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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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稳在亚洲
或许正像弗里德伯格所说的那样，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但更为可能的是，亚洲的过去将是亚洲的未来。亚洲要在以冲突为代价的均势或以霸权为代价的和平之间做出选择。西方社会可能会选择冲突和均势。历史、文化和力量的现实却强烈地显示，亚洲会选择和平和霸权。以１９世纪４０－５０年代西方入侵为开端的时代正在结束，中国正在恢复其地区霸主的地位，东方正在进入自己的时代。（亨廷顿）
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是可能的吗？
上述五个方面的约束，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四种可能模式中“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的不可能。
亨廷顿从文明视角得出的结论，即“亚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亚洲将重现以中国力量为核心的等级秩序。在１８４０年之前的，儒教文明支撑起来的“朝贡体系”，是一种独立于西欧、穆斯林的国际体系范式，有不少学者在描述未来东亚秩序时，指出了这一体系重现的可能。比如，日本学者浜下武志就认为，东亚朝贡体制作为一种自律的国际体系，对于分析现代亚洲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适用，因为中心与周边关系这一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经验延续了一千数百年，现代东亚不能轻易将其视为虚无，“相反，我们甚至应该积极地探求活用这一历史性积蓄的方向”８。他说：“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是否适用于现在或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广义的东亚朝贡体制是一个包含东北亚、东南亚在内、以复合型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发挥作用的体系。它在历史上发挥机能的经验应能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出发点”。滨下武志试图用沃勒斯坦的理论改造朝贡体系。在其设想中，中心国家显然已经不是中国。在他看来，“中华观念”是可以转移的，而不是中国固有的。他这样说：中华不是汉民族所固有的东西，它的支柱是以财富、交通、情报、技术、政治及人的资源为中心的中原观、天下观，是其他民族、其他地域也共有的观念。无论是中心还是周边都主张这一观念。越南、朝鲜、日本历史上都有主张小中华的经历，他们对中华的正统性有很强的继承意识。“在共有中华理念的同时，又形成民族主义，这种关系容易导致代替、夺取中华的构想，从而促使朝贡体制出现内部不安定因素”９。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很多日本人认为日本成了中华正统的继承者了，因此，夺取中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崛起，儒学思想以及儒学主张的等级秩序也将在该区复兴的看法，是很普遍的。但是这种看法却是错误的。朝贡体系的瓦解虽然首先缘于西方的船坚炮利，但也同样也是蕴含在西方文化中的基本规则战胜了朝贡体系等级规则的结果。西方文化中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１主权原则；２民族主义原则；３条约体系原则。目前这些原则已经深入人心，支配着东亚各国的行为逻辑，也支配着东亚国际体系的形成。朝贡体系解体以来，东亚的国家间关系，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是一次范式转换。预言再转回来，缺乏根据。就当下来看，支配东亚各国的原则，同样也是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即使纯粹从文明角度看，儒教也早已不是东亚的共同文化了。连主张文明冲突的亨廷顿也不无自相矛盾地说：亚洲是多种文明共处之洲。仅东亚就包含属于六种文明的不同社会——日本文明、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穆斯林文明和西方文明——南亚还增加了印度教文明。四种文明的核心国家——日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是东亚舞台上的主角。南亚还要加上印度，而东亚的印度尼西亚则是一个正在兴起的穆斯林国家。此外，东亚还包括几个经济影响日益增强的中等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马来西亚和有巨大潜力的越南以及台湾。上述因素造成了东亚国际关系模式的高度复杂化，充满了标志着多极化形势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
由此可见，即使从文明角度看，东亚也是多极的。四种大的文明形态在这里竞争、共存。崛起的中国虽然一定会提出带有自己文明特点的主张，但是不可能选择建立一体化的儒教文化秩序。
第二部分中国如何看待东亚的领导权问题
客观地说，东盟国家对这个问题是十分关注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日两国是不是将竞争领导权？他们对此感到担心。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是让中日两个大国发挥推动作用，因为，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一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本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没有这两个国家的参与，东亚共同体，就是不完整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重要性，他们作用的发挥，有可能使东盟在这个共同体中被边缘化。因此，东亚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首先面临着这一矛盾。如何克服这一矛盾？目前来看，中国采取的办法是回避争论，优先在双边层次上加强合作。对此，东亚各国已经达成了共识，并分别采取行动。例如，中国１９９７年首次参加了“东盟＋３”会议。２００１年与东盟达成协议，在１０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２００３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比如日本，２００２年，日本和东盟就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开始正式协商。在这一进程中，日本处在领先位置。
由于东亚的地域、文化和经济发展差异，由中小国家或国家集团出面倡导地区合作，易为各方接受。与一般的地区合作都由大国推动并主导不同，近期成功的亚洲经济合作则是小国主导，大国参与。新加坡、东盟等小国或小国集团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发起者和主导者。中国不谋求起主导作用，不当“驾驶员”，而是做一个积极、活跃的乘客。
做一个积极活跃的乘客，是中国在建设东亚共同体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角色界定。
第二部分大战略与韬光养晦
战略研究只是以赢得军事胜利的问题为限度，大战略却必须具有较深远的观念——它的问题是如何赢得和平。这一套思想并不是把“车放在马的前面”，只是要弄清楚马和车所要去的目的地。（利德尔·哈特）
什么是韬光养晦？
在评论围绕“韬光养晦”的不同观点时，最大的困难首先是语词的含义。韬光养晦究竟是什么意思？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邓小平提出这个政策时，说了很多话，为什么只把这句话抽出来视做一项战略或政策呢？
“韬光养晦”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式谋略。它像其他东方智慧箴言一样，可以意会，很难言传。把这种智慧，翻译成其他语言，更是困难，几乎没有办法准确表达。在一次中国外交官的聚会上，大家绞尽脑汁想把韬光养晦转换成英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用“掩饰真实动机”或“计谋”来翻译，但也觉得不妥。
韬光养晦，在中国文明中，一直是一种生存策略或谋略，韬晦总是与计谋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这方面的典故很多。大体上可以这样定义韬光养晦：掩饰动机和实力，忍辱负重，理性计算，图谋崛起。韬光养晦的核心实际上可以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忍，“心”的上面一把“刀”，既描述了处境的危险，又描述了内在的坚持和信念的坚定。孔子也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中国历史上，充斥着这种通过忍耐、等待、受辱然后成功战胜敌人的故事。
这项计谋的哲学根源，应当在道家智慧中。道家深入地研究了形势转换之道，柔弱刚强相互转化，老子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而能把握其中道理并善于运筹的人，可以“为帝王师”。而弱者、柔者，最终胜过刚者、强者，就在于前者懂得韬晦之计。《太公兵法》讲道：“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圣人存之以应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军谶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南怀瑾先生在解释这几句话时说：“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此用柔也”。意思是说，当年周文王已经占据了天下的２／３，但是，仍然对商殷称臣，用的就是韬晦之计，至柔也。大家一般都喜欢逞强，而不知守弱的微妙，实际上，守柔可养身，可全生，可保国。但是光有至柔也不行，至柔如果没有刚的配合其间，而只是纯柔纯弱，那也成不了事，也就是柔中要有刚，要有所作为。
韬光养晦讲的就是胸有大志的人要知道守微之妙。当你处在下风、逆境的时候，不妨学习韩信“忍受胯下之辱”。一位叫斐子野的人说：“降身辱志，挽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贵聘群雄之上，韩、黥之志也”，意思是：倒霉的时候，把自己的想法、志向降低，乃至身体被人侮辱都可以接受，头都不抬，眉毛都挂下来，眼睛都不看人，佝着背，到处向人作揖叩头，在一群小混混儿和恶霸下面，忍受着屈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有一天出人头地，一旦出了头，就像在英雄头上跑马一样，任我驰骋。
综合上述，韬光养晦包含着以下几个基本意思：１身处逆境，力量弱小；２胸有大志，待机而起；３掩饰动机，忍耐坚持；４积蓄力量，理性决策。韬光养晦是集合了形势分析（逆境，弱者）、目标（崛起）和政策（掩饰，忍耐，理性）的统一体。由此可以看出，韬光养晦并不是一项单纯的策略概念，而是结合了战略和政策的发展之道。它首先是争天下、争霸权的“帝王之学”，自然与斗争、杀戮联系在一起，其本身不含有一般的道德约束，为了最高的目标，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所谓“兵者，诡道也”。“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如此，“高筑墙，广积粮，缓称霸”亦如此。其次，这种智慧也常常用于日常生活中，是遭遇挫折身处逆境的人改变环境阻力图谋崛起的常见策略，就像韩信那样。
第二部分国际秩序，中国制造
几乎是某种定律，每一个世纪似乎都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
中国作为稳定轴心
中国转型的未完成性质决定了中国总体上的内向性格。中国在２１世纪不得不面对自身的转型问题。但是，我们的分析业已表明，中国转型的巨大规模和全球化的基本约束，使中国问题自然地要溢出来，漫灌进国际体系，从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２１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稳定和变革之间的冲突。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期曾经遇到过如此巨大的适应性挑战。
对稳定的需要，在中国是很自然的。中国政府把稳定视做最大的国内政治任务，而多重转型本身又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稳定和变革显然是国内政治的基本矛盾，对此人们几无争议。本节要谈论的是：中国国内的这一基本矛盾，将外溢到世界中来，从而构成了２１世纪全球的重大挑战，世界不得不与中国分享这一矛盾。中国需要意识到，２１世纪的世界除了分享中国的增长和繁荣之外，还要分享中国的矛盾和挑战。这就是中国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
中国的崛起在国际体系中正日益引起对冲的反应。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２０余年来，中国把稳定发展置于优先的位置，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十余年，比较成功地使自身避开了全球规模的动荡和危机，维持了一个和平的国际小环境。在此期间，俄国、中亚、东欧、巴尔干、中东、东南亚、拉美莫不处在动荡中。战争、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袭击以及被亨廷顿称为民主第三波的政治变革相互交织，此起彼伏，不亦乐乎。而中国却能置身事外，埋头经济建设。进入新世纪之后，全球形势出现了奇迹般的转折，除了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触发恐怖主义袭击浪潮导致地区形势不稳定外，上世纪９０年代的那些热点区域，大都稳定下来了，稳定发展成为主导趋势，激进的革命，让位于保守的发展。俄国、东欧、巴尔干、中亚、东南亚、拉美莫不如此。俄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进入新世纪之后，叶利钦让位于普京，不可思议的是，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的不只是权力，同时还有稳定，叶利钦时代的动荡奇迹般地消失了，普京政府得到了８０％以上俄国民众的支持。９０年代主政俄国的自由派，被挤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这些自由派政党甚至达不到５％的议会门槛。如果伊拉克新政权不垮掉，可以期望，中东地区也会加入到稳定的潮流中。稳定发展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当他们经历沧桑，蓦然回首，却发现中国已然稳定多时了。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发现中国”成为一时风尚。“北京共识”提出者显然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中国作为“稳定轴心”还有另一面的含义。从中国在各种场合所发布的声明来看，中国同时还是国际秩序变革的积极提倡者和推动者。冷战结束前后，世界一些国家竞相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比如美国总统布什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４日最先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６日美国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也强调建立世界新秩序。第二个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是日本，１９９０年１月９日，日本首相海部在给布什的信中提出建立以美日欧为主的新秩序。欧洲国家和前苏联也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问题。邓小平１９８８年也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标。
第二部分文明与权力
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卡尔·马克思）
“萨达姆锁定”
在国际体系中的“暴力史观”往往是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和民族主义者用以掩饰政策失败和文明失败的借口。比如，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表面上看是毁灭于美国及其联盟的暴力。然而，打败萨达姆的是美国的暴力吗？作为萨达姆政权后盾的伊拉克军队为什么临阵倒戈呢？萨达姆希望出现的“巷战”没有出现，军队一触即溃，为什么？芽我想真正的原因，是他的政权在国内是“无道的”、不得人心的。这是一个寄生在石油资源上的残暴政权。对石油的依赖，阻挡了这个国家文明的发展。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学者米歇尔·罗斯？穴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Ｒｏｓｓ？雪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与民主之间成反比关系：“使用资源收入的政府与使用纳税人钱的政府有很大的不同。使用矿产资源收入的政府把钱大量花在了腐败、军队和笼络上，只有很少的钱用在了基础公用事业上”。萨达姆政权借助对石油资源的垄断，方便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