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6-最"危险"的总编辑-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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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邮报》最初半年里，有一次，普利策奖获得者、邮报驻白宫记者埃迪•；弗利亚德（我叫他“弗利亚德先生”）问我愿不愿意作为他的客人，造访白宫，最好是在星期六。我在那天早上赴邀，心里又兴奋又紧张。我从没进过白宫，也从没近距离地见过总统。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总统，但只是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他一眼。1944年10月的波士顿后湾区寒冷有雾，天气很不好。当时我正在休假，在塞班岛经历了近海岸战斗之后，菲利普号驱逐舰有一定程度的损坏，正在奥克兰接受检修。总统先生恰好在波士顿进行他第四个任期的竞选活动。当时他坐在轮椅里，从卧铺车厢里被人抬到月台上。我还记得，当时自己看到他残疾状况如此严重时，心里感到非常震惊。像大部分美国人一样，我从没见过他在轮椅中的样子。他的上半身不雅观地斜向一侧。虽然距离太远，看得并不真切，但还是能看出他脸色发灰。5个多月以后，他便辞世了。
在白宫里，弗利亚德先生和我慢慢走过办公区的一个个房间。从每个人匆忙的脚步中可以明显看出，这里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很明显，总统要接见由法国参议院议长加斯顿•；蒙维尔率领的法国政府高官代表团。问题是没人能找到翻译。突然，我听见弗利亚德告诉一个人说：“这位年轻的布莱得利先生会讲法语。”于是那人问我是否可以做杜鲁门总统的翻译。能，但更为确定的是，我肯定会做的。一不做，二不休，我想法国的政治家可能也会说点英语。确定杜鲁门总统身边没有人懂法语，我就有了信心。我做到了，值得庆幸的是，不到15分钟会谈就结束了，我们就出来了。
事实上我的确很幸运，在正确的地点，在正确的时间内，完成了正确的任务。幸运女神一直在陪伴着我。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二部分《华盛顿邮报》的第一程（4）
1949年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幸运女神再次垂青于我。走出贝辛餐厅，我抬头看第14大街的威拉德饭店，发现一名士兵爬过9层的围栏，双手在背后抓着栏杆，慢慢准备从三十多米高的地方跳下。下面是第14大街与宾西法尼亚大道的交汇处的繁华地段，往西走两个街区就是白宫，往东走半个街区就是华盛顿邮政大楼了。容不得多想，我赶紧跨过铁栏，跑过第14大街，冲进饭店。幸运女神一直眷顾着我。电梯停下的时候，我看见走廊的尽头开着一扇窗。连我自己都难以相信，我爬到楼体与护栏之间的壁架上，向西一步一步地向这个打算轻身的士兵爬了30多米，这个士兵是伯灵空军基地19岁的一等兵保罗•；J•；麦克多夫。我这一次身上带着纸和铅笔。靠近他的时候，转角的窗户内传来一个声音，小心翼翼地在跟他对话。我看见警察在他楼上一层，正准备用绳子套住他。我没学过速记，但这一次却用每一片纸记下了富有戏剧性的整个谈话。
“麦克多夫，咱们谈谈吧，有好多可谈的……和我聊两分钟吧。就这样……先别跳。你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呢……孩子，别跳……这里多高啊……你母亲现在该有多担心啊。我没有妈妈了，要是她还在，世上任何事都不能让我伤害她。”这是警官L•；A•；华莱士的声音。
突然，另一个蹲伏在栏杆下的警察突然跳了出来，右臂搂住麦克多夫，把他扭过护栏，按倒在安全的地方。9层楼下的人群发出阵阵欢呼。
我从两脚宽的壁架爬回窗口，知道自己挖到了条大新闻，根本都无法停不下来想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有多傻。我可能会摔下去，或给警察引来他们根本不想处理的新麻烦，要是警察选取了我这条道从背后靠近麦克多夫的话，就会发现我夹在了他们和目标之间，影响了救援工作。好在他们没有，窗户还开着。我有了可以上头版的新闻。休伊•；米勒是《华盛顿邮报》富有传奇色彩的图片总编，说他富有“传奇色彩”，是因为他很吝啬，每次只给摄影师几张35毫米的胶片，而不是一整卷胶卷。这一次，他仅仅花了一张胶片，从邮政大楼顶上抓拍了一个快照，却要占到头版三十五厘米左右长、四栏宽的一大块版面。只有我才能分辨出护栏后蹲着的那个身影。
1949年6月，我和杰克•；伦敦（与著名小说家同名）共同报道了安纳克斯蒂亚的种族暴乱事件。在那段时间里，杰克•；伦敦白天去法学院上课，晚上给《华盛顿邮报》干活。尽管我和杰克•；伦敦不愿意，但是当时《华盛顿邮报》还是没有引用“种族暴乱”一词来形容当时的局势，而是称之为“事件”，“混乱”或“示威”。冲突的起因是由于争论谁可以在公共泳池游泳这个问题而引起的。哥伦比亚区的6个泳池都是归联邦政府内政部管理的，3个只对白人开放，3个只对黑人开放（包括安纳克斯蒂亚的那个泳池）。这是我首次接触真正的种族隔离。在华盛顿，无论种族是否与内容密切相关，《华盛顿星报》和《华盛顿新闻报》仍然使用“有色人种”这个词来形容黑人。而《华盛顿邮报》的规定是：若非出于新闻可懂性的需要，不得描述一个人的种族。必要时，我们会用“黑人”一词，当时还没有创造出“非洲裔美国人”这个词来，否则我们也会选用后者。
一群年轻的、来自费城和纽约的亨利•；华莱士左翼激进派的支持者认为，消除华盛顿泳池的隔离是这个夏季值得炒作的热点。因此，在6月份的最后两周，尽管天气炎热难耐，但是他们和住在拖车上的黑人男孩的身影一同出现。有一次，6个黑人男孩得以短暂进入一个白人游泳池，但却被55个白人连嘘带泼地赶了出来。救生员因为害怕引起很大的骚乱难以驾驭，所以都请假离开了。人群越聚越多，大家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各家报纸对此事都感到极度恐慌，害怕一旦说出真相就会立即引发暴乱，而且还会让报社的荣誉和名声受损。
直到20世纪，华盛顿还存在种族隔离的状况。餐馆拒绝为黑人服务是合法的，通常餐馆也会这么做。即使在罗斯•；威金斯和本•；吉尔伯特这样颇具争议的先锋的领导下，《华盛顿邮报》也极少关注黑人社区的状况，更别提其他媒体了，有关黑人的事件往往也不会予以报道。记得我刚工作不久时，听到警方电台在描述一桩犯罪案件，我就问晚间新闻主编用不用跟进报道。他回答说：“不用，那是黑人的事。”一位获奖的摄影师曾经展示了这样一张照片：一个在他身后的黑人，刚刚冲向电车自杀，背景就是市政厅大楼的屋顶。报社对这名在光天化日之下，死于繁华的宾西法尼亚大道上的黑人没做任何报道。
6月28日下午3点，警方电台广播说在安纳克斯蒂亚发生了暴乱，我和杰克•；伦敦飞速赶往现场进行报道。接下来的6小时中，我们目睹了黑人和白人在泳池附近进行的激战。数量不断增加的警察却在几片人群的空当处巡视。双方都带上了自制的棍棒，有些上面还有突起的钉子。一波一波的白人不时冲出人群，去追赶那些支持消除泳池隔离制度的白人，或者围攻黑人；黑人则对可以找到的离群的白人紧追不舍。总计有400人参与了这次暴乱，黑人白人各占一半。至少20名警察在暴乱人群之中努力劝阻，还有更多的警察做好了准备随时听后调遣。
杰克•；伦敦和我跑到每一群人当中去，向战地记者那样与暴乱零距离地接触。我们每半小时给报社的本地新闻主编和改写编辑们打一次电话，汇报情况。夜幕降临时，人群才渐渐散开，我们回到办公室，知道得到了第一手的新闻，而且内容还非常翔实。在计程车上，我们想世上的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止我们为报业工作，因为我们的文章至少能成为晨版的焦点。
晨版一印好，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抓起一份阅读。令人简直难以置信的是，种族暴乱的新闻竟然不在头版上！整个头版一点都没有提及。当时以本地和都市新闻为主的第二版首页也没提此事。居然一个字都没有，我们愤愤不平地嚷道。更糟糕的是，我们终于在第二版的城市新闻版块里面找到了。那条新闻根本不是我们报道的种族骚乱，标题是这样写的：
“政府服务公司（受内政部监管）将全面负责经营麦金利泳池，社区管委会做出让步。”
文章在第8段才第一次提到安纳克斯蒂亚：“在早间游泳时段，安纳克斯蒂亚泳池一切正常……”到了第9、10和11段中，才出现了“混战”，“吵闹”，“激战”等字眼。在文章最后，下午和晚上的激战只用“事件”二字一带而过。
大约43年后，本•；吉尔伯特受发行人唐•；格雷厄姆的委托，写了一篇名为“解开秘密之城的面纱……《华盛顿邮报》与种族革命”的报告，其中提到了这次暴乱，以下是他报告中的一段话：
约翰•；莱斯灵在家打电话给笔者（也就是城市新闻版主编吉尔伯特），简要地陈述了一下事态，建议第二天报道此事。他也转述了布莱得利和杰克•；伦敦的抱怨，说他们正在本地新闻编辑室里祈祷。
我们确实是这样的，心中对标榜自由的《华盛顿邮报》不敢说出事实真相而气愤不已。那些主编们怎么也成了政治团体的一部分？我们不敢谈及种族，除非我们写一些黑人中有成就者的故事，或是关于白人顽固分子无关痛痒的故事。杰克•；伦敦以后会成为律师，不用担心在报社的发展。而我来《华盛顿邮报》才刚7个月，除此之外没地方可去。但我们情绪都很激动，想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
突然，我觉得有人拍了我肩膀一下，转过身一看，发行人菲尔•；格雷厄姆穿着礼服站在我身旁。“好了，伙计，”他说，“跟我来吧。”他把我带到《华盛顿邮报》老办公楼的五层，他的办公室在那。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全面负责管理城市泳池事务，人称“卡普”的联邦政府内政部部长朱利叶斯•；克拉格，他的副部长奥斯卡•；查普曼，代表白宫的杜鲁门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克里弗德全都在座。我记得他们当时全都穿着礼服。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二部分《华盛顿邮报》的第一程（5）
格雷厄姆让我跟这些掌管华盛顿的大人物们讲讲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起初，我很紧张，说着说着，自己反倒逐渐平静下来了。讲完后，他们说了句“非常感谢”，就让我离开了。第二版的报道没作改动，但第二天，它挪到了头版，标题变成了：
“安纳克斯蒂亚泳池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报道内包括受伤和被捕人员的名单，警员数量（100）以及事件参与人数（450），事件的定性还是“混乱”。
不久后，我知道了那天在格雷厄姆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我们的发行人对那些要人下了猛药：要这些大人物保证立即关闭安纳克斯蒂亚泳池，保证第二年在无种族隔离措施的基础上，重新开放全部6个泳池。否则，第二天，布莱得利的报道就会上头版。尽管这意味着在一座没太多空调设备的城市里，在一年中最炎热的两个月中，泳池将要关闭，但是，克拉格和他随行的官员们还是当场同意了格雷厄姆的这一建议。
时至今日，还没有第二个发行人有气魄达成这样的协定。首先，黑人不会支持。白人不让黑人参与决策，而制定涉及黑人利益的政策的日子早已过去，也永远不会再来了。第二，这个靠保密达成的协定不可能永远成为秘密。记者会说出真相，揭发者也会把事情捅出来，新闻界会公开所有的细节。《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将会大肆渲染，编辑部会深感愤怒，刚刚萌芽的美国人心头的民主热情也将再次喷发。
但是没有那个协定世界就能更好吗？不会的。在那年夏天或第二年肯定还会有类似的种族暴乱发生。而此后的19年里都没有发生此类事件。直到1968年，马丁•；路德•；金遭暗杀才引发了新一轮的暴乱。
我发自内心地支持将一切问题置于阳光下，反对闭门密谈，支持毫不保留的倾谈，反对云山雾罩。我相信真相能让人们获得自由。但是，格雷厄姆的秘密协定使我对这些固有的想法愈发感到不确定。公众立刻了解到事情的全部真相，就真的一定是件好事吗？
暴乱结束后，我转而开始长期关注不正常的人群，他们带来了不错的故事。这一个个小阴影反映了那个时代美国所出现的大问题……比如参议员乔•；麦卡锡，那个时候正在高举他那臭名昭著的反赤大旗，丝毫不在意欧洲重建和朝鲜战争。但当时有一段时间里，我心头成为另一个沃尔特•；李普曼的梦想在巨大的欢乐中渐渐消退，这样的快乐来源就是好的故事体裁。
1950年11月的一天，当我坐车经过白宫时，两名波多黎各极端主义分子奥斯卡•；克拉佐和他的同伙格里斯里奥•；托里索拉忽然朝布莱尔寓所开枪。在白宫修缮期间，杜鲁门总统及其家人正在那里暂时居住。于是我就成了第一个在现场报道此次疯狂暗杀行动的记者。在阳光下，我趴在地上，匍匐爬过宾西法尼亚大道东侧，我左边还有白宫警员莱斯里•；科菲尔特。在我面前离布莱尔寓所不远的地方，格里斯里奥•；托里索拉的尸体就躺在那里。我亲眼所见的故事上了头版。
还有其他一些人。比如说，41岁的鲁本•；雷文斯是军队心理战“专家”，他的兼职是个性学专家。他曾受到审讯，理由是攻击一位48岁的迷人女士和自己在退役军人署工作的丈夫性生活不和谐。政府认为，雷文斯的“治疗方法”是一种人生攻击：他抓住那位女士的头，强迫她在丈夫面前与他发生性关系。（请编辑注意这段文字）我不知道在家庭新闻版该如何报道这起事件，所以，每天晚上从法庭回来后，我得写两个故事。一份是为《华盛顿邮报》写的，另一份是为菲尔•；格雷厄姆牵头的、此类新闻的爱好者们写的。格莱厄姆会在回家前，来到城市新闻编辑室，阅读了解雷文斯事件的最新进展。
还有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年轻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带妻子和孩子去野餐。他在妻子蹲下解手时，用斧子把她砍成了两半，之后还把孩子给活埋了。我完全不知道能用哪种理论来解释这种行为。我给一位名叫朱利叶斯•；夏伯的精神病学家打了电话，希望能从他那得到些启示。我想朱利叶斯对这些奇怪罪犯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我和琼的兴趣。但是他告诉我要争取进入这个人的住所。我和他母亲谈了谈，他母亲允许我进入他们家，并带我去了楼上他的卧室。卧室就像他本人一样奇怪：一切都被罩在差不多半公分厚的尘土之下，他不让母亲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