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4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刚解放时，罗洪尚无具体的写作计划。那时，创造社成员洪为法和小说家马仲殊都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任教，洪邀她去那里任课，她答应了，同时也在徐汇女中教课。1950年，她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夏天，作协上海分会组织土地改革工作队，她利用暑假的机会参加了青浦县的土改，同年冬天，又利用寒假的机会到绍兴参加土改。1952年五反运动开始后，她参加上海文联与各单位抽调的人员混合编成的队伍，到工厂进行工作。接着，又去农村，参加民主改革。
罗洪对一切新事物，总是积极地用自己的行动去拥护。一个作家，像鱼离不开水一样，永远不可离开生活。罗洪不放过学习的机会，经常深入基层，熟悉、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这时她写了不少反映农村和工厂生活的散文和特写，编成《灯塔照耀着我们》（1954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53年，她作为作家协会的代表，参加了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同年开始，先后在《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等文学刊物担任编辑工作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编辑工作期间，她十分认真负责，看稿非常仔细。审读以后，对来稿不论用与不用，总要提出比较具体的意见，尤其对工人业余作者，她花的精力更多，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给他们作详尽的指点。如果来稿有一点可取之处，她就更加热情地鼓励他们，一次又一次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务使作品提高到可以在刊物上发表的水平。后来已在文坛上做出成绩的中青年业余作家，他们的确也没有忘记在自己成长的道路上罗洪所洒下的心血。有位作者写信给她：“我调离上海，已十五六年。想到当年你热情关怀，具体指点，手把手的教导，使我在创作上有所前进，常常感动万分，思念不已……”在编辑工作繁忙的情况下，只要有机会，她总不忘到群众中去。1955年她到安徽省凤阳生活了一段时间。在旧社会，凤阳是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苦地方，解放后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合作社，但跟鱼米之乡的江南相比，农民生活仍然十分艰苦，劳力少的人家，只能以高粱为主食，终年吃不上几餐白面；炒菜时，用一根鸡毛在油罐里蘸一点油，然后在锅上一转，就算用油水了。她住在一家只有母女二人的农民家里，每天帮他们干点杂活，聊聊家常，她们把罗洪当成亲人。朴素的农民，特别是贫困地方的农民，言语不多，但情谊极深。罗洪说：“我临走那天，背上背包走了一里多路，回头一看，那妇女默默地还在后边送我，一直送到车站。这是我毕生都不能忘怀的一个形象！但是，我一直没有把她写进我的作品里，当时，我怕处理得不好，就会让人感到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次短期生活她所写的反映安徽农村生活的短篇和散文辑成一个集子名《咱是一家人》（195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年，上海作协组织参观新安江水库工地，她和巴金、唐tao、柯灵、魏金枝、萧珊等一些作家都参加了。罗洪面对一大片人工湖水，想起抗日战争时曾经路过的建德等城市，都已淹没水底，而那里的居民早被安排在新建的城镇之中，这就使她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人民掌握了政权，才能兴修规模如此巨大的水利工程，改变祖国山河的面貌。这次访问，都写了文章，但她觉得这只是浮光掠影的记录。
罗洪访问过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陈永康，给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种的那大片水田，可以说是艺术品，整齐、干净，富有生命的力量，一派欣欣向荣；他削的田岸，那光洁的模样，竟像手摩的一般……，罗洪写了一篇特写，但总觉得感受没有写完。后来，当她正准备以小说的形式描写陈永康的事迹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在中国的大地上造起反来；于是，罗洪被推进了冰窟，创作热情结了冰。她同许多作家一样，受了磨难。在乌云蔽日的那些年头，她决心一辈子不再动笔，并庆幸自己的子女都爱好自然科学，没有走父母的路，吃文艺这碗饭。她感慨地说：“文艺，这碗饭太难吃了。”
罗洪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解放前后共发表、出版了九个短篇小说或散文、特写集和三部长篇小说，1980年又为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丛书”自选了一本集子，取名《践踏的喜悦》；还有新编短篇小说集《倪胡子》（郑树森编；1982年，台湾远景出版社）、《群像》（“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短篇小说《浮蚁集》，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的旧作选集《逝去的岁月》。罗洪在三四十年代，她的创作生活是一段峥嵘的难忘岁月。解放初，她也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积极深入生活，进行创作，但毕竟少多了。她曾对我说：“由于对工农群众的生活不够熟悉，生活底子薄，致使这时期的作品远不及过去那样灵活、自然，人物形象也不突出。除了‘生活’这个主要问题外，也深受当时文艺理论所提出的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和束缚。”文学刊物编辑部，好像文艺界的神经中枢，在那里工作的编辑，嗅觉也变得特别灵敏，姚文元手里那根根子打人的故事，她知道很得多。这些使罗洪和许多作家都感到一种威胁，使得那支进行创作的笔，彷徨、停顿下来
罗洪专写社会小说，这在过去的女作家中颇不多见，创作上，其成绩是可观的。但这位从三十年代起就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却曾长期受到冷落。
罗洪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她的小说，有壮烈的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有对丑恶势力的鞭挞，有对光明的追求，也有对解放后新人新事的歌颂。赵景深说：“罗洪的小说，似乎由拘谨到洒脱，由工笔到写意，由堆砌到白描。”一般说来，一个作家的成长总要经过幼稚时期，罗洪也不例外。曾经为她出书当过编辑的赵家壁说，罗洪与三十年代的那些女作家很有不同，“她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更不写工人、农民和士兵；她用这样的大手笔，以艺术形象，集中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附近一个古老城市的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生活画卷。”（《写我故乡的一部长篇创作——罗洪旧作《春王正月》）他说的是罗洪的《春王正月》，但又可以说是对她作品的整体评论。台湾郑树森在《读罗洪小说札记》中说：“……她的短篇，虽然也有好些平庸之作，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成绩的，和三十年代一些作品相比，罗洪比较成功的短篇，在经验剪裁上是要算干净的，作者并不罗嗦，也相当有控制。在题材和人物上，罗洪算得上是广阔和多样的。文字方面，罗洪不时都能避开滥情和‘新文艺院’的毛病，相当朴素简洁。……此外，和新文学时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罗洪的作品是能够突破所谓‘闺秀派’‘委婉纤柔’的作风，题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个人情绪等‘茶杯里风波’。这应该是她比较特出的地方。”这些论点，笔者亦有同感。
罗洪善写小说，尤其善写对话。她自己说她最感到困难的就是人物对话，很难写得精彩：“在什么时候应该插入对话，对话的分量，以及怎样使对话有力，都是很需要斟酌的事。”（《创作回顾》，1940年6月《宇宙风》百期纪念号）她的小说写得心平气和，少有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氛围，但也不乏其感人的力量。罗洪的小说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多工笔、善白描，文笔流利、洒脱，一直延续到现在。但她的创作风格，是在民族的灾难中形成的。她的那些描摹世态人情的小说，如《践踏的喜悦》、《王伯炎与李四爷》及《友谊》等，都是成功之作，对人物的灵魂挖掘得既深又细。在写作中，罗洪十分注意文艺的特点，她说：“文艺不是正面的宣传和抨击，所以我要写得轻松一点，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是含着泪的微笑。但文艺有它本身的作用和价值，轻松决不会削弱它的力量。”（《鬼影·序》）其实，解放前罗洪的那些作品，似乎没有多少“轻松”的地方，读者从中看到的是动荡的社会、垂危的祖国，其忧虑之情，不得不同作者一起，含着泪水，凝视社会、人生和前途
“文化大革命”中，罗洪被迫退休。粉碎“四人帮”后，她也没有马上把早已束之高阁的笔取下来，心情是犹豫的。1977年到北京，看到那么多的文艺杂志如春天的百花竞相开放，她那颗“死”了的心，又跳动了。回去后，她检阅了自己的不少旧作，也陆续写了一些散文，又到她过去生活过的基地——上海青浦县农村去了。1980年6月30日她给我来信说：“这次到香花公社来，使我有一种无法名状的喜悦和激动。过去，我到农村生活过几次，只有土改感到农村起了变化，合作比中，总觉得变化不大，可爱的人物不多，所以没有写出什么东西。这次，农村真是起了或正在起着深刻的变化，我必须写出点像样的东西。今后，也一定会经常到这里来。”
八十年代以来，罗洪那支似乎已经抽涩了的笔，又滋润流利起来，在《福建文艺》、《上海文学》、《文汇报·笔会》、《人民日报·大地》、《女作家》等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写出了反映上海“孤岛”时期生活的中篇小说《夜深沉》（1981年《长江》文学丛刊第4期）。及当代爱情悲剧的《没有写完的生活答卷》（1986年《清明》第4期）。从1988年始，直到1993年，她一直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创作杂忆》，这些关于她创作历程和作品的回忆文章，是对她进行研究的宝贵资料。她的作品选后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年“小说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38—1947年“短篇小说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三编小说第3集及《20世纪中国女文学文库》“新女性的地平线’等重要选集之中。
太阳从东升到西落，每日都给人类留下光和热，泽被大地万物。罗洪“凭着一种对人类社会广博的爱，以及深厚的热诚”，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新文学留下了自己的无限赤诚。她曾说：“天下每一条成功的路，都崎岖不平，每一件成功的事，都无可幸致，各种艺术品的创制，都漫无止境；这里是累着不断的努力，一种默默的坚毅的努力。”这种努力和真诚，她已经持续了六十多年……
1994年11月19日修订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萧红
萧红
肖凤
“没有风格的作家——等于没有命中的箭。”
——（俄）维亚席姆朗斯基
一
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却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
她本名张辶西莹，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幼年丧母，父亲张廷举是一个冷酷的官僚，只有祖父张维祯给她疼爱和温暖，并成了她的第一位启蒙教师。1920年，在祖父的支持下，得以进入本县南关小学读书。1925年，又进入本县第一女子高小读书。这一年，她参加了本校支持“五卅”受难工人的募捐义演，在一出名叫《傲霜枝》的话剧中，饰演一个抗拒包办婚姻的姑娘。1927年，离开故乡呼兰县，进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在此期间，对美术和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28年11月，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修建吉敦铁路的示威游行。1930年，祖父去世，在家中失去了唯一的保护人，父亲即在继母的调唆之下，为萧红订下了一门亲事，并与第一女中的校长串通一气，取消了萧红在第一女中的学籍，被迫返回家里。
1930年，为了抗拒包办的婚姻及家族的迫害，毅然离家出走，先从呼兰县逃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逃至北京，开始过飘泊流浪的生活。1931年，家中为她包办的那个未婚夫追至北京，在此人的诱骗。下，萧红与他同居，并于1932年回到哈尔滨，住在道外正阳十六道待的东兴顺旅馆里。欠下了六百多元的食宿费之后，那个人借口回家取钱，从此一去不返，把即将临盆的萧红遗弃在旅馆里。旅馆老板为了挽回经济上的损失，准备把萧红卖到附近的妓院里去。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得到了萧军、舒群等人的帮助。在松花江发大水的一片混乱中，萧军将萧红接出东兴顺旅馆，送往市立第一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孩。由于萧红产后病重，经济困难，萧军遂将女孩送给了他人。萧红逃出这家旅馆后，与萧军同居，先住在道里十一道街一座白俄开设的欧罗巴旅馆里，继而迁至道里商市街二十五号大院的一间小房内，开始了贫穷但是相依为命的生活。
1933年，在东北进步作家的带动和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陆续在《大同报》的“大同俱乐部”及“夜哨”副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和诗，如短篇小说《弃儿》，《两个青蛙》、《小黑狗》、《哑人》、《夜风》、《叶子》，散文《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诗《八月天》等。从创作技巧方面看，由于萧红还是一位十分年轻的初学写作者，这些作品在性格的塑造上，在情节的安排上，都流露出了作者在艺术上非常幼稚的地方，但是，从作家着眼的题材上，却可看出她的创态度是十分严肃的，由于接受的是左翼作家的影响，她一开始创作涯，就把目光投向了广大被奴役、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在《王阿嫂的死》里，她写了一对雇农夫妻的遭遇。在《看风筝》里，她又写了一个穷苦老雇工的遭遇。她深深地同情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她也兴奋地看到了他们的觉醒和斗争。在《夜风》里，她就写了牧童长青和他的妈妈，被地主逼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参加暴动的故事。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初学写作的女作家，在这些作品里表现出了她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1934年10月，萧红将自己的五篇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与萧军的六篇短篇小说合编成小说集《跋涉》，在舒群等友人帮助下，自费由哈尔滨五画印刷社出版。
1934年6月，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威协，萧红与萧军离开哈尔滨，经大连，至青岛，住在观象山下观象1路1号的一座两层小楼房里，与舒群为邻。9月，在这里，写完了长篇小说《生死场》。
这部小说的构思开始于哈尔滨时期，前半部的片断曾于1934的4月至6月，在哈尔滨《国际协报》的《文艺》周刊连载。全书共有十七节，在第一节《麦场》至第十节《十年》里，作者用充满感情的笔调，描写了东北农民贫苦无告的生活。他们身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是背向蓝天，脸朝黄土，辛勤操劳，累弯了腰，累跛了腿，还是得不到温饱，受着饥饿和疾病的煎熬，在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中，有的妇女生下来的孩子也是畸形的。萧红用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生动地写出了几个农妇的悲惨命运。女主人公贫农王婆，是一个饱受磨难的老妇人，她的第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