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演义-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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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什么呢？
丘吉尔在约翰·安得逊爵士的书面建议中 “合作”二字上划了一个大圆圈，并挥动手中的鹅翎笔把那个圆圈拉出到边角上，疾速地写了两个大字：“决不！”
玻尔就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见这位被称作“怒吼的雄狮”的首相了。
玻尔到达后，安得逊爵士再次写信给丘吉尔，把同样的论点又重复了一遍，但补充说，他现在认为罗斯福正在注意这个问题，并欢迎讨论。这位顽强的爵士甚至随信提供了一份代丘吉尔起草的发给罗斯福表示可以交换意见的电报草稿。
顽强的爵士遇上了更为顽强的雄狮。丘吉尔就在爵士的那份电报稿上写了这样的话：“我不认为有必要发任何这类电报，我也不愿意看到扩大得悉此事的人的圈子的任何尝试！”
那硕大的歪歪扭扭的字迹，把爵士电报稿一半的文字都压住了。
丘吉尔根本就不想见玻尔。这位丹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等了好几个星期，脚跟都等得有些凉了。2玻尔接到了苏联方面的邀请函
就在玻尔等待的这段时间里，事情有了新的变数。玻尔收到了苏联人的一封来信。信是玻尔一家逃离丹麦后不久写给玻尔的，原来发到了斯德哥尔摩，现在从斯德哥尔摩到了苏联驻伦敦大使馆。
玻尔觉得，战时取这样的信应该事先向“管道合金局”负责安全的官员打招呼。玻尔这样做了。然后，他到苏联大使馆去取这封信。
信是这样写的：兹奉告先生知晓，欢迎先生到苏联来，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先生和先生的家庭有一安身之处。现在，我们已具备从事科学工作的一切必要条件。信是他的俄国朋友彼得·卡皮查写来的。
之后，他又向“管道合金局”报告了信的内容。
这事已足以表明，苏联至少已嗅到关于原子弹计划的迹象，可能正在执行他们自己的计划。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要做玻尔主张做的那件事，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3会见
5月16日，玻尔怀着这一迫切感终于被通知可以到唐宁街10号去见首相了。
丘吉尔的科学顾问彻韦尔被安排陪同这次会见。
玻尔这是第一次见到首相。进入办公室后他就发现了一个面色凝重的丘吉尔。丘吉尔嘴里叼着他的烟斗，正在低头看一个文件。他头都没抬地做了一个让客人坐下的手势，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的文件。过了大约一分钟，他才把脑袋转过来，看了玻尔一眼。结果，他的目光立即转向了彻韦尔，并且，那目光立即毫不掩饰地转换成了责备的眼神儿。原来，他注意到了玻尔的一头散发。他心里在责骂彻韦尔：瞧你，给我弄来了这样一个披头散发的家伙！在他的观念里，世人都应该像他那样把头发剪得短短的，而且最好也像他那样，头发没有几根才合乎标准。
他没有讲“欢迎先生”或“荣幸地见到先生”之类的客套话。他也不打算首先打破沉寞。
玻尔见此光景便先开了口：“首相先生，我见您……”
丘吉尔这时又抢话：“我知道您想讲什么！您那个革命性我领略了。可在我的观念里，原子弹的革命性只有用来对付纳粹时才好表现出来…… ”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已经出现了万艘战舰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场面，出现了盟国千军万马登陆的场面，出现了德国军队节节败退的场面。
“可是，现在，用不着在希特勒面前让原子弹显示它的革命性了。”丘吉尔讲了这样一句话。在场的彻韦尔知道丘吉尔这句话的含义，因为他参与了即将实施的诺曼底登陆计划的制定。
玻尔也了解了丘吉尔这句话的含义，但根据并不一样。玻尔明白丘吉尔那话的含义，是因为他知道，鉴于德国原子弹开发的现有水平，他们肯定不会像原来人们所担心的那样，抢在盟国之前把原子弹搞出来。而玻尔相信，纳粹垮台已经是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盟国不可能对德国使用原子弹。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见丘吉尔（2）
丘吉尔还在继续说着，他道：“至于未来，原子弹的那种革命性，倒会在俄国人身上表现出来——让它表现得越淋漓尽致，那就越好！”
玻尔听出了弦外之音。他道：“首相先生，我想说明的是……”
丘吉尔又打断了他。
“您想说明的那个问题我知道——我刚才讲了。而它，” 丘吉尔用拇指掐住了小手指尖，“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先生，您必须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比它重要得多的其他问题。”
这时，玻尔又要讲话。丘吉尔制止了他，自己继续道：“我听说，您执意要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和进度告诉俄国人。对此，我还是那句话：决不！听说您对原子弹这种东西的出现有想法，对战后世界可能陷入的状态很是担忧。对此，我告诉您我的看法：这个新炸弹无非是将比我们现在的炸弹大，这并不含有与原来的战争原有原则的任何差别。至于说到战后的问题，先生，我告诉您，在我和我的朋友罗斯福总统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是不能友好地加以解决的。”
就这样，玻尔被轰了出来。
这是一出喜剧，还是一出悲剧？如果被看做是一出喜剧，那也是战时最黑暗的一出喜剧。
玻尔感到惊异。出了唐宁街10号，他曾在管道合金办公室外面的老皇后街上长时间漫步，怅然若失。
在现场，玻尔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但他竭力控制着自己，多次警告自己不要感情用事，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他在告辞时，还想做最后一次努力，请求丘吉尔允许他以后给首相写信。对此丘吉尔回答说：“如果接到你的来信，那将是我的荣幸。”但他立即补充了一句：“只是，不要谈到政治！”
玻尔散步完了回自己的住处之前，自言自语讲了这样两段话：
“真可怕，他们完全没有准备！”
“认为俄国人不能做到别人能做到的事，完全是荒唐的。核能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秘密。”
丘吉尔的怒气还没有撒完，玻尔走后，他留下了彻韦尔并喊来了艾登继续发泄。他大声吼着：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政策都是要尽力把这件事控制在英美两国手中，让法国人和俄国人去干他们所能干的事。你可以十分肯定，任何强国得到这个秘密后，都会设法制造这个东西，而这涉及到人类社会的存亡问题。这件事和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关系。目前，谁也休想把这个秘密透露给第三国或什么第四国！”
这番话，使彻韦尔立即想到：丘吉尔从来都对“秘密”有一种天真的信仰。最高级的权威即使告诉他说，这个‘秘密’是保不住的，苏联不久将会拥有自己的原子弹。这位首相会想尽办法诱使自己不去相信这一点。他只是过于清楚地看到，现在，他为之服务的大英帝国的力量和他自己的权力已经所剩无几了。他指望用美英两国垄断原子弹这一点使自己感到力量的存在，感到大英帝国的力量还没有完全消失，他自己的权力也还保持着。
5月22日，玻尔果然写了一封信给丘吉尔。信的措词委婉，但终归还是政治性的。信中说：“美国总统内心中深切关怀这项计划的惊人后果，他看到其中的严重危险，但也看到了内中的独特机会。”玻尔没有讲明是什么机会，他甚至避免借此提出什么忠告，他只是说：“应付这一形势的责任当然担在政治家肩上。受到信任的科学家只能向政治家提供那些对他们决策会有重要性的有关技术问题的信息。” 玻尔在信中倒是把“ 有关技术问题”讲明了。他说，在洛斯阿拉莫斯，他了解到美国实际上在开发一种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超级炸弹”。
这肯定是丘吉尔第一次听到的新信息。
玻尔在伦敦又呆了几个星期。因此，他就近看到了1944年6月6日星期三那一天发生的事情。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指挥盟军越过英吉利海峡。最初使用的部队共有英、加、美士兵156000人，由1200艘军舰、1500辆坦克、12000架飞机加以支援。到周末玻尔和他的儿子离开英国返回美国时，盟军已经巩固了在海滩上的阵地，开始向内陆进军，这时部队已增到326000人。玻尔得到了一点安慰。他把丘吉尔的粗暴理解为这个巨大计划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烦恼和不安。
艾森豪威尔指示他的军队说：“回家的道路是通过柏林。”
对玻尔来说，回家的道路是通过华盛顿。6月18日，他向法兰克福特讲述了他见丘吉尔时的不愉快经历。法兰克福特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了罗斯福。罗斯福听到关于丘吉尔好斗的另一次故事，不禁乐了起来。并且，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出现了问题。他觉得应该安慰这个受了委屈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决定再次见一见玻尔。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为会见准备一份备忘录
法兰克福特向玻尔讲了总统要见玻尔的决定，并向玻尔建议作为一个初步步骤，玻尔先把他的观点写成一个简短的备忘录。
玻尔答应了。当时正值6月末7月初，华盛顿清晨气温就有华氏80多度，到下午高达华氏100度以上。在这样的高温里，玻尔父子开始了备忘录的撰写工作。如同玻尔的其他所有作品一样，备忘录经过了多次修改才准备送出。每天早上，玻尔常常提出新的修改意见，都是他头天晚上想出来的。奥格·玻尔负责打字。2一个科学泰斗是怎样拿起针线补一双袜子的
打字机是放在奥格·玻尔房间的，因为夜里父亲走后，奥格·玻尔还需对已经父亲口授的稿子进行整理。
一天，玻尔起得很早，他有了一个新想法，便来到了儿子的房间。奥格·玻尔已经起身，玻尔口授，奥格·玻尔打字。玻尔在房间里踱着，边思考边口授。突然，玻尔在纸篓前停了下来。他俯身从纸篓里拣出一双袜子，不动声色地在靠近床头柜的床头坐下来，伸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针线板儿，揪了一段线，纫了针，开始缝袜子上的那个洞。
他的行动被儿子看到了，儿子不好意思起来，立即站起来，抢过父亲手中的袜子。
玻尔制止了他，道：“你打你的字……”
袜子是奥格·玻尔丢掉的。因为上面有了一个洞。玻尔则要把那个洞补上，以便儿子继续穿它。
“奥格，1942年冬，在丹麦，我接待了一个流亡者。他是从法国经过荷兰在海上漂流很长时间才到了丹麦的。那天天气很冷，下着大雪，可他光脚穿了一双破皮鞋。他的衣衫自然是褴褛的。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双没有穿袜子的只穿了鞋子的脚……”
儿子明白了父亲的意思，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父亲，对不起……”
“没什么，打字吧……”
玻尔继续口授。
最后，玻尔对备忘录感到满意了。它达到了最大限度的概括性。他觉得，备忘录把他到那时为止所想到的一切都写了进去。
到了晚年，玻尔用一句话来解释他的启示的出发点。他私下对一位朋友说：“我们处在一个不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崭新形势下。”
新设计的用来打仗的武器将结束大战。玻尔在闷热的华盛顿写的备忘录中强调，原子弹很难算是一件武器，它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对事物的自然规律的更深刻的干预”，它将“完全改变今后战争的一切条件”。当核武器扩散到别的国家时——它肯定会扩散的——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再打赢一场战争。一阵相互毁灭的痉挛倒是可能的，但那绝对不是战争。3对玻尔悲剧的分析
实际上，原子弹的问世和卢瑟福对原子核的发现一样的新，一样的未经探索。玻尔年轻时的探索是在卢瑟福对原子核的发现之后。他探索了原子这一禁区，并发现了多种矛盾结构。现在，他又借助核释放出来的能量的暗淡光线，来探索另一个禁区。他同样看到了许多矛盾的结构，发现了核能量释放背后的深刻的政治变化。可惜的是，这次，他弄错了领域，一个科学家管了政治家的事。他发现了些什么，并且立即认识到需要行动。可这是一个不同的领域。往日，在核领域，他的新见解很容易被人接受，那种新见解很快地指导了人们的行动，如他的液滴理论指导弗里希和迈特纳成功地解释了裂变，随后，对慢中子与铀235关系的阐述，指导人们去正确看待慢中子，指导人们去分离铀235，如此等等。但如今不成了。管事的政治家们在忙别的事，他们没有时间去思考原子弹出现后的问题，也不愿意倾听科学家们的声音。事实说明，是政治家，而不是科学家是原子弹的父母。我们看到，美国最早的几颗原子弹，都被赋予了“孩子”的含义，“小男孩”、“胖子”、“瘦子”，等等。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弄不清楚这些名字具体是谁想出来的。一般认为，想出这些名字的是科学家们。这很容易理解，科学家们经过千辛万苦，像一个母亲对待自己才出生的孩子一样，关怀备至。因此，他们便给它们起了那样的名字。实际上，科学家们没有闹明白，这些孩子并不是他们的。他们只是它们的父母雇佣来干活的长工，充其量是它的父母的一个朋友。
又赶上，原子弹是一个早产儿。出世后，它们的父母没有什么准备，因此，对它出生后的方方面面还没有安排停当。父母只看到了它们的力量，因而也就只想用它们的力量。科学家，至少是科学家中的灵魂人物却看到了别的。而恰好，科学家们所看到的东西正是这些娇儿最本质的品质。可科学家不是它们的父母，这些人要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它们的父母，可他们发现那是对牛弹琴。它们的父母将用自己的眼光看待并处理这个孩子，当然，包括处理孩子们出生后带来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玻尔为罗斯福准备的没有标题的备忘录，于1944年7月5日送请法兰克福特转呈总统。备忘录附了一封说明信，对备忘录中可能有的不当之处表示抱歉。玻尔在整个炎热的夜晚都忧心忡忡，第二天，又写了另一封表示抱歉的信。他对备忘录的接受者说：“我有严重的不安，深恐备忘录可能不符合您的期望，而且也许它根本不适合您的意愿。”法兰克福特倒看到了这个文件的意义。他说，它是为核武器发明后的世界制订的惟一全面和现实的宪章。法兰克福特告诉玻尔，罗斯福不久就会对会见做出安排。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会见
召见的时刻于8月到来。
玻尔又一次见到了罗斯福。1944年8月26日下午，玻尔在白宫受到罗斯福总统接见。按照罗斯福的说法，会见完全是以私人方式进行的。
罗斯福精神焕发，与玻尔上一次见到他时情绪完全不同。盟军登陆成功，并在向欧洲纵深迅速挺进。
“我看过了您的备忘录，”罗斯福说，“愿意听取您的进一步讲解。”
会见就这样开始了。玻尔把自己思想的着重方面又做了阐述。罗斯福认真地听着，频频点头，表示他听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