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9-君臣道-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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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在教授康熙帝理学方面，其重要作用不下于熊赐履。
李光地（1642~1718），福建安溪人。治程朱理学，精通《周易》，多年为康熙帝讲授易学。康熙帝对明朝永乐帝御修的《周易大全》不满意，为了体现大清朝的盛世气象，康熙帝特御纂《周易折中》一书，以统一思想。《周易折中》实则为李光地总裁其事，而由数十位儒士编纂而成。李光地又奉命续修《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书，自著有《榕村全集》、《榕村语录》与《续集》等。
吴三桂之乱时，李光地正在福建安溪老家省亲，他拒降耿藩，遁迹于深山密林中。他的同乡同科好友陈梦雷因家居省城福州，家有老父，被逼接受伪官。而二人同心合谋，由陈梦雷探耿藩虚实及用兵设防情势，密画平闽机宜，裹蜡中作如药丸，再由李光地派人带蜡丸潜出福建，至京入奏。康熙帝亲自剥蜡出疏，得到了详细的情报，十分高兴，特命军中保护李光地全家。清军根据他们的情报大破耿精忠和台湾郑经的联军，恢复全闽。李光地从此受到康熙帝重视，而陈梦雷仅以免死远戍辽东。有人说，李光地卖友求荣，以蜡丸事为一己之功，而抹煞陈梦雷的功劳。这件事后人说不清，但无论如何，李光地也救了他一命。康熙帝不杀陈梦雷，又同时赦免了其他几个人，以免让人说是看李光地情面免其一死。
李光地也曾援救过其他人。当时的古文桐城派领袖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入狱。有一次，康熙帝偶然问： “侍郎汪霖卒后，谁能作古文？”李光地趁机说： “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康熙帝见方苞的古文确实作得很好，于是下谕将方苞释放，并召入南书房，成为帝师。清官陈鹏年与阿山之争，李光地保陈鹏年；清官张伯行与噶礼之争，李光地保张伯行；此外，尚有杨名时、赵申乔、何焯、惠士奇、梅文鼎等人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李光地能救援清官，不仅须富于同情心，也需要胆量。因为皇帝最怕汉人结党，而鼓励汉人相互攻讦。如果是明哲保身之人，是不会冒险去救助别人的。李光地由此得到扶植善类的美名。他还有类似于黄宗羲的民主意识。他说：
（孟子）答汤武放伐的说话，语吻似觉诧异，然推到最上一层道理，本是如此。天生民而立之君，非要坐享富贵也，要其抚养天下耳；苟自绝于天，则人亦不戴之为君矣。
由孟子之论见得，天为民立君，原以治安百姓，非为君一家、欲其富贵长久、世世子孙享受也。故汤武革命，受命于天，绝无不是处。孟子直是从天立论，得最上一层道理。
治天下样样皆当讲求，第一是要有根本。汤曰：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 “作之君，作之师，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何敢有越厥志。”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有此，便要算他是圣人。
（《榕村语录》卷二十，《诸子》）
所谓“汤武放伐”是指“汤武革命”。夏桀残暴，成汤造反，桀逃奔南方，称为“放”，放逐之意。商纣无道，武王伐灭之。所谓“一人横行于天下”，就是君主专制。君主不仁，则汤武革命发生。古人认为“民为邦本”，今人多以为“民本”不如民主高明，其实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民本是民主的基础，羡慕摩天大楼却蔑视大楼的基础，无论如何都不能自圆其说。在康熙帝身边的帝师中，李光地是最具有民主思想的一位，他在精神价值上有大贡献。他出卖朋友的事情既考据梳理不清，也很无聊，可以不论。
徐世昌《清儒学案》云： “安溪（李光地）学问渊博而精微，以朱子为依据发挥……康熙朝儒学大兴，左右圣祖者，孝感（熊赐履）、安溪，后先相继，皆恪奉程朱，而穷究天理人道，研求经义性理，旁及历算、乐律音韵。圣祖所契许而资赞助者，安溪为独多。”康熙帝与李光地进入晚年之后，君臣二人更成为知己，在立太子之事上，康熙帝只与李光地商量。这与乾隆帝晚年以和呵∈窍拭鞯亩哉铡！ �
为康熙帝侍讲《易经》的另一位日讲起居注官，是著名清官汤斌。
汤斌（1627~1687），字孔伯，河南睢州（今睢县）人，顺治八年进士，授翰林，曾以一篇《政贵知变论》震惊朝野。他极力主张根据时势的变化更张法度，指出“当更张而不更张，虽大贤不能善治”。然而，他的意见当时没有被完全采纳，真正的更张是由康熙帝来完成的。不久，他又连续上《拟汉文帝耕藉田诏》、《拟汉以禁囿假贫民举直言极谏诏》，受到顺治皇帝的重视。他纂修《明史》时，为明末抗清诸臣秉笔直书，而遭人弹劾。世祖福临召见他，把奏折给他看，并安慰他，汤斌虽感恩却仍然坚持如实记史，终于被清除出国史馆。后以父病乞归。他居家潜心读书，师从北方理学大师孙奇逢多年，既笃守程朱理学，也不鄙薄陆王心学，编理学发展史《洛学编》。汤斌居官以正风俗为先，非常注重身体力行，不徒尚讲论。康熙十七年，他复出授翰林院侍讲，仍纂修《明史》，主纂《两朝圣训》。授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为太子（胤礽）师，荐耿介为少詹事，同辅太子。一次尚书达哈塔与汤斌、耿介入见，康熙说，“汉人学问胜满洲百倍”。清世以理学名臣从祀孔庙者三人，汤斌、陆陇其、张伯行。
《君臣道》第一卷南书房师友（三）
清圣祖康熙书法最早入值南书房的是沈荃和励杜讷。二人以善书法入值，康熙帝的书法艺术得力于二人的教益匪浅。康熙帝学书法时，沈荃在他身旁，指出他每一笔的错误之处，分析错误之由。康熙帝十分感激沈荃的严格教授，在他离开南书房之后，仍常常将其召入，请教书法。又擢其子沈宗敬，以编修入值南书房。沈荃曾提出： “唐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君臣咨询恭儆，大有裨于治道，皇上宜置左右，时时浏览加以反省。”康熙帝说： “此书朕亦时时览之。”又说： “《四书》屡经讲读，朕心业已熟晓。每观《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应与《四书》参讲。”康熙帝颇重视《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其讲学之道，经史并重。
励杜讷入值书房，授编修、侍讲，后曾任光禄寺少卿、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刑部侍郎等职。他也是子孙四世入翰林，三世入值南书房。
清初，魏象枢、魏裔介两人也是理学名臣。魏象枢廉正耿直，曾疏请定布政使会计之法，以杜绝欺隐；立内外各官治事之权限，以清除稽滞。他的意见朝廷都采纳施行。他又屡次分疏： “戒淫侈，宜正人心；励风俗，宜修礼制。”“国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抚。”曾言“以言道学，则躬行实践真道学也”，常能言人所不敢言。见大臣就规劝为善之道，态度诚恳，现身说法，人感其诚。而魏裔介居言官最久，25年的官场生涯，历经四个时期，即多尔衮时期、顺治帝亲政时期、鳌拜等四大臣辅政时期、康熙帝亲政时期。生平笃信程朱之学，有胆有识，屡次上疏敷陈剀切，多见施行。可惜，康熙帝亲政以后，并没有重用他，几乎遭到整肃，能保全性命已经是万幸了。这是康熙帝用人上的一个失误。
入值南书房者，不论原来是何官职，一律授予翰林院职衔，称南书房翰林，往往兼任或转任外职，备受信任，加以重用，如陈廷敬、张玉书任尚书、大学士，王士祯、徐乾学任尚书，王鸿绪任御史，叶方蔼、孙在丰等任侍郎。入值南书房者，大多为汉人，只有少数满人，这对提高汉族大臣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康熙帝擢用他们之前，会先有一番观察过程，有一次，他对张英说： “翰林系文学亲近之臣，一向因为日讲，时时进见，可以察其言行举止。近日来进见稀少，讲官侍班不过顷刻，岂能深悉？著将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员，每日轮四员入值南书房，朕不时咨询，可以知其人之能否，以备擢用。”
王士祯是当时的著名诗人，入值南书房前，在一次考察中竟出了丑。康熙帝召他入懋勤殿，出题面试，命他赋诗，王士祯诗虽作得好，但文思却慢，初次见到皇帝，一紧张更不知如何下笔。张英见状替他着急，便悄悄在一张纸上写诗一首，然后揉成纸团，放在他的桌案上，王士祯也就照抄一遍，得以完卷。康熙帝无意之间，将此看在眼里，却不点破，给二人留了个面子。只是调侃张英说： “人家都说王士祯的诗丰神妙语，朕看来跟你写的诗也差不多嘛。”张英也只好厚着脸皮说： “哪里，王士祯的诗比臣的诗强得多啦。”
由此小事可以看出，康熙帝对儒臣向来持一种仁和宽容的态度，这样，儒臣对皇帝就真正地心悦诚服。康熙帝对以仁义、恕道为标志的孔孟之道是完全服膺的，他为政宽仁之处在优容词臣这一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南书房词臣高士奇、陈廷敬、王鸿绪等人身兼要职，高、王为姻亲，结成朋党，广收贿赂。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三兄弟号“昆山三徐”，东南文学之士想猎取功名者，莫不依倚三人以为奧援，趋之如水之赴壑。徐乾学任左都御史时，力倡风闻言事（即可以根据道听途说弹劾官吏）。三徐在朝招权纳贿，其亲属门客，在乡倚势横行，欺压百姓。他们多次受到御史弹劾，康熙帝也不深究，只是让他们回籍休致了事。以后又召进京修书，或官复原职，大多得以善终。
对于官僚的腐败，康熙帝深有了解，但是面对制度性腐败，康熙帝也无可奈何，不过他没有如乾隆帝纵容和茄萑莨剂拧Ｃ髦橛惺队胁牛墙岬秤剑霸吲ǎ墙澹３Ｔ獾娇滴醯鄣呐馈：罄疵髦槭艿接返溃滴醯劢龈锍笱恐跋危挥枭罹浚允谀诖蟪贾啊？滴醯哿酱吻渍髯几炼髦榇诱饔泄Γ罄从只指丛埃钪盏靡陨浦铡！ �
康熙帝曾告诫漕运总督徐旭龄说： “为官须廉洁，不可纵吏扰民。然而待属员不可过苛，下吏各有艰难之处，惟心平气和，则皆悦服矣。”持平则不偏，不偏即是执中。康熙帝自己对待大臣一向是较为宽严适中的。他说： “君德莫大于有容，治道莫尚于能宽。”做官之人有几个不贪的？若不过分贪婪，他一般都不纠，稍贪而又能办事，能过得去就行了。所以，康熙朝晚期，吏治非常松懈，国库也空虚了。这是康熙帝过于宽仁的后果，迫使雍正帝不得不一登基就力纠腐败。
康熙帝不断把汉族地主阶级中的才智之士，充实到中央行政机构中，委以要职，询以治国之道。他通过学习汉书，谙熟了儒家学问，带动满洲贵族子弟讲明礼仪，习于学问，讲求尊君亲上之道，推崇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汉族地主阶级在清朝政权中的地位，也缓和了满汉的民族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
一些讲究气节的明代遗臣，对清政府仍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绝不出仕，但对其后代，却不再限制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他们有了科名，当然也就开始参与国事，亡国之仇也就淡化了。事实上，清朝前期社会的繁荣和安定，以及平定吴三桂之乱、统一台湾，这些事业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康熙帝重用了汉官、汉将和汉儒，吸收了汉族文化，康熙帝和明珠的最大功绩是使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事务都走上了正轨。所谓“正轨”就是国家化，而不是民族化，剃头束发当然是一个例外。
儒臣士子空谈性理，在某种程度上是明朝亡国的原因，而满洲重武轻文又不能治国，二者折衷，取长补短，符合中庸之道。康熙帝倡导的理学，偏重于实践。他说： “朕一生所学者，为治天下，非书生坐观立论之易。”从而造就了清朝前期的盛世。
李光地盛赞康熙帝说： “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五百年必兴）王者之期，躬行圣贤之学，天期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统与治统复合乎？”张玉书称赞康熙帝： “圣德神功卓越千古，道统治统兼总百王，而犹日御讲庭，经典学之不倦。”封建社会有所谓“正统”和“道统”之说，前者指权力的合法性，后者指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权力的来源几乎都是暴力，因此无真正的正统可言，而意识形态则不一样。汉朝统治者之所以“独尊儒术”，是鉴于秦朝推行法家的严刑峻法治国方针的失败，乃大力倡导儒家的仁政、爱民的治国理念。当然，在实际的施政措施上，法家的统治方法却保留的更多，因为法家的学理来源之一就是儒家某一流派的某些思想，儒法两家有相同之处。但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还是儒家思想。借用丘吉尔的表达方式，可以说： 儒家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不坏的。这当然是指中国社会的封建时期。不过即使在今日，儒家思想也并未完全无用。
清朝的崛起和立国依靠的是武力，在明朝前期满洲连文字都没有，努尔哈赤时期刚刚创造了文字。很显然，依靠满族自身的文化，根本无法统治一个大国。因此，吸收汉人的文化乃是不可避免的。鳌拜一派的清朝贵族也许不久就会被迫接受汉儒文化，但是被迫接受汉儒文化的效果一定很差，且太平盛世亦绝不可能出现。元朝就是如此。康熙帝的选择是最明智的，由主动吸收到热爱的程度，中国因为有了康熙帝才又强盛起来。这些都离不开帝师的帮助。
在汉人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异种称王”必然导致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和政权的不稳。面对汉族广大知识分子不合作的状况，康熙帝一面制定了民族高压政策，一面实施“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使程朱理学“死灰复燃”。 这固然是出于征服人心的需要，但也确是出于他对汉儒文化的衷心服膺，反映出其胸襟的广大和智慧的高深，以及他的务实精神。康熙帝崇尚理学，也是他治术的技巧。他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要削弱“祖宗家法”对皇权的限制，这是康熙朝汉儒大臣受重用的主要原因。康熙帝把程朱理学作为儒学正统，是重视实用精神的表现。清朝前期社会的繁荣也证明了理学有其实用的价值，后人实在不应该一概予以抹煞。
康熙帝不但吸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