟代表他去见毛主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客人。他们在北京受到热情接待，住吃、游玩、坐车一律免费优待。每个红卫兵都把能见到毛主席，看作一生最大的幸福，载入个人成长的史册。
通过大串联，掀起了狂热的个人崇拜。在神化毛泽东的红海洋里，毛泽东思想被一些野心家吹捧成宗教、信条。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印制、佩带毛泽东纪念章，到处竖立毛泽东巨大塑像。许多单位在毛泽东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形式主义风行全国。
对这种反常现象，毛泽东一方面对斯诺说：“讨嫌！”一方面一次又一次地“接见”红卫兵，推波助澜。
周恩来对个人崇拜是做过抵制的。1968年12月，周恩来为扭转经济工作中的混乱状态，经毛泽东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他在会上作报告时，针对林彪、江青搞的形式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他说：语录已发行七亿多册，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当他听到有关部门要再调5000吨铝去制作毛主席纪念章时，立即加以制止。
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胸前佩戴毛泽东像章，口袋装着《毛主席语录》，成为狂热的浪潮。几乎人人都有小红书，几乎人人都有毛泽东像章。“语录”和“像章”，不仅成了“突出政治”的“三忠于”的标志，而且也成了日常交往的礼物和风尚。各色各样的像章，精彩夺目，大的、小的、夜光的、塑料的、铝合金的，到处流传交易。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等告诉笔者，叶群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三忠于”的光辉榜样，曾多次化装到北京街头进行像章交易，有时竟像“抢”一样，把像章弄到手。她把收集的一万枚不同样式的像章（包括他人赠送的），放在精制的木盒里，准备在毛泽东73岁寿辰这天，赠送给毛泽东。
夺权引起武斗
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的红卫兵，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不同观点的两派，争相夺权，内战烟火由此而起。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上下大乱，群众组织中出现了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广大干部党员对运动中出现的种种过火做法感到困惑，不理解。昔日的革命干部，为什么转眼间变成了革命对象？绝大多数人对运动持观望、抵触态度。为克服这种阻力，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解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
16日下午，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的讲话，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狂热地歌颂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他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归纳为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资产阶级路线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这条错误路线的代表人。
10月25日，毛泽东讲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时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又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10月28日晚，周恩来在总结讲话中提出：大串联徒步进行；工矿企业机关团体不搞红卫兵；不准冲击解放军；不能干扰法院、监狱、公安等专政机关；不能干扰新华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等宣传机关；不应对干部搞“罢官”；不能扣人、抄家、打人、体罚等。
但是，红卫兵对这些规定，根本置之不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一下火车、飞机，就被红卫兵揪走了。各级领导机关再次受到猛烈冲击，全国工农业生产陷入混乱状态，无政府主义遍及城乡各界。
1967年元旦刚过，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掌权的造反派同未掌权的造反派，相互夺权争权，引起全面内战。武斗之风日盛，打、砸、抢、抄、抓和武斗事件，遍及全国城乡各地。骨肉同胞的血，流洒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北京、上海、武汉、沈阳、重庆、南宁、淮南、沙市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广。
重庆是武斗的重灾区。1967年到1968年，美丽的山城一直笼罩在内战的炮火中，两派不同观点的红卫兵，动用了坦克、迫击炮、登陆艇和各类轻重武器。仅在一次残酷的武斗里，就打了一万多发炮弹，有600多人血溅山城。其中牺牲时最小的红卫兵只有14岁。
全国唯一保存下来的重庆红卫兵墓，是血和火的历史见证。沙坪坝公园西南土岗上的红卫兵墓，113座埋着500多具红卫兵的骨灰或尸骨。风格各异、大小不一的墓碑，有的顶端像尖尖的利剑，有的像熊熊燃烧的火炬。一座墓碑上还刻着墓志铭：“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可挨打，可挨揍，誓死不低革命头。”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啊！红卫兵（6）
另一墓碑上刻着：“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8·15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已化入8·15熊熊的革命火炬。这火炬啊，我们紧握！”“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在红岩巅上，歌乐山巅。”碑文里的豪言壮语，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格，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人的思想的贫乏和愚昧。这些年青的生命，竟会为不同观点的争论，去忘我地火并！
每年清明节都有亲人来扫墓。他们站在墓前，悲痛地怀念着死者，思考着那毁灭人性的年代。他们不会忘记这些天真单纯浪漫的青年学生，是在被深深愚弄受骗后才被推进了坟墓！
在内战烽火四起的日子里，笔者参加了一次“中央首长”对“五大领袖”的接见。
1967年8月7日晚，我突然接到北京市革委会的通知，要在10点赶到人民大会堂南会议厅。耀眼的灯光下，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姚文元等接见造反派“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
开始，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向“五大领袖”和其他市单委会委员，通报了首都红卫兵参加大串联和夺权的情况。
这时，江青由姚文元陪同走进会场。她脱下披风，露出新军装，热情地微笑着向五大领袖招手。她一会说韩爱晶你是我非常喜爱的孩子，一会说，蒯大富爱说谎，一会说，聂元梓我对你寄托很大希望，一会说，谭厚兰你不要飘飘然。当说到红代会拒绝中央文革派记者参加会议的时候，江青突然大发脾气，痛斥他们几人封锁中央，愤怒斥责：你们几个老子天下第一，连我们都瞧不起了，把自己置于中央之上。你们不跟主席走，工农兵跟主席走！她警告他们：要革命的来，不革命的滚开。我担心你们会走向反革命！
在江青盛怒之下，聂元梓、蒯大富等五个人，一个个胆战心惊地站起来，低着头，弯着腰，奴颜婢膝地请求江青原谅……
“五大领袖”们的丑态，顿时使笔者心里一阵恶心：这些疯狂迫害老干部的凶手，原是一伙被人驱使的狗！
枪声震动了毛泽东
尽管毛泽东多次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他的话变成了人们耳边的风。
1968年7月27日上午，由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的三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