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与爱之间挣扎-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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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比父亲多活了将近40年，上帝仁慈地让她活着见证十月革命。可是，在革命和内战期间，大哥和二哥两家都经受了许多年的痛苦、凄惨和艰辛。我们在德国几乎连他们的信都收不到，相隔很长时间才会有一封。二哥最后得以从克里米亚返回老家时发现：不仅他的工作、公寓等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被剥夺了，而且他还得依靠以前的一个慷慨的仆人。那个仆人得到了首都郊外的一小片地方，连同一栋小房子以及房子里的东西，二哥以前常常在那儿避暑。那个仆人允许二哥一家住在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每天中午让他们喝点白菜汤，条件是二哥要帮着管理田间事务。在那段日子里，为了填饱肚子，二哥带着他的孙子去采摘蘑菇和草莓。他的老妻一直没有真正看见那农民的老婆穿用她的衣服。二哥会时不时地给我们寄来简短的信件，告诉我们有关这一切，使我们深受震动。不过，这还不是那段时间里最恐怖的事情，最令人恐怖的是革命本身，革命影响了人的本性。二哥似乎并没有保留他的政治观点——他曾经跟近卫军党（Cadet Party）有过松散的联系。不过，当他说，在傍晚时分，那仆人曾跟他一起坐在屋前的一张长凳上—— 一边休憩，一边看着这世上的革命巨变——就好像不是主人跟仆人换了个位置—— 一个由高到低，一个由低到高——而像是某个第三者说着他们俩的故事，而且那个第三者也正在体验那个革故鼎新的事件。也许，在那个农夫的天性中有某种俄罗斯人特有的东西导致了这种情况。我哥哥羡慕地写道：“这个没有文化的家伙是多么聪明友好啊！”我们只能说，他们俩一个很难放弃，而另一个很难一下子就信心倍增：那促使他们俩都改变的因素是在世界历史的转折关头——就好像他们被重新定了位，而那给他们定位的是形势的力量，所采取的方式则更为简化也更为抽象。
不过，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最感人的是家庭成员间的亲情，正是在社会土崩瓦解的时刻，亲情发展得最为完满。这不仅指苦难促使家庭成员拥抱在一起，就好像他们身处一个小岛，而岛的周围是重重浪涛；到了那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争论和分歧毫无疑问会以常规的方式将他们分开。亲人之间内部关系的重要性，那种支撑并安慰他们的幸福和温暖的感觉，才是真正的亲情。甚至由于整个国家的缘故，这种亲情消亡了；但那种超越纯粹物质的关于人生的古老诗歌还会开放，带着再生的、伟大的力量。而在另一方面，在那些已经获得自由的青年人中，毫无疑问有一股同样激动人心的力量——伴随着它的是一些新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会使你沉溺于自我之中，甚至做出野蛮的行为。
我们的老母亲还活着看到了自己儿子的死亡。大哥一直是她的顾问和支持者，他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死于心肌梗塞。可以说是母亲遭受的那些说不出来的痛苦的前兆。她孤独地生活着，好在身边有爱戴她的儿女和孙儿孙女，她过得还算快乐。在她人生的最后年月里，我们给她找了个伴，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她得到比较好的照料——那是我们家的一个亲戚，她当然挺喜欢的；不过，她更喜欢独来独往、自由自在，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尽管她喜欢儿孙绕膝，但她更喜欢独自生活。甚至她读书都很少听从别人的推荐，她最后满怀热情阅读的书籍之一，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在讲述她在80岁和90岁之间的那段生活时，我禁不住回想起了一个情景。有一次，我去看望她，她表现出伟大而信心满怀的斗志：作为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她感到，自己有责任在生命终结之前，一劳永逸地把魔鬼赶走。我怀着真正的忧虑，问她是否从来没有冒过失去上帝的危险，因为真正决定这些事情的就是上帝。她努力地使我安下心来，耐心地解释说：“你不懂，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不了上帝。这些年来我已经就此跟他商略过——他当然一直会存在，不过，他会把魔鬼驱逐的。”她不否认，她在晚年之所以会有这一思想上的激烈转变，其根源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她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们一个个渐渐地成了魔鬼的猎物——我的哥哥们都不信教，尽管他们保持着骑士的传统风度，为了他们信教的妻子和我们的母亲，继续参与一些教会的仪式。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她从来不做任何可能会导致内心精神冲突的事。我们每每可以看到：她宁愿跟随自己一时的冲动，宁愿在事后仔细回想，然后再随着环境调整自己的言行。关于她内心状态的平静，我常常会回忆起另一个情景：那是在她吃早饭的时候，她坐在那儿，湛蓝的眼睛闪闪放光。我们变得恼怒起来，因为我们以为她是在嘲笑我们。实际上，她是在为头天晚上她做过的一个美妙的梦而发笑。最后我们把这编成了一个笑话。我们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默西卡度过了一个不太快乐的白天（因为我们从来不能说她的日子过得枯燥乏味），她就会在当天晚上用一个愉悦的梦来补偿。在她的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在她的耳朵快要聋掉的时候，她照样能发现快乐——她跟那些耳朵同样不好使的朋友坐在一起，每个人都谈着自己的过去。她会会心地笑着说，他们中的每个人——包括她自己——都注意到，其他人其实并没有在听；不过，他们中似乎没有人真正注意到，其实他们自己对别人的反应也同样是缺乏礼貌的。
第3章 寻找兄长般的男人家庭生活（3）
除了读书，她最喜欢的消磨时间的方式是观察自然。夏天自始至终让她感到快乐。甚至在晚秋，她也会站在城市里的窗户前，跟大街上的一排排树木交谈，就好像它们都是些精灵。她也乐于观看那些照在树木上的光的变化不定的效果。她的公寓里放满了她自己养护的阔叶植物——她不喜欢身边有动物。可是，到了晚年，她想让自己摆脱所有这一切，就好像是为了加强她的孤独感似的。她对自己所拥有的每一件东西都照顾得很好，不过，每当她默默地把这一件或那一件交给我们时，她都显得挺高兴的。一段时间以后，好笑的是，我们必须回赠给她东西，以免她的公寓显得空空荡荡。有时，她似乎是只即将自由飞逝的鸟儿，为了那些留下来的小鸟，用羽毛装饰着巢窠。母亲把各种各样的东西留给了我们。我感到，她这些世俗意义上的举动显示出了她对生与死的某种基本看法：与其被死亡抢走，还不如活着送人。她感到财物都是身外之物，因为很快她就会再也不用害怕人生的匮乏了。
说到我母亲，我不能不想到：她曾为我做了那么多，尽管在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曾反对我到国外生活，尽管我对人生的态度跟她的很不一样。她没有把我生成一个男孩，对此我一直感到失望；因为我得努力做一个符合她理想的女儿——而结果恰恰相反。不过，甚至在她遭受最大病痛期间，在我怀着最大的痛苦冒犯世俗规范期间，默西卡默默地承受着形势的压力，跟我并肩站在一起，对付整个世界。她甚至在为我感到痛心的时候都信任我，让我感到只有她和我才是彻底相互了解的。她像盾牌一样，把我跟那些恶意的、蓄意的误解隔开，这一点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当我在国外度过我那些美妙的青春时光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真正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只意识到她那默默的母爱的支持，我甚至深信她那些与我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当然那只是在她跟我交流的时候。我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我从来不悔改也不想家。在一封信中，她委婉地表示，她希望看到我有稳定的婚姻关系。我怒气冲冲地回信说，跟保罗·雷在一起，我感到十分稳定。只有在我真的结婚之后，母亲才来看望我。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才详细地讨论所有这些事情。我被深深地感动了。看着她满头的白发，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老式的念头：“她是不是为我而愁白了头发的？”不过，这种情绪中也夹杂着幸福，还伴随着我对她的爱戴和尊敬。现在我找到了向她表达爱戴和尊敬的自然而然的方式，因为我们最终又相互和睦地生活在了一起。我的一个熟人有一回听我讲了这些后，万分愤怒地说：“与其被悔恨和思念吞噬掉——你应该那样做——还不如就此振作起来，让自己过得更加幸福、更加满足！”
实际上，这显示了我跟我母亲在本性上的最大的对照：她一直在为别人尽义务，一直在做出自我牺牲，被她性格中的某种几乎具有英雄气概的东西所激励。也许这是一种男人的特质，但她表现得很精致，所以她在无意之中具有十足的女人气。而我内心的斗争从来没有如此严峻过，哪怕那是针对我自己的斗争。在那些我所期望或愿望的事物中，从来没有一种是因为真正有价值而使我为之奋斗的。人们发现我要么默默承受，要么刀枪不入。那些事物把我外在的和内在的生活全都结合在了一起，关乎我的整个存在。所以，这从来不是一个为它们斗争的问题——如果是的话，我宁愿让这首小诗来引导我：“这世界不会给你所有的一切，你要相信这一点！如果你想拥有整个的人生，你最好趁年轻有力时把它抓紧。”我一直觉得，所有那些最美丽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而不是你自己的劳动所得，因为伴随着后者的是“感谢的特权”。毫无疑问，尽管我做出过所有这些表面的斗争，但那正是我之所以是我母亲的女儿而不是她的儿子的原因所在。
我在这里还要表达我对父母的感谢：正是他们坚贞不渝的爱——他们周围充满了这种爱的气氛——使我得以拥有对世界的信任感，它在我的内心里就像一种信仰似的，已经完全开花结果。在我后来的人生中，有一件小事使我明白：爱和信仰这些东西可以多么深地植根于一个人的内心，在我们的心智最为成熟的时候，它会跟最清醒的心智长在一起。有一天早上，我在树林里漫步时，意外地看见了一丛蓝色的龙胆花，我一直想采摘一些给一个朋友治病，但是当时我心里正在努力地想要解决某个问题，所以我最终决定不应该在那一刻打断自己的思路去采摘花朵。后来，在回家的路上，我发现自己手里捧了满满的一束花朵，让我自己都感到万分惊讶。我现在还记得，为了不让自己去采摘花朵，我当时是多么坚定地不让自己的眼睛去看那片林地。我们很容易把这些花出乎意外的出现看作一个奇迹，但我没有这么认为，就像我没有因为自己“迷失”在思想中而笑话自己。相反，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发现自己高兴地出声喊道：“感谢上帝！”
我在国外生活期间，每年都要回一次国，或者至少每一年半回去一次，去探望我母亲。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我们相互道别的情形。不久之后她就去世了。她辞世时，我正在由彼得堡经芬兰乘船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旅途中。由于火车在早上很早就要开行，我们在头天晚上就做了最后的道别。天快要亮的时候，当我尽可能轻地走过大厅时，母亲突然站到了我面前：她赤着脚，穿着长长的睡衣，雪白的头发蓬松着——发卷有点乱，像个孩子似的——她那双湛蓝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它们是那样清澈、那样深邃，有人曾经准确地描述道：如果你心里有什么坏想法，你最好别去看它们。
她看上去好像刚刚被从梦里唤醒似的。
她没有对我说一个词，只是用身子靠着我。她跟我一样重，不过，尽管她保持苗条而直挺的身材，但在她最后的年岁里，她还是缩矮了一些，因而我能一把就抱住她那虚弱的身体和四肢。
也许在这一宁静而温柔的时刻，我们俩感到了相同的感觉、相同的痛苦——心里的痛。“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等待？”这话是母亲一生赠予我的最后的礼物。亲爱的默西卡。
第3章 寻找兄长般的男人注 解
① 亚历山大充满活力和友爱，极富幽默感。在一封谈及她哥哥的一个孩子死去的信件中，莎乐美这样描述了他的幽默：“但我知道并持续感受到，这种发现快乐、摆脱烦恼的能力，不仅仅在于看淡伤痛并轻易摆脱它，更在于一种对于快乐的强烈需求——这根源于对痛苦的深切感受。”这个哥哥于1915年2月20日辞世，这使莎乐美把自己与里尔克在慕尼黑的相聚推迟了数星期。她的第二个哥哥叫罗伯特。第三个哥哥尤金是一位名医，尤其是在宫廷里很有名。他病世于1898年，引起了朋友们的强烈惋惜。莎乐美在其病世后出版的小说《朱塔》（Jutta）中的人物特雷伯尔（Trebor）的身上描绘了尤金的性格。
第4章 流亡途中的乌托邦体验祖国俄罗斯（1）
“你的房子依然颜色鲜艳，
就好像在挨饿时你依然在玩耍。”
父亲一方有法国、德国和波罗的海血统。法国大革命之后，我们家经由德
国来到波罗的海沿岸，先是在斯特拉斯堡定居了许多年。
在我父亲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圣彼得堡，接受军事教育。①那是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时候。在1830年的波兰起义中，我父亲是一名陆军上校，当时他脱颖而出，尼古拉一世在他的法国贵族的头衔上又加了个俄罗斯贵族的头衔。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看过一本关于贵族盾徽的大书，上面有皇帝的声明。先是法国的带有花纹的盾徽，整个是金色的，下面分布着一些横向的线条；俄罗斯的盾徽上有武器和头盔图案，头盔下面是两条金色的斜线。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帝国按照爵位给我母亲做的胸针，样子很像金色的荣誉之剑，它表现的是我父亲的所有荣誉的缩影。
我母亲生于圣彼得堡，她的父亲一方来自德国北方的汉堡，她的母亲一方则来自丹麦。
很难说我们在俄罗斯一开始说的是哪种语言：俄语只在普通人中流行，它很快就让位于法语和德语。我们几乎一直说的是德语，②因为它保留着那把我们跟我母亲的祖国相联系的纽带。我们在德国仍然有亲戚朋友，不仅如此，德国让我们感到某种真正的亲和性——这种亲和性与其说是跟德国的政治有关，还不如说是跟那些说德语的人有关（这和我们在彼得堡认识的德国人不同）。因为我们不把自己看成是来俄罗斯服役的人，而是直接把自己看成了俄罗斯人。我是在军队制服的包围中长大的。我父亲是一位将军。后来，他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国务顾问，随后又成为枢密院的一员，然后是内务部副部长。不过，他一生都坚持到办公室去上班。我早在8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的军官，他叫巴伦·弗雷德里克，长得的确非常英俊。他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副官，后来成了宫廷总管。由于他活得比较长，曾经历过帝制的衰落和革命的兴起。我跟他的私交很有限，不过，曾引起了一个小小的事件：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我迈步走出了父亲的办公大楼，站在楼梯最上面的一级上，这时我感到那个我所爱慕的男人就在我身后。我滑倒了——他像个真正的骑士，迅速跑过来帮我爬起来。他遭遇了跟我相同的命运，突然发现我们面对面是多么亲近。我们俩就在入口处相对而坐，眼睛惊异地盯着对方。他高兴地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