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邓丽君-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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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邓丽君的歌唱训练。邓丽君则越发喜欢歌唱这种表演艺术，况且每次演出还能赚些外快，对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是很有益的，这样一来她就更自觉并相当勤奋地练习唱歌技巧。邓枢每天早晨都陪同邓丽君到小河边吊嗓子、练声。在李成清和邓枢的教导协助下，邓丽君每每迎着朝阳，一遍又一遍地唱，声音越来越甜美，唱腔也越来越纯熟起来。
邓家的生活境遇一直没有大的改善。退伍后邓枢曾经因为爱好京剧而加入“康乐队”，并当上了队长。但劳军慰问演出的收入是非常微薄的，每月不到三百元，而且每三四个月才清算一次工资。除此之外，还要东奔西走、居无定所，根本无法照顾家庭。因此干了几年后，他就退出了“康乐队”。此后不久，邓枢就做起了小生意，开起了杂货店。可是，邓枢天性率直、不善经商，并未能让家庭摆脱困境。可邓家却有五个小孩须要抚育，一家七口度日如年。1959年是邓家最艰难的时候，那时邓枢的长子15岁，次子11岁，三子8岁，都正在上学读书。邓丽君6岁，最小的才5岁。他们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可是还要支付子女高昂的学费，这是多么残酷却又无法不去面对的现实啊。于是勤俭持家的赵素桂便跟邓枢商量以后只好拿上东大饼来维持生计。尽管如此，邓家仍然是举步维艰。
在邓丽君开始小学教育的同时，也开始了她的歌唱生涯。6岁的时候，邓丽君像日本的美空云雀一样，在母亲的安排引导之下，开始上街卖唱。为了家计，邓丽君勇敢地承揽了街头卖唱的神圣使命，忍受着卖唱的无奈与痛苦。眼睁睁地看着幼小的女儿过早地踏入那冷漠严酷、灯红酒绿的社会，邓枢也只能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呀，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酸痛，但广阔的生存空间被逼得只剩下了这条甬道，却也不得不如此；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说不定邓家会因此而时来运转呢，更说不定也许还会有什么奇迹发生，但愿一切平平安安。赵素桂对这个小女儿怜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温柔而博爱的母亲总是寸步不离、无微不至地照料女儿的日常生活。
这段时间，邓枢总是天刚蒙蒙亮就带邓丽君去反复练习发声，晚上就由邓妈妈带着她四处买唱。到了夜深人静之时，她们母女俩才在住处附近的路边小摊上吃些宵夜。即便是星期天小丽君的生活依然如此。
穿梭街头的日子，也正是邓丽君这位乡下小歌手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
“邓丽君二年级担任学艺股长时，我正好是学校的主任。有位老师看她很有歌唱与表演的天分，常常指导她，那时候邓丽君正渐渐成为全校的“风云人物”，尤其是唱歌与表演更是出类拔萃。但她也常被老师，因为上课时她老是背歌词。”邓丽君当年的芦洲小学主任回忆道。
的确，对邓丽君而言，忘记歌词比被老师训斥还要恐怖。她当时被混编在“康乐队”里，不但要参加军队慰问演出，而且她还要到夜市街头、粗俗的酒屋里去卖唱，年幼的她不得不努力记住那些她当时还不知所云的歌词和抑扬顿挫的曲调。班长陈辉龙提起那时邓丽君专注于背歌词的情景时说：“上课时她总是吟着歌，哼着旋律，置身于自己的世界里。而坐在后面的男同学因被吵得无法专心听讲，心里很不高兴。当时邓丽君长发梳辫，这位男同学就把她的辫子绑在椅子上。下课时，班长喊‘起立’时，慌张的她连同椅子也一起提了起来，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小丽君由于经常参加慰问活动并四处买唱，她的演技也就得以飞速提高，优异的表现总是赢得束束鲜花与阵阵的掌声，这更让她信心倍增，自尊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她的歌唱天分更是让观众惊诧不已。可是她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却平平，国语还可以，数学就比较差了，并且还常常不及格。音乐课上如鱼得水的邓丽君一遇到其他的学科，总觉得自不如人。她还常常为自己的不争气而哭鼻子。每当这个时候，邓枢就极力安慰女儿：“有什么值得哭的？咱们歌唱得好，将来就去唱歌，说不定，还唱成个状元哩﹗”邓丽君便下定决心要从歌唱中找回自己幼小的自信。
邓丽君就读的小学位于乡下，采取非常严格的教育方式，体罚学生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对那些成绩不太好的学生。邓丽君当然有时会是这种教育方式的受难者。体罚的执行者是老师或者班长，而受罚者可以自由选择执行者。体罚大多是打手心或屁股，而每当这种时刻，邓丽君总是挑选班长来执行，因为他下手多少会轻一些。
邓丽君小学三、四年级的美劳老师张汉权回忆道，邓丽君不仅从小学一年级就经常代表班上参加运动会和歌唱表演，而且她从小就很乖巧、很懂事，最特别的是她的语文能力好，口才极佳，常常被学校选派为演讲比赛代表，参加校际比赛。当时张汉权常常看到赵素桂用留声机放音乐，教邓丽君唱歌。差不多小学六年级时，赵素桂就不时带着邓丽君出外表演。由于影响了功课，当时他还常与邓妈妈沟通，提醒她小孩子唱歌可能无法兼顾学业，希望邓丽君能以学业为重。
第一部分：天才歌女灿灿童星（2）
与邓家老屋只有一排竹篱笆之隔的台北县议员陈信义回忆起那段岁月时，颇有感慨地说，邓家确实生活很苦，邓枢每天都要自己亲自做大饼，做完大饼后还要绑在自行车后头出门沿街叫卖。由于邓枢的乡音很重，“讲话听不懂”，因此平日里除了与周围的本省邻居打个招呼外，很少跟他们打交道。可是赵素桂很会“公关”，经常与邻居聊天，每天下课后几乎都会看到她带着小丽君出门卖唱。在陈信义的印象中，邓丽君大约在小学毕业后就长时间在台北市的夜总会驻唱，在家附近出现的时间越来越少。后来邓家搬走后，也几乎不曾看到过邓丽君回来。另一个比较了解邓丽君童年事迹的杨莲福也说，邓丽君小时候乖巧、懂事，可是功课一般，数学比较差，但是音乐一项自小学一年级即崭露头角。
曾与邓丽君有直接接触的故旧一致地认为小邓丽君人缘好、待人亲切随和。那时芦洲小学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本省人，一个班级只有一两位像邓丽君那样的外省人。并且芦洲当地居民几乎都姓李，但邓丽君却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卑畏缩。她一贯很活泼开朗，热心公益，待人诚恳，因此结交不少好友，人缘极佳。“她跟我们瞎闹在一起，会用半生不熟的台语和大家一起喧嚷，也打着赤脚跟我们去挖芋头。” 陈辉龙班长披露了这些陈年往事。
邓丽君在人们心目中的童年印象与她成名后的形象非常接近，这都显示了出身平民家庭的她，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的性格和谦虚谨慎、奋发向上的品质。邓丽君在歌坛的这种特有形象绝非商业包装的结果，更不是因为自己成为巨星后而刻意塑造出的新形象。
孩童时代的邓丽君也曾经一度因为家境贫寒而感到过些许的忧郁和尴尬。由于邓枢以卖山东大饼为生，他每天早上总是骑着叫卖大饼的脚踏车送她上学，年幼的邓丽君曾以父亲的职业而感到很羞怯。因此哭闹着不要父亲再亲自送她上学校了。经过级任导师费老师的开导，才除去邓丽君心中的阴影，她便深深地体谅到父亲的艰难与辛劳，于是根父亲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了。而当父亲有事不能到邓丽君的小学附近去兜售大饼时，邓丽君就会亲自带上大饼到学校去卖。费老师和邓枢一样是从大陆来台的退役军人，再加上邓丽君模样可爱，讨人喜欢，学习上也肯下功夫，费老师就经常把邓丽君叫到办公室给她辅导功课，以应付当时台湾学生必经的“国中联考”。
邓丽君和赵素桂的感情极好。邓妈妈陪伴着邓丽君走过歌唱事业的风风雨雨，从她默默无闻到红遍世界。邓丽君对她的母亲一直感激不尽，邓丽君的歌迷们也很尊敬这位贤淑而坚强的女性。虽然，母女情深，但邓丽君和她父亲邓枢的感情也极为融洽。据邓家的一位老邻居说，整天在外工作的邓枢极疼爱这惟一的掌上明珠，反倒是在家料理家务的赵素桂对孩子的管教比较严格。收集和整理有关邓丽君文物的杨莲福也认为，从事军职的邓枢尽管严肃，但也很怜爱这惟一的女儿，与女儿的感情极为亲密。邓家即使连打理三餐都经常捉襟见肘，但在邓丽君小学毕业后，疼惜女儿的邓枢还是东拼西凑地筹钱让邓丽君进入台北以出美女见称的金陵女中。
天分、兴趣和经验共同造就了邓丽君稳健的台风和杰出的歌艺，邓丽君由此也走上了灿灿童星之路。
1963年的台湾因由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导演、由凌波主演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而陷入一股几近疯狂的黄梅调热潮中。
黄梅调是在中国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以黄梅采茶调为主的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其中一支东移到以安徽怀宁为中心的安庆地区，用当地语音歌唱，被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梅戏迅速发展，从流行安徽安庆一隅的民间小戏，一跃而成为安徽的地方大戏。黄梅戏唱腔委婉清新，表演细腻动人，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真正把港台黄梅调电影推向高峰的就是1963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从这一年起直到1968年，港台推出50部黄梅调电影，而且每年都有多部黄梅调电影挤入十大国片卖座行列，其中凌波主演的占了大部份，这是黄梅调电影最兴盛的时期。由于黄梅调电影需要大量插曲，编曲人员除吸收大陆的黄梅调戏曲外，又加入京剧、越剧、绑子等，像《秦香莲》里包公的唱腔就取自于京剧，《状元及第》及《天之娇女》分别取自越剧及台湾民谣，《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则有大陆民谣的影子。
邓丽君童年的时候，正流行着地方小调和民歌民谣，邓丽君也因为常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以及长跟母亲去剧院、电影院的缘故，耳濡目染之下，她对各种小调居然唱得也头头是道，尤其是黄梅调，哼唱得有腔有调。
执导《卧虎藏龙》的风云大导李安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被问及对他的导演生涯影响最大的一部影片。他的回答竟是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执导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他对访问他的记者说他是1963年首次看到这部电影的，当时他只有9岁，住在台湾花莲。第一次看这部电影，便哭个不停；当时许多成年人看这部电影时也哭，但以他哭得最“痛快”，以致电影院内其他观众都好奇地循着哭声看是谁哭得如此凄惨。如今看时，仍热泪不止，甚至连想起片中一些画面情节，也立即眼睛濡湿。李安说这部电影基于台湾人的大陆情结，上映时十分轰动。许多人在电影还未轮到自己所住的市镇放映前，便先买来电影原声带，把歌曲和对白听得烂熟，包括李安自己。他自己那时就可以把整套电影的歌曲和对白背诵出来。这部电影令台湾人疯狂，从家庭主妇到大学教授。有人自称看了五百多次，片中对白成了许多人的日常口头语，有人带着午餐盒走进电影院，一场接一场地看，一看便一整天。李安的双亲也经常去看。他们第三次去看这电影时，正刮着台风。但他们仍是顶着风去看。李安承认《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有史以来最佳电影，但能给他一种纯洁的、真诚的、坦荡的感觉，让他愿意相信那个故事。而在他日后制作的电影中，正是在不知不觉地复制着这种感觉。他说：“大家以为过去十年制作的中国电影是真正的传统中国电影，其实不是，像这部才是真正的传统电影。”他说，此后从未有一部电影能令他这么感动，更没有哪部电影让他那么嚎哭不止。
第一部分：天才歌女灿灿童星（3）
李安如此喜欢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可知它的流行程度。李安的同龄人邓丽君也是这股风潮的热衷者，不仅为这部电影如痴如醉，更对电影的插曲十分迷恋，私下里不知模仿了多少次，模仿曲调、腔调以及人物的扮相。这种事情很是让邓丽君不亦乐乎。
在华语电影史上，对两岸三地的电影创作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导演李翰祥（1926…1996）是辽宁锦州人，1948年赴港从事电影事业。他凭者不懈的努力于1954年升任导演，并加入邵氏影业公司。20世纪50年代，大陆制作的黄梅戏舞台艺术片《天仙配》在港上映时，受到热烈欢迎，许多观众甚至痴迷得边看边低声跟着吟唱。李翰祥抓住机遇，创作出了同样全部用黄梅调演唱的历史古装片《貂婵》，从此掀起了香港影坛近20年的争拍黄梅调影片的热潮。不久拍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上映后居然风靡港台及东南亚华人地区，更囊括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音乐多项大奖。《梁山伯与祝英台》获得空前成功后，李翰祥远走台湾自组国联影业，拍摄了几部，如《西施》、《冬暖》、《喜怒哀乐》等十分杰出的作品，促成了60年代中期台湾电影业的复兴，并亲自训练出江青、甄珍、汪玲等红演员。1972年李翰祥重返邵氏拍摄的《大军阀》，获得极大成功，重新奠定了他作为一名商业导演的地位。他耗费心血严谨制作的是清宫历史传奇《倾国倾城》和《瀛台泣血》也使得他在电影事业上再创高峰。1982年，李翰祥作为第一位敢于返回内地拍片的非左派公司的香港名导演，立时引起轰动。但出于思乡之情和能在有生之年去故宫实地拍摄清宫历史片的壮志，他顶着层层压力，与内地合拍了历史传奇片《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这两部难得一见的历史题材佳作在当年广受欢迎，不仅在内地获得了“优秀影片特别奖”，也摘取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最佳美术指导两个奖项。之后，李翰祥又与内地合拍了《西太后》、《八旗子弟》等影片，对两岸电影的创作交流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时至90年代，李翰祥虽已年逾花甲，却并不服老。1996年，他全力投入大型历史古装传奇《火烧阿房宫》的拍摄，谁知这期间由于劳累过度，终于倒在拍摄现场，再没有醒来。在李翰祥近四十年的导演生涯中，他拍了不下七十部电影，其中有不乏经典之作。他的作品也带红了多位演员，如《西施》的江青、《大军阀》的许冠文、《火烧园明园》、《垂帘听政》中刘晓庆等。
在李翰祥的电影影响下成长的邓丽君，具有李翰祥那放眼四海、走遍地球每个角落的情怀。他们都对两岸三地产生深刻的影响，邓丽君更是对整个华人世界以及日本震撼不小；他们一样有着很深的内地情结，在电影中想像着另一片土地。虽然他们有着相同的为事业而忙碌奔波、奋力拼搏的经历，都曾经起起落落，而后又在各自的艺坛上屹立不倒，但邓丽君始终没有像李翰祥那样顶着重重压力亲历自己梦中的地方，她心中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无言的惆怅。终觉好梦难圆，她就让一切随风而逝、遇云而散了。
对邓丽君很有启发并给她带来走红机遇的凌波（1939… ）是福建省人，香港黄梅调歌唱电影的代表人物。14岁开始以“小娟”的艺名演出闽南语电影，外销台湾及东南亚各地。1962年开始演出国语片，大部份是反串男装演出的黄梅调电影，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