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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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两种判断：修正主义还是维持现状
根据这个悲剧性的逻辑，中国财富的增长，对于不愿意臣服的强国来说，无论如何都不是福音。因此，其他强国起而遏制中国，似乎就是自然的选择。依据这个逻辑行事的国家出于本能，要采取个别的或联合的行动对付中国的崛起。
目前国际战略界有两派明确对立的关于中国走向的判断。一个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他指出：“除非存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这种观点不允许维持现状国家的存在，相反，体系中到处都是心怀修正主义意图的大国”。依据这一基本判断，他认为，随着力量的增长，中国将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在美国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战略家那里，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类似近代德国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一位观察家说：“我们是否应该让中国富裕起来？对现实主义者而言，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繁荣富强的中国将打破均势”。
另一派则以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为代表。他持一种与米尔斯海默相反的判断，他认为，中国过去的表现说明，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这派学者在分析了中国２０多年来的行为后得出结论说：在一系列关于国际准则的问题上，中国似乎比过去更遵守现存的国际社会准则６。目前的证据显示，中国并没有修正主义或帝国野心。
关于中国实力增强后是否将选择修正主义战略，在国际学术界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上述两种对立的评估，各有其理论框架，比较而言，主张中国将奉行修正主义政策的现实主义者，更侧重于理论推论，而主张中国将奉行维持现状政策的学者，则主要依据中国过去的历史记录。
第一部分尚未定型的国际体系
中国转型性崛起是不是如现实主义预言的那样将走上扩张主义的道路，将会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这皆归因于中国的转型特征以及战略界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
国际舆论对中国崛起的强烈关注，还与当代国际体系所处状态有关。我们所说的当代国际体系，是指１９９０年冷战结束后开始重组的世界。冷战结束的标志，有四个：其一是苏联的解体，其二是两德的统一，其三是海湾战争，其四是中国结束徘徊最终选择市场经济道路。这四个因素，构成了形成中的世界新秩序的起点或契机。当时的美国总统和中国领导人都提出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是巧合和偶然，而是反映着政治领导人对于世界局势的本能体悟。可以把这一阶段最后一年，亦即１９９２年，视做形成中的新世界秩序的元年。
关于目前的世界秩序，存在着多种说法。比如有人说是“一超多强”，有人说是“单极世界”，有人则认为是“多极化”。这种判断上的差异，反映着一个现实，即目前的国际体系尚处在变化之中，尚未最后定型。我认为，不确定，正是当前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
第一部分维持现状，不是修改现状
由此可见，修改现状的政策，并不适合于中国。首先，中国不可能组织起来一个大国联盟，在与俄国、印度、日本、欧洲的关系上，中国不可能“当头”，他们中其他的国家也同样不可能当头。其次，改变中国美国关系的现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现实主义者提出的所谓“中国修正主义”，主要指的就是中国将试图向美国发动挑战，颠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我们已经指出过，单方面改变与美国的关系，并不能给中国带来太多的收益，也改变不了世界秩序的基本现状。结果可能正好相反，中国单方面地改变与美国的关系，只会使其他竞争中的大国得利。在修正了的中美关系下，一个反对中国的联盟更容易形成。避免这种噩梦般的联盟形成的惟一办法，就是维持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稳定，并不断强化这种关系，这种关系维持时间越长，程度越深，针对中国的联盟越难以形成。也就是说，中国崛起所需要的战略，不是“修正主义”，而是维持现状。“新左派”提出的反美构想和修改现状的主张，是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第一部分身份焦虑
在以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日本“历史问题”是一台永不停歇的发动机，一座永处在搅拌中的发酵池。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都毫不例外地要到这座发酵池中寻找力量。
９０年代中期：崛起焦虑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中国焦虑情绪是伴随着中国的转型加速而来的。这种情绪反映着中国转型性崛起这一过程。转型，国家利益的扩展，是身份焦虑的现实根源。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中期，是中国观念世界极为动荡的时期。曾经十分稳定的外部世界瓦解了。外部世界的不稳定也反映到国内。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世界的瓦解，中国成为剩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国家。在９０年代初的混乱时刻，中国的身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些近代以来一再被问到的问题，又一次强制性地放到了人们的面前。那时的北京，总是被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万言书”所激发，报纸上的社论，也被人们仔细揣摩。人们压低了声音，相互转告来源不明但言之凿凿的小道消息。后来被称做重要战略思想的“韬光养晦”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传播开的。
１９９０年，邓小平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二十字方针。邓小平在提出这个思想时还强调了“决不当头”。实际上，在当时的环境下，“韬光养晦”的具体政策含义，就是“决不当头”。这在当时是有具体含义的：是指不觊觎苏联老大哥留下的社会主义领袖的位置。当时，国际国内都有人希望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扛旗者。针对此一思潮，小平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声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声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即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永远不当头，不称霸，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它强调，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二十字方针，在学者的圈子里悄悄地流传，有一段时间还显得相当的神秘。
一旦中国转型的方向变得明确，一旦与国际接轨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的身份问题，便被置于新的背景下了。如果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前的身份焦虑带有一厢情愿的特点，那么，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的焦虑，则是一种崛起焦虑，一种体会到力量增长之后的那种焦虑。如果说９０年代中期前的焦虑是从不平等的感觉中、从受欺负的体验中产生的话，那么，之后的焦虑则是有所凭借、有所支撑之下而要求表达的焦虑。这样的焦虑是在意识到中国崛起、世界格局正面临调整的情况下，对如何定义未来身份感到不确定所产生的焦虑。
第一部分倒退性认同：光荣孤立心态
在身份变得复杂的情况下，中国的身份认同在一些人那里出现了所谓的“减法民族性”的倒退性集体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把民族文化当做某种乌托邦整体，把国家或民族及其文化想象为某种理想的‘纯真性’。在它看来，破坏和威胁这种整体的力量来自外部，只要能清除来自外界的‘污染’，排除外界对它的歪曲和压制，就会出现真正的本土文化，共同体便会呈现出真正的民族性，民族国家就能形成既纯又真的本质，具有一种神话般的纯洁性和统一性。减法民族主义常常被用来掩盖共同体内部的歧异、矛盾和冲突，因而当国家和国民个体（文化主权权威和文化共同体成员）在共同体身份问题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必然成为国家强权的意识形态工具”。
在中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前出现的身份认同，确实曾表现出了向血缘、地缘等初级认同倒退的情形。外部世界则相应地被赋予了邪恶的性格，他们围堵、破坏、欺负“我们”，阻止“我们”愿望的实现。
外部世界是“由西方霸权把持的充满邪恶”的建构，是倒退性身份认同的基本内容之一。一位学者写道：中国西方化的知识分子们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强烈地呼吁抛弃“传统的内求”，坚决地选择“外取”。他们很少想过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如果由西方人主宰的外部世界不欢迎我们“外取”，甚至阻挠我们“外取”，怎么办？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人很可能将面临这样的阻挠，无论你的“外取”意味着什么（是对外贸易、向外移民，还是别的什么），中国人有必要认识到两点：一，西方人始终对中国存有戒心；二，就中国潜在的经济能量来说，发散到世界上将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他的建议是中国要准备“光荣孤立”。作为一项政治战略建议，其背后还蕴藏着文化上的“光荣孤立”、心理上的“光荣孤立”，总之，包含着倒退性的身份认同。
对外部世界的这种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被抛弃。中国已经广泛地卷入了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到国外旅行，中国相当多的官员都有在国外接受培训的经历。中国人发现，外部世界实际上并不那么可怕，在很多时候，对我们的戒心是存在的，他们也担心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会对他们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建立在市场经济原则上的中国，向着政治文明方向演变的中国，实实在在地为外部世界提供了一次机遇，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的需求。很多中国人发现，外部世界实际上是多元的，即使“西方人”概念，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多元的。根据市场原则组织起来的世界经济，是无法形成一项团结起来共同阻挠中国的政策的。“光荣孤立”的前提坍塌了。
第一部分草根民主还是民族主义？
如果用这些原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作为标准，那么中国目前所谓的民族主义，都是不够格的。即使被称为极端民族主义的那些言论、行为，大多也是不够格的。网络民族主义尽管有“排外”的外表，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更类似于一种草根民主，而不是民族主义。“愤青”不只是指这些“民族主义者”在年龄上是青年或者其参与者的主体是青年，而且，还指他们在情绪上处在国家成长时期个体身份不确定所带来的焦虑，一种属于青年期才有的那种焦虑情感。
在欧洲，民族认同和公民认同是一起到来的。近代著名的民族自决原则，首先是公民权原则的一部分。伴随法国大革命而来的民族主义与近代的民主主义运动一同塑造了现代欧洲。虽然其间多次出现民族主义向部族主义的转向，出现部族主义压倒民主体制的情况，部族民族主义把欧洲多次推向了残酷、血腥的战争，但是，民主仍然稳固地向前迈进，公民权逐渐得到了全面的尊重和保护。正如曼纽尔·卡斯特（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所指出的，在身份认同方面，目前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拒斥性认同和主体认同甚至超过了公民认同。然而，在中国，则是另外的情形。转型的现实造成了中国在身份认同的各个方面，都处在比较低的层次上。比如公民权认同。在中国，存在着城乡之间公民权利分布上的不平衡，农民的基本权利与城市居民的权利中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这近乎是永久性的身份鸿沟。转换这一身份的途径十分有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近２０年来，城市化速度明显加速，身份转换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距离城市较近的地域，政府通过圈地，把一些农民转换成了市民。而这样的机会，相对于全国８亿农民来说，就显得太少了。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农村中的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才拥有这样的权利。农民如此，相比他们拥有更多权利的城市居民在公民权方面，也存在着大量缺失。即使在公民的财产权利这样基本的权利问题上，也存在着大量亟待改进的地方。例如，公民的住宅，就经常面临着被侵犯的问题。
批评网络民族主义的学者，往往对于他们的草根性注意不够。对于他们的行为所蕴含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注意不够。实际上，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包含着公民权认同的成分。而批评他们的人，反而带有国家主义的内在视角。其次，作为网络写作者和网络活动的组织者，他们的身份认同具有拒斥性认同的性质。他们标新立异，他们活跃于大众沉睡后的深夜，象“地下群体”一样挥起语言利刃，对他们不满的一切“乱刀砍去”，他们不讲大道理，不使用温文尔雅的词汇，他们用这些鲜明的色彩，把自己与其他人区隔开来。在网络社区里，“我们”获得了新的含义。
当然，他们被视做“民族主义者”，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们确实是“反日”、“反美”，在他们排外的背后，所诉求的，乃是“中国人”这族群身份。对“我们中国”的张扬，使他们看起来确实是民族主义者。在他们这样标榜中国属性的同时，对于身边发生的、对于历史上存在的、对于同世界潮流相违的种种不好的东西，则不闻不问。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言，这种倒退性的身份认同，包含着与民族主义原生形态的巨大背离。“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民族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家概念。当他们坚执于“我们中国”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样，他们便面临着一种内在的困境，他们与中国一般学者们面临的困境一样，对很多不满的抗议，最后却仍然诉诸于国家力量来解决。网络民族主义者觉得自己是在帮助政府，是为了民族的利益，但是，他们却只能呆在“地下”、冒着政治风险从事“帮助政府”的活动。
可以说，网络民族主义面临着严重的身份问题。他们经常性的躁进、激烈，与这种身份的无法明确界定相关。他们的焦虑是一种身份焦虑。而身份的焦虑，就是认同的焦虑。当无法认同或者说认同受挫的时候，焦虑就生成了。这种焦虑最后总是向着“中国人”趋归，而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缓解焦虑，反而使焦虑变得更加强烈。当然需要指出，焦虑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情绪，其中还包含着积极的生产性的趋向。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