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6-最"危险"的总编辑-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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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得港现在是苏伊士运河河口一块丑陋流脓的烂疮。那儿公墓上散布着成百具还来不及掩埋的尸体，在地中海炎热的阳光直射下，尸体快速膨胀，上面还黑压压地伏着一群群苍蝇。
医院里只能靠蜡烛来照明，病房里挤满了呜咽的伤兵。街道为残垣断瓦所阻塞，也有些地方的排水管道和输水管道破了，街道上一片汪洋。一个不留神，低垂的电线就可能要切掉人的脑袋，威胁着人的生命。
蒙着黑色面纱的妇女一动不动地坐着废墟中，无声地哽咽。男人身上肮脏的睡衣已经只剩条缕，他们和赤足的孩子们一起在废墟中翻捡瓶瓶罐罐。死去的山羊和驴子在街头腐烂，除了那股恶臭以外，人们仿佛看不见它们的存在。死亡、烟雾和排水道里的那种刺鼻的混合味让人无法逃遁，你只觉得它哽在喉头。
即使是在船和飞机将英国军队运抵塞得港之前，英国皇家空军的“毒牙”和“猎人”战斗机在海军炮火的支持下，已经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
黄色灵车：英法联军指挥官之一的休•；查尔斯•；斯托克韦尔中将告诉来自塞浦路斯的通讯记者，只有一百名平民在塞得港被杀。他说话的同时，我们这些在这儿已经待了两天的记者，目送着一辆装满了尸体的黄色可口可乐灵车向一座公墓驶去，那儿总共有三座公墓。有二十七具尸体被卸下。那些足够勇敢能够忍受死尸气味的人，又在鲜亮的紫色九重葛丛下数出了另外一百具等待掩埋的尸体。至少有2000人罹难。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11）
两国联合部队军事指挥官之一的查尔斯•；凯特利将军，向塞浦路斯的记者“证实”，在塞得港没有任何“食品短缺”的问题。我们刚刚目睹了几千名埃及人为了争夺食物而引发了骚乱。他们无视那些坦克上瞄准他们的枪口，也不顾一列列轰隆隆地开过街道满载士兵的卡车，他们洗劫商店，攻击任何手上有一口食物的市民。
白色幽灵：一个上午，我看见一群暴民冲过带刺的铁丝网，奔向市中心露天储存面粉的库房。就像嗡嗡地围着他们转的苍蝇一样，他们成群结队地扑到200磅一包的面粉上去，用匕首把它划开，然后尽可能地多地带走。但是走不上五米远，他们又会遭人攻击。英国的军队紧张地看着这些暴民们，朝天鸣枪警戒。伞兵部队司令官发电报请求坦克支持。但是在坦克到达前，一个会说英语的埃及人就胆怯地靠近他，提供了个更好的点子：“让你的士兵用刺刀将面粉袋划开。那些人就比较容易把面粉装进小容器里了。”市长采纳了这个主意。埃及人都一头扎进了人群，出来时肮脏的篮子和围裙里都装着半满的面粉。那些头发乌黑、发色较暗的男男女女都被面粉粘染成了白色幽灵，他们扫着街道，想挤出最后一小把面粉来。
我亲眼目睹了这样一番情景：一辆小卡车装有成桶散发恶臭的翻车鱼，正在摇摇欲坠地行驶着，这辆小卡车硬是被暴民们强行撕碎，他们急着抓满食物，装满口袋，甚至连满是污垢的土耳其毡帽里都装满了鱼。
在四天的时间里，只有阿拉伯区那些在墙上开两个小眼的商店还敢继续营业。我就看见两百个暴民如何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将其中的一家的货架洗劫一空的场景。
在一份英法联合公报中宣称：“塞得港的民用设施很快就能正常使用了。”两天后，这里还是没有供电供水，街头也看不到警察。在埃及总医院，药品负责人埃利兹戴恩•；霍斯尼医生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道“太可怕了。我必须在手电筒或汽油灯的照明下做手术。我必须在完全无法消毒的条件下工作。我要是能从哪儿弄到桶水，我就赶紧灌上一桶。听听这些哀嚎声吧。我们一开始就只有500只吗啡，几天前就已经一支都不剩了。很多人的腹部和腿部中了弹，但是我们没法给他们做麻醉。”
这位医生已经有72个小时没有离开医院了，但是他说他已经看到了超过500个人相继死去。他带我参观了两个停尸房。其中的一间里，尸体堆得很高，另一间里暂时是空的，可是两个带着面具的工作人员正把地板上的血迹擦去。
拙劣的配线：在乡村，埃及军队的装备（大多数是英国制的）和英国登陆部队的齿轮丢得到处都是，为了和敌军的设备区分开来，在上面写了大大的白色“H”。这儿还有很多苏联制的T…34坦克、迫击炮和枪。我看见一个英国兵一枪崩掉了一台废弃汽车上的锁。车里空无一物，只有四杆苏联的防暴冲锋枪。哥米尔机场周围布满了不过一米深的散兵坑，要是挖得更深的话，就会冒出地下水来。地面四周都布满了手雷，成为了天然的布雷区。
因为塞得港没有任何组织有序的警察，所以当地的治安十分危险。一个年轻人看到了我绿色的通讯记者勋章，就从一群暴民中挤了过来，他向我祈求说：“你能让警察来维持秩序吗？监狱在几个星期前就已经空无一人了，轰炸一开始，那些罪犯就发到了武器。士兵们四窜逃散时，留下了更多的武器。如今在民间，还流散着成千杆枪。我们的家和商店都被抢了。我们都孤立无援。”
每一天街道都因为人而鲜活起来，但他们和其他的阿拉伯暴民不同，他们对欧洲人都难以置信的彬彬有礼与和善。在两天的时间里，我都自由地乘坐着辆吉普车，观察周围的暴动和劫掠。不管我去哪里，这辆吉普都立刻会被人围绕着。在法属北非地区，倘若我敢毫不防备地驾驶的话，肯定会立刻被人干掉。但是这里的阿拉伯人愿意和我交谈。他们会做出可怜的手势，指指自己的嘴，向我祈求食物，或者为了他们的家人索取药物。
我们用了一辆在埃及征用来的雪佛兰车换了三箱法国产应急口粮，但是他们只撑了几个小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的了。
在三周内，隔着西奈沙漠爆发了三场战争，我的新妻子和她的四个孩子现在还在巴黎，我却在地中海附近的某个地方，跟着自己的感觉在做事。
在巴黎生活的五十年代，这儿没有什么真的重要的事，但是你的上司可能也会很喜欢巴黎，他们会每隔一会儿，就会决定顺路拜访你。从那时候到现在，这一直被叫成是“钦差大臣来访”。对于大人物来说，去外国访问时，他们会找些关系和重访旧识，为自己的以后铺路，也能以此向自己的朋友们证明自己实际上真的是大人物。
麦尔肯•；米尔先生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是《新闻周刊》的总编辑，对于那些身价万贯声名显赫的人来说，他只是个小人物。他和妻子弗兰西每年会巡游一次伦敦和巴黎，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弗兰西是个高傲的女人，对她来说，金钱和声望同样重要。在他们到来前的几周时间里，通讯记者的工作几乎完全是为这次“钦差到访”而做准备。访问筹备过程中要是有任何闪失，或甚至是任何疏漏，其后果都可能是致命的。一位老一辈的《新闻周刊》驻欧洲主管就因为一件小事而落马。他为了送米尔一家前往巴黎郊外吉弗－絮尔－伊凯特的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家的豪宅做客，而预定了一辆豪华轿车，但是这辆豪华车太宽敞，而挤不过两排石柱间的车道。天公不作美，刚好赶上大雨滂沱，麦尔肯•；米尔和弗兰西被迫在泥泞里跋涉了好几里路，以至于连向公爵和公爵夫人行个屈膝礼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在这些礼节性的访问里，通讯记者就处于永远都吃力不讨好的尴尬处境中。要是戴高乐将军待在科隆贝双教堂而不愿接见米尔先生的话，那只能怪《新闻周刊》的通讯记者没有影响力，肯定不会是因为戴高乐将军上一次在接见美国的这位商人时，因为他的无趣让将军烦得要死。要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时间安排不开，不能在欧洲联盟军最高司令部里会见米尔先生的话，那只能怨《新闻周刊》的通讯记者缺乏活动能力。当米尔一家坚持要求在我们的公寓或是在里茨大酒店里举行一场鸡尾酒会的话，要是他们的朋友，那些大人物想来喝一杯的话，那就只能解读成为“迫切地想看望米尔一家”。要是没人来的话，我的麻烦可就大了。我一生里最长的四十五分钟，就是有一天的鸡尾酒会开场到第一位客人到来之前的那段时间，当时我、汤尼和米尔一家试图在四个不到九岁的孩子的吵闹声中，“有礼貌”地交谈着，再没有别人在旁边了。最后，门铃响了，进来了的是八十岁了的保罗•；雷诺，陪同他到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德克莫拉里。“啊！总理来了。”米尔张开双臂，满脸放光地说，证实是看他的面子，而不是看克劳德•；德克莫拉里的面子，才使前总理大驾光临。我也有机会熬过了这一年。
有时候，来访的大人物没那么多虚伪的社交需求。海外编辑哈里•；科恩就是个典型例子。他的主要兴趣是在美食和佳酿上，他对两者以及充满异国情调的法国女式贴身内衣都颇有造诣。如果科恩自己没有时间前往内衣商店去进行一次快速购物的话，那我们这些《新闻周刊》的通讯记者就应该挺身而出。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12）
约翰•；邓森是在《新闻周刊》工作了八年的另一位值得大书一笔的编辑，但是他的胃口又与众不同。绝大多数情况下，约翰都希望有人陪同，喜欢美国食物。他并不是对结识新朋友太感兴趣，更别说法国人了。即使是在十分高档的餐厅进午餐，他也会点汉堡或煎鸡蛋。夜里，他会坐在夜吧最阴暗的角落，轻呷着兑了桔汁的白兰地，经常还嘟嘟囔囔些什么，但是有时他也会很好色，声音很响地说着自己看到人床帏间的私事。（不用说，人有七情六欲，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他在床上又能怎么样呢？）
一天夜阑时分，约翰在塞纳河左岸的一家酒吧，视线最后不停地落在一位宽肩高佻，四肢修长的金发美女身上。那位富有吸引力的女士化着浓妆，胸前的乳沟十分明显。一两杯白兰地下肚，他让我去打探一下那位女士姓甚名谁。呵呵，我早就知道了，她就是有名的柯西娜丽。
而且她是个男的。
我向约翰解释柯西娜丽是什么人，约翰说，“她才不可能呢，看看她的乳房。”那些乳房真是让人浮想联翩，但是报纸上已经登满了克里斯丁•；约根森和他突破性的变性手术新闻。我让约翰看一眼她的手，特别是手上的关节，但是约翰一样都不愿意照做。我们请她到我们的桌边来喝一杯。我告诉柯西娜丽，约翰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约翰慢慢开始相信，我是试图保护他免受某些掠食者的伤害，而他却一直拒绝接受这一切。我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才说服他离开这家酒吧，回到了他宾馆的房间。
要花点时间，你才会适应邓森。他鼻梁上架着一副永远不摘下的墨镜，他在咕哝时，嘴里总要嚼点什么。有一次，在开完会后，一位年轻的女研究员问我的朋友戈登•；曼宁：“我的天啊，他嘴里在嚼什么坚果啊？”戈登说：“我觉得好像是从我嘴里抢过去的。”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四部分《新闻周刊》——我在华盛顿的日子（1）
1957年，在欧洲待了六年多后，一想到要回华盛顿，我就有些战战兢兢。我所熟悉的领域从英吉利海峡一直延伸到撒哈拉沙漠，从亚述尔群岛到土耳其，另外对南斯拉夫和以色列也多少了解一点。倒是我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法国和北非，以及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就算是在这些地方，我的交际圈也只限于《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时代《生活》杂志、《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泰迪•；怀特工作过的新闻机构（包括在线新闻协会、《报道者》杂志和《科里尔》杂志），还有戴维•；斯切布隆供职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欧洲只有8名正式记者的机构里，我颇有“金鳞岂是池中物”的感觉。可回到欧洲以后，现在我又觉得自己只是沧海一粟了，华盛顿有点名头的通讯记者就多达1352名，而且我还没有什么国内采访新闻的经验。
我提心吊胆。为了遵守汤尼离婚协议里的规定，汤尼的四个孩子只能在法国再待一年，我们必须回到巴黎。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讨讨生活还差不多，能在《新闻周刊》的华盛顿分部里找到份工作，就算是最低级的跑腿活，我都很高兴了。（德博什格拉夫跟我说，我从“欧洲通讯记者”转为“美国通讯记者”是犯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战略错误”。他说，自从这次我降职之后，会很难东山再起。）
《新闻周刊》华盛顿分部主管肯尼思•；加勒•；克劳福德只是听纽约总部的命令，公事公办地降了道旨，说来自法国的布莱得利将要加入华盛顿分部。别说他缺什么样的记者了，就连他缺不缺记者，其实都没考虑过。
但是我后来发现，肯尼思•；加勒•；克劳福德其实是一名慷慨、有趣、宽容和伟大的导师。他实在太棒了。他就像他的前任拉尔夫•；布莱格登一样，克劳福德会花上几个小时指点我华盛顿分部的运转流程，对谁负责。他还会告诉我，谁是重要人物，为什么重要，以及谁真的很重要。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回报他对我的恩情。
至少在一开始时，我的新同事们没那么慷慨。以前并没有我的空闲职位，我的位子是硬“创造”出来的。身为“满场飞”，关于外交新闻、国会新闻和经济新闻的边边角角的采访我都会去做。也就是说像专访国务院的记者泰迪•；温铎，采访国会的山姆•；谢弗，以及报道经济问题的巴特•；罗文，要是他们这些资深记者不愿接的任务，最后都会交到我手里。新闻记者们在自己的领域内建立权威时，可不是向丛林里的动物那样，在自己的地盘上撒泡尿那么简单。一开始温铎要是让我做报道的话，绝大多数报道的话题都是和中美洲、拉丁美洲、菲律宾、摩洛哥、印度尼西亚和南极有关的。我一开始还觉得从这些领域没什么了不起，我正好可以学学怎么熟悉这些领域。但是当温铎去度假，我要一个人负责国务院的新闻时，我开始意识到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当我打电话给在巴黎时认识的波伦时，他跟我说的头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温铎让我在他度假时，一句话都别跟你说啊？”
山姆•；谢弗也好不到哪去。他完全掌握国会的动向，大事都发生在那里。我本来总可以接手点新闻吧，比如获得一些除了众议院议长以外的其他情况吧，可是在他那也得不到什么消息。议长每天中午都会在自己办公室举行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介绍当天的政治议程和行动要点。要是每天不参加这些记者招待会的话，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要想采访众议院就太不方便了。但是，看来我就得这么做。和记者巴特•；罗文在一起，情况也没什么两样。因为在哈佛时，我的经济课就从来没有拿过A，都是拿个C，坐上“末班车”过关了事，他觉得我这个外行对他的威胁就小得多了。即便如此，他还是把财政部、美联储、总统经济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