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冤案-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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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了！不要念了！”刘少奇的脸色涨得通红，激动地说：“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向我们整个共产党宣战，告诉他们，绝对不允许这样干！对跟着他们跑的多数青少年，是争取教育的问题，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呀！”
“好，我们反击！”工作组的人一起说。
王光美用高倍望远镜把1．5公里之外的批斗蒯大富会场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有两三个人骑着自行车来回给她住的楼上传递纸是，而她则通过电话不住地给叶林下达指示。会场上的师生不断地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
她望见有几位学生和教师朝着那位留平头、戴眼镜的小伙子吐唾沫、扔石头。她想，那小伙子肯定就是蒯大富。她记得她刚到清华大学，蒯大富所在的那个班就要开什么会，她很想见识见识这位反工作组的骨干，让工作组通知他们她将要去参加他们的会。由于临时有事。她没有如约赴会，便招来学生们的愤怒。第二天，蒯大富为首的一些人便贴出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公开质问：“王光美为什么出尔反尔？莫非要捉弄人一大学生？”
“简直狂妄到了极点！”王光美气愤地说。
“我想我们不能听凭蒯大富胡闹，”叶林说，“我们要采取斗争措施。”
“对，少奇同志指示我们：要对蒯大富当活靶子打，只有把他批倒了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那就斗到底吧！”王光美索性公开了刘少奇的底牌。
现在，蒯大富果然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她心里顿时产生出一种说不出的舒心解气。她知道，现在反工作组已经成了一股浪潮，不刹住这股风后果不堪设想。按照刘少奇的布置，她要像在桃园搞四清一样，也在清华大学总结一套搞文化革命的经验，以便将来推广全国，指导整个运动。
无论是她还是刘少奇，都绝对有这个权力！
事情也真到了令刘少奇难堪的地步。6月20日凌晨，地质学院的一名党委常委竟组织一些干部和教师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用最激烈的语言指责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说工作组“起了黑帮分子们起不到的作用，我们强烈要求要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这可不是普通学生，而是干部们都出来指责、攻击工作组，足够引起震动了。
陶鲁笳、何长工亲自出马，指示工作组要“硬着头皮顶住”，并公开到地院发表讲话，批评反工作组的人是“闹事”、“围攻工作组”、是“右派翻天”。
薄一波6月22日致北京地院的公开信发表，他以领导人的身份说：“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它是代表组织工作的。如果院党委有间题，派工作组去行使职权，这就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有人非赶工作组不可，那势必夺工作组之权，亦即夺党的权，那谁来掌权呢、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可以随便给工作组扣什么‘保皇党’之名称……”
公开信还没念完，一些入就公开骂起来：
“放狗屁，薄一波是什么东西，他是不是黑帮还有待考察呢！”
“他和彭真的关系必须追查，我们不听他的，他倒是应该滚回来，听听我们的！”
想到这一切，王光美觉得喉头堵上了一团又酸又涩的东西。那多时不曾有过的酸痛感觉，涨满了她的心胸。哦，一股泪泉也像是马上要通过她的眼眶涌流出来。一刹那间，她觉得所有那些出生入死为革命浴血奋战几十年的老革命遭到如此待遇，真是岂有此理！只觉得他们可怜，越是可怜他们，她就越恨那些右派学生，恨不得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光美同志，有几个学生昏倒了。”
“你别信他们的表面，他们可会装呢。”
“蒯大富的团籍怎么办？”“他还配当共青团员？开除悼！”王光美不容置辩地说，“对右派的任何宽容都会给革命造成极大的损失。”
当然，王光美绝对想不到，她在清华大学的这些活动，早被人一一记录下来，密报给正在上海的江青了。
江青对王光美早就看不惯，在她的眼里，王光美是个卖弄风骚、喜欢打扮，总在各种政治场合下出头露面，到处插手作指示、发号令的政治扒手。
这时她再次看到土光美在清华大学蹲点的消息时，不禁想起许多人对她讲过的对王光美在1963年底至1966年春，多次跑到河北省抚宁、新城、定兴等地搞四清时的许多反映：
“王光美二次进桃园时，在贫下中农大会上公开说：‘这次是少奇同志让我来的，少奇同志让我转达一句话，如果有人敢于打击贫下中农，你们可以直接找我们，找少奇同志，他给你们撑腰。’有的工作队员要求贫下中农学习毛主席著作，她就气愤地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强加于人嘛，四清是搞革命哩，不是学习。’王光美在四清时搞大轰大鸣，实行武斗。在她亲自安排的定兴县万人批斗大会上，她鼓动搞体罚，有个支部书记散会后没有到家，在半路上就自杀了。”
“王光美平时大讲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而她自己到群众家里吃饭则自带碗筷，饭前除了碗筷必须用开水消毒外，还要用从北京带来的酒精球擦干。有时筷于没有消毒，她就把筷子插到社员家里的饭盆里消毒，实在损人利己。她下乡带着柬埔寨的枕头，缅甸的香水，印度的防晒膏，美国的指甲刀，日本的收音机、录音机，苏联的照相机，提兜里装着胭脂口红，自己不抽烟，专门还带些进口烟给人，以示显赫。她的劳动完全是摆样子，到井里打水，前护后送，一副贵夫人派头，丑态百出。在定兴检查四清非常紧张，她放下工作不管，今天当一会儿理发员，明天当一会儿售票员，后天当一会儿保育员，纯粹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弄得满城风雨。”
“王光美搞四清，从早到晚都有几个保卫人员左右不离身，二次进桃园时，刘少奇指示河北省委派了一个排的武装警卫去保护她。后来，除了有十几个人跟随她到桃园外，在周围几个村都布置了警卫力量，随传随到。对于王光美这样的人物，搞这样大的举动，解放十几年来，在河北省是从来没有过的。”
江青看着材料，想到人们的这些话，嘴角浮出几丝冷笑：“哼，一个资产阶级分子！”
江青在上海的别墅四周都是翠绿的青山和高墙，北面有个小型的射击场，那是她的警卫人员练习打靶用的，偶尔她也去打几枪，但命中率很不高。她自我解嘲地笑道：“我亲自打仗不行，但指挥作战却很在行，延安打胡宗南的时候，我亲自指挥了好几个战役。”她几乎每天午休后都要在别墅旁边的游泳池里游泳，尽管技术不行，可她也有一套解释：“老娘游泳是为了锻炼身体，又不是供人欣赏，讲究什么好看不好！”
看完材料后，江青一反常态地来到射击场，从身旁的警卫人员手里接过一支专供射击用的全自动步枪，端起来连续几个点射，把前面的靶子打得东倒西歪后她才喘了一口气。
“江青同志今天打的是什么靶？”
“是政治靶，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一听这熟悉的声音，江青才转过身子来回头一看、果然是张春桥来了。张春桥穿一件短袖白衬衣，背头梳得闪闪发光，那副眼镜后的黑白分明的眼睛里充满一种自信的力量。她摘下射击使用的白手套，扔到旁边的桌案上，甩了一句：“要是前面是那个对手就好了，非打他个稀烂不可。”
“你看了北京的那些个简报了吧？”
“全看完了，不看还不生气哪。”
“我看用不着生气，形势是他们促成的。他们亲手镇压了左派，也将培养了他们的掘墓入。”张春桥用高昂的语气说，“事情正在起变化，毛主席会采取行动的！”
七
王力坐在忧心忡仲的康生的办公室里，翻阅着摊在桌上的十几本大字报选，飞快地阅读着。有些内容他只是一目十行地浏览而过。
“你读仔细点，这些内容在社论中是要体现的。”康生说。
“康老，彭真的罪行已经很明显了，除了中央通知里的错误，群众的大字报也没揭出多少过硬的东西，大多是千篇一律地重复，我看从里面是找不出什么名堂的。”
“那么，北京市委机关的材料里呢？”
“里面揭发的东西有些是事实，有些还有待核实，有些则是些捕风捉影的道听途说，我一看就能明辨出来。”
康生沉思了一会儿，从他抽屉里取出几页纸来，递给他：“根据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的内容和我向毛主席汇报后他的指示，我总结了几条。这几条我也和少奇、小平同志谈过，他们都同意。根据中央的决定，你就以此写一篇社论吧，以《红旗》杂志的名义发。”
“要不要点名呢？”
“我想想，”康生郁郁不欢地说，“目前彭真的罪行材料，全是以绝密文件印发的。有的是很尖锐的，关系到我们党内最上层的许多重要机密，捅出去会影响许多人。我看还是不要点名，就以‘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取代吧。”
“好吧，”王力把他写的那几张纸收起来，装进皮包里。“那我就根据这几条写了，这实际上等于以中央的名义给彭真写判决书。”
“不是判决，而是声讨他的檄文。”康生纠正道。
这位老资格的肃反专家好像哪儿不舒服似的，脸色很不好，说话也是粗声粗气，全然没有了前几天的笑脸。唉，身体内部有病，自己就该说嘛，别人怎么能看出来呢？据他说，医生给他检查过，肚子里有块不大不小的肿块，只是目前还不能动手术。他说过几个月他就要求退休。这是去年初说的话，可一年多过去了，他再也不提这码事了。
王力回到他的房内，便闭门谢客，开始写文章。他考虑再三，决定把社论的题目定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
王力站起来走到窗前。他清楚地记得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日日夜夜，不无感慨地叹了口气，也暗暗庆幸自己运气好，没有卷入到漩涡里去。当彭真和北京市委的其他领导步步设防地对抗和消极拖延批判《海瑞罢官》的浪涛时，他一直是一个秘密参与者和得力的参谋。他很清楚，要不是关锋和康生及时地给自己透漏和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也许今天写这篇文章的将是别人而批判的对象中也可能会包含自己。
王力在奋笔疾书着：
“……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贯串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这条黑线的主要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实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非常害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顽固地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正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暴露的。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上海市委发动了对吴晗《海瑞罢言》的批判，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王平权没等丈夫写完，就看到了这篇文章的草稿。她平和地笑了笑，反驳道：“我说王力，你给彭真定的这几条罪状可不准确呀，什么‘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据我所知，彭真对社教、四清最积极不过了，他强调阶级斗争比谁都积极。我听过他的报告，还是有发言权的吧？”
王力从妻子手里夺下他的初稿，苦笑着说：“现在是要批判他呢，又不是给他评功摆好，你替他说什么话？”
“我也不是替他说话，我是想提醒你，批判人时要实事求是，有的就说，没有的不能瞎说。”
“去去去，这可不是我给他定的，是根据中央的决定来写的。”王力从来在老婆跟前是笑脸相迎的，即使王平权说错了，他也是慢声细语地给她解释说明，这回却很不客气了：“就这十大罪状写出去，还不知道能不能获得毛主席的通过呢。告诉你吧，主席对北京批彭上不去非常不满，连少奇同志都挨批了，这不，中央连开两三次常委会研究这件事，我能说啥？”
“那你给彭真定十大罪状，依据又是什么呢？”王平权这个人爱咬死理，她怕王力在风云莫测的政治漩涡中翻船，经常变着法子提醒他，其实也是想摸清实底。
“唉，我干脆向你兜底子吧。”王力不耐烦地说：“今年6月18日，毛主席在上海严厉地批评少奇和小平没有系统地批判彭真的错误，甚至连‘北京是不是想步彭真后尘’这类词汇都用上了。少奇实在没办法啦，才于下旬召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写文章。这次会议把彭真的错误议了一下，派康生坐飞机到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康生把彭真的问题归纳成为十条。汇报中毛主席又插了一些话。康生回京后向常委和书记处分别作了汇报，政治局决定根据十条和主席、常委们的话写一篇《红旗》社论。这下你清楚了吧？”
正说着，康生又来电话了。
王力故意拧开扩音器，使康生的声音非常清晰而响亮，就像在屋子里讲的一样：
“王力同志，我刚才和江青同志通了话，她对文章的起草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你应该清楚，彭真已经成了一个靶子，我们现在批彭真更是为了针对着现在还当权的那样一批人。所以从第四条罪状，即彭真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后面，要写上‘他们对广大的工农兵，广大的党的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实行压制和打击，专横独断，丝毫不讲民主。他们的‘民主’，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民主，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民主，是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民主。他们是一批恶霸，是一批阎罗王。’加上这些，对以后他的罪行，比如为资本主义复辟，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啦，他们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啦，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啦等等，就容易接受了。”
尽管王力住的钓鱼台大楼是一幢用钢筋混凝土和镀铬件构成的现代化建筑物，但整个装饰和布局却是一种更为古色古香的幽雅的色调。壁纸是宁静的咖啡色，室内铺的地毯是深橘黄色。办公桌以及桌子后面的直靠背椅，还有墙上挂着的字画，都显示出这里主人的一种情怀和素质。
如果认为王力是那种人云亦云的应声虫，那就错了！他长得身材适中，眉清目秀，一副春风得意的面孔。这并不奇怪，他自1964年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一直深受常委们的信任，他很清楚政治风向的转变中自己应该干些什么。所以，等康生说完话后，他开了腔：
“康老，我觉得应在彭真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以及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上，多费些笔墨予以揭露。这些东西最隐蔽，也最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痛恨。”
“好，你的意见很好。怪不得伯达竭力保荐你。我可以正式告诉你，你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员了。尽管目前文革小组既无机构，也无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