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冤案-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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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峰没有注意到，就在他郑重其事地作报告时，离他不远的讲台下，坐着一位45岁左右的中年教师，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他的每一句话。她，戴一副深度近视镜，长长的脸盘，剪发头，穿着一件短袖臼衬衣，看上去朴素而庄严，蜡黄的面孔带着微笑。她不是别人，正是那张大字报的牵头人之一聂元梓。
“元梓同志，你听出来了吗？李雪峰完全是在指责左派，企图保护陆平黑帮过关。”她身后一位穿蓝衣服的男子探着身子说。
“把他的讲话记录全些，直接上报中央文革小组。”聂元梓头也不回地下令。
李雪峰继续在台上大发议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我们搞文化革命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北大要组织好，炮火要猛，要打中要害，但要有组织，北大的党要把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乌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这不是束缚大家的手脚，而是为了搞好革命。有些不合时宜的大字报贴了怎么办，有些人说通了，赞成撕，可以撕，不撕你可以贴上新的。大字报我可以贴，你也可以反驳么，明天就可以这样做。”
李雪峰当晚的讲话印成简报送到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案头，受到他的高度赞赏。
“不错，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我对这八个字非常欣赏。文化革命不能偏离这两个轨道，偏离一点就是错！”
刘少奇一拍板，北大的这件事便定案了。
康生并不认为这是事情的终点。他对刘少奇的表态很反感。他知道自己对毛泽东是忠诚的。他下定决心，如果有人在这件事情上企图讹诈他，他将供认不讳并辞职，但决不会就范。基于这些，他草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那张大字报的抄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寄去……
毛泽东把皱巴巴的睡衣披在肩上，拧亮台灯，顺手点燃一支香烟叼在嘴唇上，他端起暖瓶给旁边的玻璃杯倒满开水，再一次看起了那份材料：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一股热血涌上胸膛，使毛泽东的精神为之一振，忍不住叫了一声“好”！手中的烟蒂掉到了地毯上，燃起一股青烟，但很快被他的大脚踩灭了。他自言自语道：“到底还是有孙行者跳出来了！”
他揪了揪睡衣，端正身体，继续读道：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材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毛泽东提起笔来，想在这份抄件上批几句话，但提笔的那只手在空中停了片刻，却迟迟没有落下去。他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改为看康生的那封信。信中反映，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贴出来后，刘少奇、邓小平深夜派人匆匆忙忙去北大给大字报拍照，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内外有别”，使大字报的作者们普遍产生了压力。他还说，对刘少奇、邓小平组织的会议，他很想婉谢，因为他们开会，只邀请为数寥寥的几位知己参加，这种常常被大家谑称为“请吃偏饭”的会议，意味着特殊的光荣，但康生还是想一推二躲。
从去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到了南方巡视，分别在杭州和上海、长沙住了很长时间，精心地布置和指挥了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进而扩大到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最后又揪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些所谓的大“后台”，发动起“文化大革命”。虽然毛泽东不在北京，但北京运动的情况他却了如指掌。他每天花很大的精力全神贯注地阅读各地报上来的材料，以及一些人特地写来的信件。有几个人的信件是很特别的，他嘱告秘书凡是带有“Ｖ”号的信件都要由他亲自启封。他很少给人亲自打电话，但电话打起来他讲话的时间又特别长。常常要一个多小时才能谈完几个问题。
毛泽东此番南巡，完全处于绝密的状态中。除了中央政治局几名常委，还有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少数人，谁也弄不清他的行踪。就是他们，也只是通过固定的专线和他联系，对他的下榻处和出入路线，则是茫然无知。毛泽东谈笑风生地对身旁人员说：“我重上井冈山，也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呢。这次是要打垮修正主义，也是一次大革命嘛。”
毛泽东静静地喝了两杯清凉的茶水，大概认为思考已经成熟了，才让秘书给他要康生的电话。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安排得井井有条、密不透风的指挥艺术，他为自己布置了一个设备齐全的办公室，也许是为了补偿整整20多年战争时期的辛酸苦难；那时候他指挥战争靠的是传令兵和电报，老掉牙的通讯设施。而现在，只要一个电话打过去，就会掀起惊天动地的万里雷霆……
“你是康生同志吗？不错，我是毛泽东。”毛泽东一经决断的事，声音是非常的洪亮。“昨天，也就是5月30日，少奇、恩来、小平给我写信，说‘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人民日报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我当日就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陈伯达的工作组进去了吗？”
“进去了。”康生没料到这么快会接到毛泽东亲自打来的电话，神情显得分外激动。“主席弄错了。主席是前天作的批示，工作组是昨天即5月31日进去的。今天的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社论的影响相当大，已经极大地震撼了盘据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现在形势是很好的，但也有暗流……”
线路上传来了毛泽东的一串笑声，然后他说：“你送来的北京大学聂元梓7同志的大字报我看了，看得很仔细，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看待这张大字报的？”
康生吞吞吐吐地说：“看来在北京的常委们都对大字报有些看法。连总理第二天派他的秘书张彦去北大，都强调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实际上是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喽。”
“我问的是你！”
“我吗？”康生知道再也躲不过去了，才壮着胆子说：“我是支持聂元梓同志的，即使大字报果真有什么缺点，也要支持。”
“这就对喽！”毛泽东大声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左派们写出来了，我看好得很！”
康生惊得目瞪口呆，他没料到毛泽东对这张大字报竟给了如此高的评价，莫不是他的头脑过于激动？他生怕漏掉一个字，赶紧让他身旁的妻子负责记录，然后他又一字一句地重复着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说：“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我们应该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小三大差别。所以，对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决定立即广播。请你通知陈伯达，要在明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要配社论，给左派们以最大的支持。你同意吗？”
康生激动得连声音都变了：“主席，我完全赞成。你的决定实际上是把我也解放了！这不仅是对聂元梓的支持，而且也是对我的支持。主席，您的决定太英明了！”
康生在大众场合板着一副面孔，俨然像个从不会笑的煞神。在毛泽东面前，他却天真得像个孩子，只是他的眼睛里，全然没有了泪影，大概从那瞳仁里冒出的热辣辣的火，仿佛把它的干了吧！
毛泽东放下电话后，才在那份大字报上作了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二
陆平丝毫没有感觉到大祸即将临头。
1958年夏天，他由铁道部副部长的任上调北京大学当校长时，他就对彭真说：“我这算是杀回母校闹革命哟，我是解放前的北大学生，解放后的北大校长，还兼党委书记，真是有趣的很，请党放心，我保证把北大的工作搞好。”
陆平在战争年代失去了一只眼，平时总戴着一副暗色眼镜。他的举止具有关东大汉的粗旷风格，说话带着浓厚的东北口音。这天他接到北京市委的通知，说今晚8点半将要有重要广播，让他组织全校师生认真收听。他当即打听广播的内容，但谁也说“不清楚”。但他却从气氛中感觉到了收听广播的极端重要性。他迅速通知校务会，对今晚收听广播作了周密的组织和认真的布置。
命运和他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
当晚8点半，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那慷慨激昂的声音在鸦雀无声的北京大学校园里回响起来时，整个校园震颤了！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陆平惊得几乎晕了过去。
他的右脚在一堆有点腐烂果皮的地上滑了一下。他正要抓住身旁一个人以稳住身子，但就在要接触那人的一刹那，又猛地缩回了手，倒在地上。尖厉的笑声和电一般的目光使他打了个冷颤，仿佛那是一棵要倒的大树，向他砸来。他觉得自己又一次中了枪弹，从伤口处涌出来的热血，像鲜红的火焰，使他浑身都烫起了泡。
“陆平，你也有今天！”
聂元梓的话，像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每个字都那么尖刻。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蟋蟀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
陆平记不清是怎样跌跌撞撞地跑回办公室的。他觉得天地在旋转，胃里像翻了过来一样的恶心。这篇大字报的公开广播，意味着把他、宋硕、彭佩云都和彭真划到一条线上了。他们很可能要抓他，甚至要遭受空前的磨难，他不知道下一步自己该怎么办。慌乱中，他拨通了给李雪峰的电话。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来我也成了黑帮了吗？”陆平忧郁地问道。
李雪峰听起来也很吃惊，他叹了口气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和你一样，同样被打了一闷棍，这下可苦了我了。”
这么说，广播这张大字报，连堂堂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都蒙在鼓里，这是正常的事情吗？
广播一结束，北京大学真正“爆炸”了。
成千上万的师生纷纷包围了校党委，要和陆平等人“算总帐”。原来井然有序的气氛全变了，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和漫画成批贴出，当初围攻聂元梓的那些人如鸭背浇水，当下，冷语、刺话、杂话都朝他们骂来。有些人更是一不做二不休，冲到陆平等人的家里，跳窗夺门抄开了家，真正起来造反了！
“既然北大党委烂掉了，我们要求中央给我们派工作组，领导我们搞好文化革命！”
这个建议一出口，立刻受到相当多的师生们的响应，他们成群结队地拥向北京市委，拥向中南海……
斑白头，个子瘦高的刘少奇，除了开会，是很少出来串门的。但一连串的电话，搅得他再也在家里呆不住了。他离开自己的院落，到了怀仁堂，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常委碰头，共同研究急剧而下的北京和全国文化革命的形势。
邓小平照例先到。
这位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上是主持中央日常事务的管家。他自然遵守自己的职责，早早就拿上有关文件，来到会议室参与决策。
“主席批转的大字报你看了吗？”刘少奇问。
邓小平说：“看到了。我已让秘书们查一下，看看北大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舅、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这七个人到底怎么样？他们政治上可靠否？主席批转这类东西，是应该给我们通一下气的。否则，总是搞得我们相当被动。”
刘少奇沉思着朝邓小平点点头：“我觉得这七个人的大字报口气都很大，好像代表中央似的。你看：‘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都不应当是普通师生的语言，我也说不出这种盛气凌人的话！”
“都是野心家！”邓小平鄙弃地说。
“可是毛泽东同志既然支持，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刘少奇叹口气，“我们这个党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不容易哪，毛泽东同志是党的主席，我们总不能附有条件地服从吧，应该是无条件、绝对地服从！”说到这里，他注意观察了一下邓小平的表情。
邓小平虎着脸，没有吱声。
这时，周恩来、陈云、朱德都来了。大家谈起外面轰轰烈烈的情形，都有些吃惊。
朱德问：“北大的大字报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说：“可能大家都会感到意外的。刚才陈毅同志到了我那里，问为什么这么大的举动不事先给个通知？我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的，看来我们都不了解详细内情。”
当大家纷纷议论时，陈云始终没作声，他对下一步的安排有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