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冤案-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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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你这种态度极其有害，你知道吗？北京和中南地区已经有你的大字报了。”
陶铸哈哈笑道：“大字报可以贴到大街上去，如果美国人愿意看，还可以贴到美国去嘛！还可以贴到华盛顿去，我觉得没多大意思，有一次我在文艺系统传达中央会议精神，进来一批红卫兵，把我当成肖望东。抢了我的话筒，夺了我的讲稿，拿了我的眼镜，我表现很顽强，毫不屈服。我说：我很高兴，如果我是赫鲁晓夫，就会被搞下台。你们这批红卫兵真行，杀！杀！不过，我对他们说，我陶铸是一贯革命的，说我陶铸不革命就要和他们辩论。我相信，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你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应该尊重一下小组内大多数人的意见。”
说到这里，陶铸激动了：“是我不尊重还是个别人不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王任重同志有多大问题，为什么你们能够背着他和中央常委支持反对他的群众组织？要知道他还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呢，还有刘志坚，你们都不去听听人家的意见，我这个顾问更是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对此，我只能提出抗议。”
陈伯达叹了口气：“既然你听不进去，我也只得如此了。”
陶铸不由得拍了一下桌子：“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我不承认，你们有批评的权力，我有不接受批评的权力。”
陈伯达怔了一下，这时他才发觉，自己把这个问题估计得太简单了，竟想通过自己的谈话来减少常委中的反对派，达到集中力量打击刘少奇的目的。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是多么的可笑啊。
后来陈伯达都讲了些什么。陶铸并没在意听。在那间装有百叶窗的客厅里，他漫不经心地坐在沙发里，半闭着眼睛，承受着这位组长的关注。他心里压根儿就没打算介入或参与他们的工作。有什么必要？随他们去摆弄好了。说到底，自己还是政治局常委，排列第四位。不经过中央的正常程序，能把自己怎么样！
直到陈伯达站起来时，他才意识到他要告辞了。陶铸拍拍自己的脑袋，大大咧咧地说：“这几天休息不好，有什么讲的不妥之处，请你不必介意，全当我没说！”
“言为心声嘛。”陈伯达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走出房门，连头都没再回一下。
三十三
陶铸一进会场，就感到气氛不对劲，所何的人都用冰冷的目光看着他，没有通常那种欢迎、热烈的场面，也没有口号和掌声，黑压压的人群中闪烁着近百双仇恨和愤怒的眼睛。他还没坐下来，后面的几位年轻人就哗啦啦地展开一面巨大的标语：首都红卫兵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
陶铸怔了一下，转而微笑了。有位精通相术的人前两天开玩笑地对他说：“过了新年，你的日子就好过了。”他盼望着1966年早点过去，没想到还差两天，1967年元旦就要来到的时刻，又遇到这么个无法回避的难题。他想退出去已经晚了。他很纳闷儿，一位堂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
他知道，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一个手里拿着长镜头照相机的男子，随时准备拍照，而那个人，肯定不是学生。他好像在什么场合下见过他，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陶铸，我们早就要求见你，为什么一直在躲避？”
突然响起一声质问，使陶铸吃了一惊，不由得转过身仔细地打量起领头的那位身穿旧军装、满脸孩子气的学生，想起了他的名字。他叫常虹，是三司勤务组的成员，过去对他很尊重，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狠了。那人的话音刚落，周围的喊声骤起：
“说！不要抖你那副中央首长的臭架子，你为什么害怕见群众？”
“为什么要包庇王任重？”
“你和王任重究竟是什么关系？”
接着，和常虹在一起的一位头头和他咬了一阵耳朵，站在陶铸面前滔滔不绝他讲了一番王任重在湖北和中南地区所犯的罪行，要求陶铸对此表态，人们还要质问，那位头头把手一挥，制止住嘈杂的人群，对陶铸说：“好了，现在由你回答吧！”
这时，陶铸才有了讲话的机会。他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今天是12月30日晚9时半，你们要求我对王任重的问题表态，我可以明确地说，王任重不仅我信任，中央对他也很信任。他的本质和大节是好的，对他贴大字报是可以的，但把他当作敌人看待就错了。我建议，写大字报要集体讨论，进行理论分析，提高水平，不要像现在乱喊乱叫，这种作风很恶劣嘛！”
“你放毒！”常虹跳起来，指着陶铸的鼻子骂道：“你这样露骨地包庇王任重，就是给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你说中央信任他，你代表不了中央，你只代表刘邓！”顿时，其他学生也纷纷站起来朝前拥，七嘴八舌地对着陶铸乱骂乱喊，大声指责。
“我抗议你们这种作法！”陶铸终于火了，把手中的笔记本往桌子上一甩，厉声喝道，“你们这种会议形式对我是不适当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凭什么对我是这种态度，我还没有被撤职，我向你们提出抗议！我本来是好心好意给你们解决问题，而你们说我是黑帮，到中南去调查我的材料，我不怕！我心中无鬼！”
谁知，这些造反团的学生们根本不怕陶铸的抗议，反而火上加油，更激起他们对他的仇视，冲上来就要动手，被站在前面的常虹等学生头头们奋力拦住了。但是，各种污言秽语都朝陶铸骂来，陶铸气得脸色苍白，扭头就要走，被学生们挡住了。
“你必须回答问题！你必须接受我们对你的批判！”
“你不是什么中央首长，你是走资派！”
陶铸双手叉腰，厉声说：“你们有批评的权力，我有不接受批评的权力。你们如果说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不承认！今天，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接见你们的……”
“你不嫌脸红，还有资格代表中央文革，你是中央文革的败类，你和刘少奇、邓小平勾勾搭搭，疯狂反对江青同志，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保皇派！”
“你不要骂人！”陶铸终于冷静下来了，他知道今天他来是上了当，学生们的行动是预谋已久的，只是瞒着自己罢了。他咽了一口唾沫，说话显得很艰难：“同学们，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么，我们好好谈行不行？我说我今天是接见你们，你们认为不是接见，这个会可以不开……”
“那就由不得你了！你先回答一个问题，王任重在中南地区镇压革命造反派，算不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应不应该炮轰？”
“我承认王任重犯了错误，但现在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你不愧是刘邓路线的孝子贤孙！”常虹说，“从你今天的丑恶表演中完全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表面上你打着革命的旗帜，摆出一副极‘左’的姿态，大唱高调；可实质上却对毛泽东思想恨之入骨，对以刘邓为首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爱之极深。你真可谓是极右人物了……”
“我以中央常委的资格抗议你们！”陶铸的嗓子已经嘶哑了，他挥起拳头大声喊道，“这种和我谈话的语言是完全错误的，我本来是很高兴和你们谈的，你们不愿意和我谈，你们找中央文革小组谈，可以找总理谈嘛。”
“你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太自不量力了，今天来不是和你谈，而是我们要批你，要让你知道我们的态度。可以告诉你，你今天的表态我们都已记录在案了！”
陶铸的愤怒再一次爆发了：“你们的记录不准公布，公布必须经我审阅，否则我不承认，我就说你们是造谣！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代表，我不承认，我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
人们轰乱起来，有人抽走了陶铸屁股底下的椅了，把他从主席台前推下来，开始了推搡操和辱骂式的围攻。
几个小时后，中宣部大院便出现了记述这次接见始未的《特号新闻》：紧接着，要求批判陶铸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般地刷满了大院。一位头戴鸭舌帽和佩戴眼镜的中年人飞快地用照相机拍摄着这种场面，有经验的人一眼便可以看出，这次行动完全是有人精心策划好了的。
江青笑的时候，张开大嘴，脑袋后仰，很是开心。她将《特号新闻》递给陈伯达和康生，兴奋得满脸放光：“你看我们的革命小将于得多么漂亮，到底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他们说出了我们要讲的话，应该给‘首都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革命小将记一功。”
张春桥又放到江青面前一份《快报》：“12月31日，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志九十余人，贴出题为《陶铸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较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他的罪状。直到28日，他在中宣部讲话时还胡说：“刘少奇、邓小平还是中央常委，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还想作垂死挣扎。”
“陶铸这个家伙已经完全不可救药了，完全堕落为刘邓的帮凶。”陈伯达恶狠狠地说，“我建议中央文革小组对他采取果断行动。据他的秘书悄悄地揭发：12月28日，‘联动’组织调来二三百名暴徒，二次冲进公安部，强占了8个办公室，大砸大抢，一时间弹弓齐发，石块乱飞，并围攻、殴打、捆绑公安人员，高呼‘高干于弟要掌权！’‘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打倒中央文革’并撕下堵上的毛主席语录，涂上‘刘少奇万岁！誓死保卫刘主席’等口号。又在第二天，第三次冲击了公安部。对此，陶铸得意地说：‘这些红卫兵终于清醒了，谁镇压他们谁就是反动路线。’这说明，陶铸很有可能也是联动的黑后台！”
“查一下，想法子取到证据！”江青对姚文元下令。“你不是说，12月28日三司的红卫兵把薄一波从广州揪回来了吗？让红卫兵突击审讯薄一波这个坏家伙，是谁把他保护到广州去的？”
姚文元说：“已经查清了，是陶铸安排他去的。”
“保皇派！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一点也没有冤枉他！”江青连声说。
“我们在今年的元旦社论里已经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牛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康生讲话的时候，总喜欢摇头晃脑。“我建议，我门今年把陶铸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彻底解决他的问题。刘、邓，毛主席已经下令把他们隔离审查了，陶铸也不能让他漏网。可能，他从首都街头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际语中已经觉察到了什么，但他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我主张，我们中央文革的同志集体见一下揪王任重造反团的小将，给他们一个鼓舞和支持！”
“我同意康老的建议！”江青拍着巴掌响应道，“康老真不愧是我门的智多星，主意出得非常及时，非常高妙，和我心里想得完全一致。我们向小将们学习，来一个万炮猛轰陶铸，让他也从中央滚出去。”
突然，陈伯达提了一句：“要不要报告一下主席？他还是中央常委啊。”
“老夫子怎么突然右倾了？”膀大腰圆的戚本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引得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哄堂大笑。这位春风得意的秀才和姚文元那副言谈谨慎的外表相反，说话冲得很。他并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拍着他的肩膀和他开玩笑：“毛主席一直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嘛。群众起来了你怎么又来个叶公好龙？”
陈伯达脸一红：“我不是右倾，我是怕犯错误。”
关锋说：“江青的话就代表毛主席，江青已经公开表态了你还怕什么？我们坚决听从江青同志的指示。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王力打开笔记本，郑重地说：“我向大家反映一个陶铸的问题，供审查。据群众揭发，淘铸在解放初期担任辽北省委书记和沈阳市委书记期间，多次吹捧叛徒高岗，说‘高岗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是党内有数的人物。’在东北期间，他和高岗、黄克诚的关系极为密切。他看中了许立群，把他任命为地委宣传部长，不久又任辽西省委党报《胜利报》主编。还有，他在1949年初，因私自把中央复林彪同志的电报指示发给干部阅读，违犯保密原则，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他对此大为不满，多次扬言要到中央看自己的档案，说如果档案上写了就要撤销，他的……”
“算了算了，”江青连连摆手，“这些历史问题都要给他算上就该杀头了。我看，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问题端出来就足够给他定性，起码他的政治品质极坏，是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建议文元好好写一篇批判他的文章，揭露一下他的嘴脸。”
姚文元说：“我正翻阅他的那两本书，即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196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嗨，不是我笑话，那简直是土地主要当洋太爷，笑话连篇，充满着全套的修正主义货色，是一些典型的反面教材，我没看完就……”
“我看时间不早了。”陈伯达打断他的话，宣布，“我看我们在1月4日下午5点钟接见武汉专揪王任重代表团的同志，地点放在人大会堂，这样影响大。好不好？”
三十四
康生一见常虹就紧紧地拥抱他。
“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全部出马接见你们，就是为了支持你们。”康生拉着常虹的手，把他介绍给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时，大厅里的气氛非常活跃，出现了一遍又一遍的掌声。
陈伯达首先讲话：“在这里，我代表中央文革愤怒地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他没有资格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
这话使那些小将们激动得不得了，使劲地跳呀，叫呀，好像欢庆胜利的节日。陈伯达竖起手指继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是同他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更加变本加厉。我同他进行过斗争，但是他不但不改，反而对中央文革更加仇视了。”
常虹插话说：“那天，他接见我们时当即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不准录音，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纪要；二是让中南局书记李岚清参加；三是让我们派出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他太盛气凌人了，要不是我们准备绝食，他还不想见我们呢。”
“他怕群众！”江青说，“他陶铸是个鬼，你们揭露他揭得很好。”
陈伯达接着说：“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提供的材料我们都看了，你们揭得很好，给了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向陈伯达同志学习！向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