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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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然后是真正的考验——看是否能被选进一个“最终的”俱乐部。
哈佛的各个分会一度曾附属于一些全国性的团体，因此，它们没有和俄亥俄州及其以西的各地方团体建立关系，并且乐意放弃它们的许可证。这些分会就成为将哈佛大学与波士顿社会直接连结起来的桥梁。这些团体表面上颇有虚名，但几乎没有开展任何重要的活动；重要的问题是，一个人应当参加它们，而不是要在其中积极开展活动。
富兰克林兴高采烈地进入社交界。他在得知自己已被一个二年级俱乐部选中后写信回家说：“我快要忙死了，但我仍然感到很高兴。”作为罗斯福家族的一员和格罗顿的毕业生，他几乎有把握参加一个最终的俱乐部。但究竟参加哪一个呢？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俱乐部之中，首屈一指的是波斯利恩俱乐部。许多年前这个俱乐部曾吸取过他的堂叔西奥多。富兰克林参加了一个名叫“飞球”的高级俱乐部，但却被波斯利恩俱乐部拒之门外。据埃莉诺·罗斯福说，这个打击使富兰克林多少产生了一种自卑感。他的另一位亲戚说，这也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关于这一点，各种说法证明是互相矛盾的，但有一个事实则是肯定无疑的：对于年轻的罗斯福来说，他是否被社交界所承认，则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罗斯福也要把时间用于学习方面。他学文科。他的课程有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拉丁文、地质学、古生物学、美术和演讲术。但他把精力集中在社会科学上面，选修了十几门历史课和几门与政治学和经济学有关的课程。这些课程有欧洲史、英国史、美国史、美国政府、立宪政治、美国立法倾向、国际法、货币法规以及有关运输、金融和企业的经济学课程。与在格罗顿时一样，他依然是一名中等学生，成绩平平，达到“体面的及格”水平。然而，由于他在格罗顿学校时已经预修过几门课程，因此用了三年时间就具备了获得学士学位的资格。第四年，他仍留在哈佛，编辑《校旗报》，同时正式升入研究院。但他并不认真学习各门课程，因此，未被授予大学硕士学位。
在他大学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他时常和母亲会面。詹姆斯·罗斯福因患心脏病，经过长期的挣扎，在他的儿子刚进大学那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萨拉后来说：“在他离开我以后，我简直不知道我该怎样活下去。”她勉强在海德公园孤独地度过了一个冬天；然后，她在波士顿距离儿子只有几英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套公寓。富兰克林和她的关系亲密而不拘谨。他机智地和充满深情地对待她，并且作出勇敢的努力担负起海德公园和坎波贝洛的一些责任。夏天，他有许多时间和妈妈在一起，像以往那样过得自由自在。在他念完大学一、二年级以后，都去欧洲旅行一次，到挪威海岸、德国、瑞士、法国和英国游览。除了这些旅行以外，他还剩有时间打高尔夫球和网球，在坎波贝洛荡舟。
罗斯福在哈佛大学参加的活动涉及许多领域。他采纳了波士顿一位售书商的建议开始藏书，起初收藏一般有关美国的书籍，逐渐把内容的范围缩小到“船舶”，最后只限于美国军舰。他作了“飞球”俱乐部的图书室负责人，但任务很轻松。他仍然从事慈善活动，有时在波士顿的一个俱乐部给穷孩子们上课。他甚至在一次足球比赛时指挥啦啦队，不过，他“感到在几千名兴致勃勃的观众面前手舞足蹈，好像是个大傻瓜似的”。但是，他的大部分大学生活可以归纳成他给母亲的信中的这样一句话：“……念一点书，有时骑骑马，有时也参加一些社交聚会。”
在罗斯福毕业于哈佛的半个世纪以前，两位美国总统的后裔亨利·亚当斯曾经在那里学习过。亚当斯后来说，当年的哈佛是一所具有宽容精神和自由主义色彩的学府，它把青年们培养成高尚体面的公民，然后输送到社会上去。但是，“它从未企图培养出公众领袖。……它传授的知识有限，而且，连这一点知识也没有教好。但它却使学生们思想开阔，毫无偏见，对事实不甚了了，但却温良顺从。”自从亚当斯在哈佛学习的时代以来，特别是在查尔斯·Ｗ·埃利奥特任校长期间，学校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亚当斯的话贴切地说明了哈佛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影响。
他学习的课程似乎非常适宜于培养一位未来的政治家，但这些课程缺乏有意义的内容。例如，罗斯福所选的政治学课程强调立宪程序和抽象的法律理论，而不重视政治现实。罗斯福本人抱怨说，他所学的课程“好像是一个没有灯丝的灯泡”。他想要学习的是“实行一种政治制度的具体计划——包括预选、政党预备会议、选举和立法的具体计划”。他的第一门政治学课程是由哈佛大学有史以来讲课最枯燥无味的一位讲师教的。
这不仅仅是学校的过失。罗斯福对于学习多半是漠不关心——即使他所学的课程比这生动有趣得多，他也可能仍然漠不关心。他在家信中除了谈到要努力达到课程要求以及为应付考试死记硬背外，只字未提他对哈佛的智力培养所产生的兴趣。当一位近视眼的讲师使他感到讨厌时，他只好和班里大部分同学一起离开教室，爬出后窗，顺着太平梯溜之大吉，而毫不感到内疚。
哈佛传授给罗斯福的那些学说与这位３０年代的政治家的观点肯定没有多大关系。这位将来要控制议会并企图“操纵”最高法院的总统，在大学里所学的却是政府各部门之间要保持良好而牢固的平衡这一永恒的真理。这个将来做了总统以后要推行“疯狂的”经济实验和金融计划的人在大学里却在古典经济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说：“我在大学学了四年经济学课程，而教给我的东西全都是错误的。”）这个将来被称为“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心理学大师”的人却没有学过心理学课程，就连惟一的一门哲学课也只上了三周就退选了。关于美国西部对美国的历史与政治所产生的作用，他本来可以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那里学到许多知识，可是在特纳讲课的头六个星期，他没有去听课。
他的教授有极右派人士也有温和的自由主义分子。他只同其中之一结为密友。这就是一位名叫艾布拉姆·皮亚特·安德鲁的经济学教师，风度翩翩，有些名气。安德鲁后来进入政界，在塔夫脱任总统期间被任命为财政部助理部长。艾博特·劳伦斯·洛厄尔本来可以在实际政治方面对他有所教益——洛厄尔曾任波士顿院校委员会委员，后来民主党和共和党均未再提名，让他连任——但罗斯福看来只是偶尔和洛厄尔接触。洛厄尔和至少其他两位老师后来在罗斯福任总统时仍然健在，他们激烈地反对新政的大部分内容。
罗斯福在大学时代，本人的社会观点是什么呢？如果说他有社会观点的话，那也不过是由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经济上的正统观念和反帝国主义组成的混合物，它充满了模糊的利他主义，也充分地反映出广泛的愚昧无知。他在一年级时写道：“诚然，哈佛企图提高黑人的社会地位和道德标准，也可以说，企图把他们从半牲畜状态提高到人的地位。”在西奥多·罗斯福协助平息了１９０２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以后，富兰克林批评堂叔干预这一事件，并指摘他“企图使行政部门的权力超过国会”。虽然他曾听过著名的历史学家爱德华·钱宁抨击英雄崇拜的观点和编造历史的作法，他在四年级时写了一篇论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文章，其中充满阿谀奉承之词并歪曲了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他帮助建立了“布尔人救济基金会”，而且在一篇论述革命战争以前的罗斯福家族的文章中，赞扬了他的祖先们在“高度的民主精神”和责任感。
想要评价罗斯福在哈佛时期的政治观点，也许最好是阅读他在《校旗报》上发表的社论。在秋季，由于被足球赛中出现的问题弄得心烦意乱，他在社论中愤怒地批评比赛时啦啦队没有大声喝采，正面看台上有人抽烟，观众缺乏热情，运动员不大卖劲等。冬季来了，他又把笔锋直接转向冬季运动。他间或也写一些社论，评述多年来学生报纸编辑所关注的问题：宿舍的防火设备不够，需要在海滨铺上木板路，以及学校安排的活动过多等等。他还花了一些工夫要人们注意大学里的政治讲演人。他对哈佛以外的事务绝对没有一点兴趣。
罗斯福在校内的政治活动中成就甚微。当他在一年级时，一些“外来人”打破了格罗顿校友们对班长这一职位的垄断。他那时还是个局外人。四年级时，他被提名竞争班长这一众人争求的职务，却被有组织进行竞选的人所击败。然而，他却获得了一个职位：他当选为班委会的永久主席，这多半是由于他作为《校旗报》的编辑而久负盛名。但是，他在哈佛并未显示出赫伯特·胡佛十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所显示的政治才干。那一次，胡佛领导“野蛮人”对社团控制校园里一切活动的状况发动进攻，并且取得了胜利。
大约就在罗斯福在哈佛学习的时候，一个名叫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的坦慕尼协会的地区领导人，坐在他那心爱的擦皮鞋摊子上，议论怎样在政治活动中获得成功。他说，你必须研究人情而不是书本——书本只会碍事。“如果你上过大学，那就糟透了。你必须把学过的东西全部忘掉。”秘诀是什么呢？“到人民中间去，去看他们，也让他们看看你。”罗斯福早年所受的教育与普伦基特的这些经过时间考验的箴言截然相反。但是，在未来的岁月里，来自海德公园的这位年轻人将会击败普伦基特这类人物。罗斯福怎样坚持他从幼年开始，先后在海德公园、格罗顿和哈佛逐步培育起来的理想，怎样为了实现这些理想而投身于美国政治的惊涛骇浪之中，这将成为他未来生活中的主题。
第二章奥尔巴尼：幼狮
有一个事实特别引人注目，就是在我们的时代，有些影响巨大的公众领袖是从国家的“心脏地带”以外的地区崛起，然后上台执政的。劳合·乔治来自威尔士，而不是英格兰；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而不是普鲁士；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而不是俄罗斯本土；麦克唐纳来自苏格兰北部，而不是英格兰；正如更早时期的拿破仑是科西嘉人，而不是法国人一样。从地理上来说，罗斯福不是一个外地人，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却是个外地人。他从海德公园、格罗顿和哈佛转移到纽约市，如同从一个世界转移到另一个世界——即从家庭和学校的那种阶级界限森严的上层社会转移到２０世纪初期繁忙喧闹的美国大都市。
这个美国的大都市正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动荡之中。从年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初次眺望明轮汽船沿着赫得逊河奋力地逆流而上，直到１９０４年６月那天他头戴学士帽，身着长袍坐在台上，参加毕业典礼的那一时刻，其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在这一年，有一位经济学家发现两大家族——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终于成为“构成全国商业与贸易活动的心脏”。在罗斯福在哈佛攻读古典经济学的四年期间，有一百五十多家托拉斯宣告成立。其中十家资本额为一亿美元或数目更大；托拉斯又进一步发展成超级托拉斯。虽然出现过经济萧条，虽然１８９０年又通过了谢尔曼限制托拉斯法案，虽然人民党和社会党也极力加以攻击，但是，资本家们却满不在乎，仍然信心十足地把持着自己的权力。
这种制度并不是没有受到任何挑战。１８９６年，年轻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曾号召西部奋起反对华尔街和金钱的势力。他在草原的阳光下讲演时，面部充满着激动的表情，时而恳求哀告，时而发号施令，时而讽刺挖苦。但是挑战未起任何作用。威廉·麦金利表面上冷静沉着，坐在自己家的前廊上直到竞选运动结束为止。那位“孩子演说家”却丢掉了东部全部的选举人票，在新英格兰所有的县里都落选。四年后，他的境遇甚至更糟，在许多美国东部人看来，布赖恩主义似乎是遥远的西部的一件麻烦事，在东部惟有一些较大城市中的无业游民才支持它。在布赖恩的第一次竞选运动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在格罗顿学习，在布赖恩进行第二次竞选时，罗斯福正在哈佛，因此，对他来说，布赖恩主义没有什么意义：在他周围，大学的围墙抑住了布赖恩分子的呐喊声。
但是，在２０世纪初叶，情况却有所不同。突然之间——后来觉得似乎是一夜之间——一股令人陶醉的改革气氛到处弥漫。一大批爱管闲事的、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开始报道２０世纪美国的种种弊端。这些弊端与双手长满老茧的农民和卑鄙无耻的社会主义者的那些陈腐的怨言不大相干。这些弊端也伤害着那些体面人士。人们揭露，专卖药品往往是有毒的——而且能够杀人。人寿保险公司用别人的钱——包括中产阶级的钱——进行投机活动。街道拐角的杂货店出售的罐头食品可能不干净，甚至是有毒的。法院的作风不正派，参议院贪污腐败。据专门报道丑闻的人报道，在许多城市中，犯罪行为涉及甚广，从有钱的太太和贪赃的警察到政客和市长，乃至常去教堂做礼拜的公共运输大王和公用事业公司的经理。
这些被揭露的事实并没有埋没在不引人注目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或人民党的周刊之中。销路很大的杂志——《柯里尔杂志》、《麦克卢尔杂志》、《美国杂志》、《世界主义者》月刊——都以令人触目惊心的标题将它们刊登出来。阿尔奇街那位爱讲大道理的酒吧侍者杜利先生说，过去，一本杂志“令人心旷神怡”，“可是现在，当我从地板上拿起我喜欢看的杂志时，我看到的是什么？一切都变得不对头了。”改良主义不仅搅乱了酒吧侍者的平静心情，而且也使理发师、家庭妇女、牧师、教授和年轻人十分激动。
罗斯福１９０４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时，揭露贪污事件的浪潮正方兴未艾。以后的六年，是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所称的美国人良心上的厌恶达到高潮的时期。这些年的光阴，罗斯福是在纽约度过的，起初是在哥伦比亚法学院当学生，后来成为一个年轻的律师。对于他来说，要领略改革的气氛，纽约是再好不过的战略要地了。因为，２０世纪的纽约既体现了时代的不祥之兆，也带来了未来的希望：它是一座拥有一百万移民的城市，是居住条件极其恶劣的贫民窟城市，是坦慕尼协会及其头子墨菲控制的城市，也是大规模地进行贪赃枉法活动的城市。但是，纽约也是大多数揭发贪污事件的杂志的总部和多次发生的改革运动的活动中心。罗斯福的堂叔西奥多曾在这里神气活现地当过警察局长，但在竞选市长时却遭到了失败。
这个环境究竟对罗斯福产生多大的影响？直接的和立即产生的影响并不深刻。和以往一样，罗斯福往往容易受人的感染而不易于受学说的影响。但是，长远的和间接的影响却是重要的。从长远的观点看来，他不可能逃避弥漫在他周围的改革主义的气氛，正如他不能使自己和周围的空气隔绝一样。在使他和新的美国发生联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有两个人。意味深长的是，这两个人都出身于他的那个社会阶层，而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