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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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菡子，是烽火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女作家。1946年她加入华中文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不仅为《抗敌》报、《前锋》报、《淮南日报》、《淮南大众》、《新华日报》写过大量有情节、有人物的通讯报道，还写了一些风格朴实、思想艺术上有一定成就的小说，而当时她的文名也主要表现在她的小说创作上。

　　1984年2月，春节期间，我两次访问菡子，在谈到小说时，她说：“我的小说创作还没有开始……”这话自然是她的谦虚，也是她壮志“未酬”的表达——我知道，她心里酝酿、构思多年的长篇小说，还没有开始创作。

　　菡子是从小说创作转而走上散文写作的。在她走上业余文学创作最初的二十年里，先后写作短篇小说三十余篇，编入《群像》、《纠纷》、《和平博物馆》、《万妞》和《前方》等短篇小说集或小说散文集。

　　两万多字的《纠纷》，是她创作的第一篇成功之作，写于1945年12月淮南黄花塘。这篇小说曾在　1946年半年内出版了两个版本（其中一种由她自己题写书名，封面是她最喜欢搭配的颜色——浅灰和深红，由吕蒙设计；另一种六十四开本，由主管华中新华书店的叶籁士重印），延安、上海的报纸转载过，其他解放区也出过单行本。1948年，这篇佳作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二十六篇，一同编入延安“人民文艺丛书”，并获二等奖。菡子在《小书——〈纠纷〉》（1982年1月25日上海《书讯》第50期）一文中说：

　　　对于《纠纷》的联想是有趣的。　1945年8月10日，在淮南抗

　　日根据地，是我第一个从译电员手里拿到日本投降的消息。……

　　接着我还把朱总司令的命令转领导。……当时还很年轻的我，举

　　着话筒，尽量严肃地传达：“我命令——”……于是一切都变了，

　　不久我就出现在新四军二师进军蚌埠的队伍中。哪知形势急转

　　直下，由于蒋介石的阻挠，我们又退回原地。我到了古城一带。同

　　时听到类似《纠纷》的故事。回到师部，整整下了四天的雨，我围

　　居斗室（一个土炮楼），这大约是我入伍后最闲散的几天，我一口

　　气写完了《纠纷》，作为无事可做的补偿。我的两个好友到我的住

　　处躲雨，我给她们念了半宿。很明显，我接受的是赵树理的影响。

　　这段话，作者向我们透露了《纠纷》成文的经过，这对深入了解她的创作不无好处。

　　《纠纷》写的是楼港小来顺子的大大（爸爸）被土匪吓死后，撇下来顺姊妹四人和妈妈。当家人一死，便像黑了天，生的希望破灭了。寡母幼子，于是请了浑身是力气、精明能干的刘二。刘二是从河南逃荒去的，肯吃苦，脾气好，是“手指头伸在他的嘴里都不敢咬的老实人”，“是天底下难找的有良心的好人”，他在哪一家干活，就把哪一家当作自己家。他担起了来顺家的千斤重担。天长日久，如一家人，来顺妈怀了孕。但一连两胎，生下的孩子都被迫活活卡死。人言可畏！来顺妈总是三魂像丢了二魂，走路低着头，自觉比别人要矮三尺，曾想自寻短见。那时已有抗日民主政府，但还没有“婚姻法”。来顺妈和刘二的事算不算犯法？众说不一。楼港的“人王”楼志清，从爷爷起，在旧政府里是世代连任“老甲长”，十六岁便认土匪头子为师父，坏事做尽，人人怕他。楼志清利用宗教势力和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来破坏来顺妈和刘二的结合。为了达到目的，他耍了种种花招：“告状”、串联、假传圣旨，煽动宗族情绪、“先下手为强”、造谣生事等，但乡干部识破了他的阴谋，给群众做了大量工作，“纠纷”才得以解决。人们喝了他们的团圆酒。最后，福顺老爹的话道出了这篇小说的社会深意：“我们今天吃到刘二和来顺妈的团圆酒，也是吃我们穷人的团圆酒……”这团圆是穷人翻身作主的表现，是人民给自己造的福。

　　《纠纷》所反映的婚姻问题，同“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为争取婚姻自由并不完全相同。比如那时的这类“问题小说”，问题是提出了，但并没有解决，其结局往往是悲剧。鲁迅、郁达夫、庐隐、许地山，以及后来的巴金等许多大作家的笔下，都描写过婚姻恋爱这个重要的社会题材。但那些作品的主人公，虽然多以造反的英雄面目出现，而他们的最终归宿似乎并无二样。在中国作家中，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情况就很不同了，主人公终有一个多少人为之牺牲、追求的美好结局。主人公命运的变化，当然是时代使然，这是文学的飞跃。

　　菡子曾说，1943年“在党校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我下决心只写‘使不识字的能听懂，粗通文字的人没有一个难字’的东西。”那时她在学习群众语言方面下过苦功，《淮南大众》就是她实习的园地。《纠纷》是她用口语写的小说，是民族化、大众化的成功尝试。它同赵对理的《小二黑结婚》一样，以崭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在文坛，反映重大矛盾和斗争，热烈歌颂人民新政权、新事物，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

　　那几年，菡子还以同样朴素通俗的艺术风格发表了表现军民关系、人民以生命支援新四军的《家庭会议》，人民群众团结一心、进行自卫的《转折点上》，歌颂人民英雄神枪手的《七十七枪》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以被列为“展开了农村反封建斗争的惨烈场面”（见周扬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的作品之一的《纠纷》为其代表，是菡子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此间，作者在思想上、艺术上、语言运用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的创作的打下了基础。当然，这些作品也不是无疵可指。小说是以人物形象的刻画为其基本特点的，没有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没有小说。菡子的小说里出现了众多的人物，但不少人物形象不够饱满，描写、刻画还欠集中。但她的起步是坚实的，《纠纷》一篇的价值，就足以预示作者的才华将要开拓的前途。

　　　　　　　　　　　　　　　　　　六

　　远方尚有隆隆的炮响，火光欢呼着为大地洗礼，为新生歌唱。

　　黎明时分，菡子出现在黄浦江畔。被帝国主义反动派苦苦蹂躏的大上海，终于在1949年，乘春风投入人民的怀抱。

　　菡子作为军管会人员，先后在上海纺织系统的三个工厂工作，和二人姊妹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那篇名为《综丝事件》的小说，便是她入城后第一篇反映工业题材的力作。小说通过工厂处理废品，军管会由于官僚主义、粗枝大叶，处分干部不当，与厂方发生矛盾。最后军管会弄清了问题，主动作了检查，深刻认识了“三十年革命就是为了争取民主，不要等我们掌握了政权，自己就不民主起来”的深意，表示以后要直接参加生产管理、学习管理，加强团结，于是提高了共产党在工人心目中的威信。这篇小说写于解放战争刚刚取得胜利，接管城市工作刚刚展开，而我们又对城市管理生疏、不少工人群众、职员正在观望的1950年，因此这篇小说颇具典型性，是一篇现实性很强的好作品。

　　1949年她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翌年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就任华东妇女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　　1951年，作为以冯雪峰为团长的第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赴莫斯科访问，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回国不久，1952年春，菡子便随作家巴金等奔赴冰天雪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坚持了最艰苦的坑道生活，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等几次战役。她在《在朝鲜，我也要做一个诗人》（《和平博物馆·代后记》）一文中写道：

　　　我时常觉得我正生活在一个最理想的环境里——一个崇高

　　而优美的精神世界。这里的人们有最亢奋的热情，最顽强的毅

　　力，最深切的同情赠和责任心；这里充满了青春、友谊和对祖国

　　及人类深厚的感情。在这个世界中，我很自然地和大家融和在一

　　起，整天张着友好的眼睛，乐意答应每一个人的差使，可是我还

　　是做得太少，有时也插不上手，我曾因此而深深地不安。

　　这是她白雪般纯洁无暇的精神境界，向人们昭示无私和崇高，为读者留下闪光的作品。她的作品不是访问记，而是亲临其境的真实感受。她亲眼看见战士们如何用自己的鲜血写下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美好诗篇。她的第一篇战地通讯《在胜利的前沿阵地上》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后，相继发表了写她在坑道见闻的《和平博物馆）。英雄郑小强怎样从岩顶跳进敌人堆里，拉响了手雷以及《从上甘岭来》等十余篇散文、特写和小说，使她成为当时国内十分被人注目的女作家。她的《在观察的位置上》写朝鲜中线战场的大门口——五圣山的观察所，《松树下》写卫生员小李，《激渡》写前方渡口激流中的水上英雄，《亲人》写孤儿张永强对祖国亲人的挚爱和对侵略者仇恨的高尚情怀。在这些作品里，主人翁都是普通而伟大的战士，他们的战斗生活、英雄事迹、美好的心灵，深深地感动、教育着人们。菡子爱那些牺牲的或还健在的“最可爱的人”，并“愿意永远作我们主人翁实际存在的见证人”。黄源说，菡子“在这小规模的场地和普通战士身上。典型地塑造这些英雄人物，不论是郑小强、金卫明，都是具有特征的、真实的、性格生动的英雄人物，通过这些英雄人物反映出我们人民的伟大精神：最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最动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最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前方》序）菡子笔下的战斗描写绘声绘色，恰到好处，并不多用笔墨，对她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写得有血有肉，充满感情，感人至深。

　　1953年，中国正在建设中向前，这时，她向正在为召开全国第二次文代准备大会工作报告的冯雪峰请假，在“写吧，写吧！做一个作家起码要留下三百万字！”的鼓励和“写文章不一定在文艺界，绝不能做脱离人民的文人，更不能在小圈子里混，这将一事无成”的告诫下，她告别首都，兴奋地到安徽农村落户、深入生活，先后担任过两个大型水库的政治部主任、工程队党委书记及水库党委委员。战士的性格使她习惯于集体生活，在青山绿水间，她找到了自己的岗位。1956年，她上调北京，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大型文学杂志《收获》编委。翌年底，她又回到安徽，担任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安徽文学》编委，参加农村工作，在基层蹲点。

　　高山上的劲松，都经过雷电风雨的无情洗礼；一个人，大约只有经过磨难才会使之成熟，坚强有力。1959年9月中旬，菡子以莫须有的“右倾反党”罪，被“车轮战”苦苦斗争了五个昼夜，当时身上即使有一千张嘴，也没有用，现实严峻地考验着她。这时恰逢祖国十周年大庆，菡子回忆说：“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酝酿了两年之久的《万妞》写出来献给国庆。九千字的作品只写了一天，那些表达人民与党与我军至亲至爱的语句，一串串从我内心涌出，我简直来不及把它写在纸上。第二天就完全改好抄好，与我作为一个党员的申述一同交给了组织。”（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菡子自述》）她还说：“写《万妞》，那不是写，而是把我的泪水化作墨汁，一起倾泻在稿纸上。表达感情的语言，犹如涌泉一般喷薄而出，这写的是我的信念，我的忠诚，仿佛一个赤着脚的女孩子，在百折不挠地追赶自己的部队，而党不会也不能舍弃这样一个女儿。”（《我与〈万妞〉》）《万妞》的写作，被视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党进攻”，因此她又遭到围攻，《万妞》也被当作“罪证”和“人质”押在专案组的文件箧里。

　　不久，在寒风凛冽的隆冬时节，她被下放农村。她带着一大箱书在贫穷的茅舍里思考着生活的哲学。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中关于“金蔷薇”的来历及为安徒生设计的爱情故事，曾给她莫大的慰藉和满足，使她在委屈的深渊里看到了光明的彼岸。“我的朋友，要善于为人们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会想象，而不是为了悲哀。”安徒生的话，给她以力量，最终使她懂得：“为了创作，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在乡下，菡子与农民一起在饥饿中挣扎。在中国历史上，艰难的三年，历史学家们可以在厚厚的书页中仅仅一笔带过，但它是一个记忆犹新的真实悲剧。那时，她只在1960年日记本的扉页上写着“欢乐的哲学”五个字，但她没法写出什么欢乐之事，只好还抄录了《孟子》里的一句话：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这是一种“清高”而又无可奈何的人生哲学。她处在逆境之中，爱的是事业，执著的是生活。

　　当时的农村是艰苦的。她在老乡的锅前支过铺，睡觉时还把脚伸在一对水桶上。她学锄地，老大爷手把手教：“起、落、深、浅、拐弯、抹角……”不知她查访过多少村庄，和乡亲讨论战胜死神的途径。生活，最终使她明白了农民无言的美德、沉默的美德，也使她时刻不忘那些创造历史、擎着火把走在前面的人们。

　　她的《万妞》终于在两足岁的时候在《人民文学》上与读者见面了。菡子感慨地说：“她是母亲苦难中的迟产儿，格外值得怜爱，何况她毕竟是足月的十分健康的孩子。”她还说：“我发现比较顺利的创作，都是在我处境困难、思想纯正、接近人民的时候写出来的。”这大概也是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的注脚。菡子的这篇小说一经发表，即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好评，　1961年11月号的英文版《中国文学》还把它介绍到国外，先后被选入多家优秀短篇小说选集之中。

　　《万妞》是根据真实的感人故事写成的。它写的是战争时期，一个“为国为民为穷人”的干部，在江南江北山里山外打仗，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的孩子，受着比亲爹亲娘还亲的养育，深刻表现了人民与党与军队至亲至爱的血肉关系。这篇小说是菡子解放后的代表作之一＿

　　菡子的《妈妈的故事》，也是一篇催人泪下的感人佳作。它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写母亲和三个哥哥被反动派活埋，父亲在大别山红军里打敌人，小姑娘在外奶奶悉心教养下长大成人；而小说的重心是妈妈在死亡面前坚强不屈、与敌人斗争的故事。

　　《万妞》和《妈妈的故事》是艺术品，又是历史教科书。黄源说：“菡子是用深厚的爱，把最深沉的民众对党和军队的感情塑造成典型人物而深刻地反映出来了。”（《前方·序》）读她的这些作品，使我们想起过去，不忘记过去，更珍惜今日的胜利，并坚信美好的未来。

　　菡子解放后的小说创作，思想开掘得更深，结构得更巧，人物形象刻画得更集中，同她的散文一样，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朴素、细腻、抒情。一切文学都是语言的艺术，小说也不例外。《万妞》中有这样的描写：

　　　山村里正月的旋风，像个不请自来的夜客，爱在黑地里敲

　　门，门环儿搭搭地响了一阵，屋子里就都是风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