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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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府推动的原因，最初是“转移剩余生产能力”。“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必须走出去才有更广阔的天空”，政府只是“有意识地引导”，愿不愿出去，对民营企业来说，是“自己的事情”，宁波市外经贸局官员说。但客观上，走出去可以带动出口，尤其是“设备出口”；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可以增加就业和收入，“有利于增进国家间友谊”。当然，采取“并购等方式”走出去，“也是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宁波市今后对此方式重点鼓励。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号召企业“走出去”始于中央，并也出台了一系列外汇、信贷和保险等领域的扶持政策，但宁波“几乎没有享受”。２００４年２月３日《宁波“走出去”工作基本情况汇报》指出，尤其是“允许申请的合资合作基金必须是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难以享受”，此外“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申请的环节多，控制严，企业可望不可及”。
（见习记者罗小军）
第一部分 激活之长三角趋势第15节 温州中兴（1）
温州维新
ＧＤＰ的相对下滑，资本、产业的外流让温州落入“经济模式即将衰落”的困惑中。在温州人看来外界的惊呼与议论也许有些不明就里，但这确实也让温州政府感到了一丝隐忧。从早年的“敢为天下先”到如今的“有限政府”，是耶？非耶？温州人该如何面对和保持曾经的辉煌？
“温州模式过时了？”温州的弦正在绷紧。“现在领导感到压力了，不前进就落后。”温州两会即将召开，温州一位企业家、政协委员对记者指出。
３月初温州两会就要召开。“纵向比较有增长，横向比较有差距，发展前景不乐观。”一位温州人大代表的提案草稿这样写道。而在温州内部，一场“全国看温州，温州学全国”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在２００３年初已然悄悄开幕，隐藏其后的，实质是“温州模式”的适时升级。何以如此？又如何对策？
1．
ＧＤＰ增速之惑
温州市委书记李强指出，这次思想大解放，温州上下，“每个地方、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在横向比较中寻找差距”。其中，温州面对的一个巨大差距就是颇受争论的ＧＤＰ增速。２００３年上半年，温州ＧＤＰ增速在浙江省倒数第二。
温州经济的快进也好，放缓也好，都与温州经济的特点以及政府的行为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直到１９９４年股份合作制在政治上得到确认和推广，温州经济模式一直“领先国内”。在这个过程中，民营经济自发成长与地方政府“护航引道”起了重要作用。温州ＧＤＰ由１９７８年１３亿元增长到２００２年的１０５５亿元，２４年内增长８１倍多。但到了２００３年，尽管全年增长１４．８％，达到１９９８年来的最高增速，而且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已是近六年来增速最快的，但相对浙江省其他地区而言，还是在放缓。而且资料显示温州ＧＤＰ增速相对放缓“已非一日”。１９９８年以来，温州ＧＤＰ年增长率均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速度，而其平均速度比１９７９—１９９７年的平均速度低３个百分点以上。ＧＤＰ增速在浙江排名倒数第二。
2．
剩下三大优势
在温州人看来外界的惊呼与议论也许有些不明就里，但ＧＤＰ的下滑确实也让温州政府感到了一丝隐忧。一位代表在提案中究其原因认为，“传统制造业升级缓慢，先进制造业发展不快。”总之，“小、低、散”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区域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和综合竞争力正在弱化，甚至退化”，温州体改办研究员姜洪新指出，而今温州“剩下的三大优势”，即产业集群，民间资本，市场优势。其中市场优势有三个：温州本地企业；温州人遍布全国的区域扩张；利用走出去的侨眷开拓的海外市场。但本地资本市场又迟迟发展不起来，尽管温州企业对“民间银行”千呼百唤。“如果换在20世纪８０年代方兴钱庄创办那时候，早就不知道有多少家了。”本地专家指出，“这需要政府来积极推动。”不过，“在办钱庄的过程中，政府事实上承担了绝大部分风险和压力。”方兴钱庄创办人方培林回顾历史时坦承。
已有的资本优势发挥不了，而原有的短腿却日益显露，即土地资源紧缺、要素刚性制约、商务成本飙升，这样温州企业盈利更加艰难了。
3．
出路何在
随着民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温州的先发优势已经遍地开花，经济进一步发展则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需要政府积极主动推动改革。”一温州籍省政协代表电话中说。的确，在过去原始积累时期，政府只要默认而造成宽松的环境就能利于民营经济的萌芽和成长，但现在则“需要积极推动了”。
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温州在全国的创新很少”。９０年代早期，有均瑶集团第一个吃螃蟹“包机上天”，但均瑶参资航空公司却发生在武汉，温州某企业家对此类航空公司不能在温州诞生叹惜不已。有些企业家指出，温州的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大都发生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初。那个时候的政府“敢于承担风险”。因此，如果说针对目前的增长放缓，“温州要来第二次飞跃，那政府现在就要转变观念，提高效率，改善软硬环境。”
２０００年，温州市政协就温州的投资环境作过一个调查，发现企业负担重，乱收费和总体环境成为突出问题。不少企业反映，在温州“最困难的是用地”，“最麻烦的是审批”，“最头疼的是检查”。问题的严重性不仅是这一现象普遍存在，“还在于这一问题依然在不断蔓延，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和彻底根除。”一官员告诉记者。
温州此次思想大讨论重点就是，“要学习先进地区超前的发展思想、可行的发展政策、成功的发展经验，做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力求在解决改革发展重点和难点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温州市委书记李强指出，并建议在“学全国”时重点“对外开放学广东，吸引外资学苏南，城市建设学大连，政府服务学上海”。
为改善环境，２００３年８月，温州在全市组织开展了“效能革命”以提高机关效能，严禁有令不行、办事拖拉、吃拿卡要、态度刁蛮。半年多的时间里，撤除惩戒数百名机关工作人员。此前，据不完全预测，社会交往成本和贿赂成本约占企业非生产性成本支出“８０％强”，一人大代表提案起草人透露。而温州企业的外迁，除了资源短缺，土地紧张、产业过度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区位投资环境不佳、政府服务不到位，比较优势丧失”。
据温州企业界透露，温州市一级即将设立招商局，人事安排都已经到位，不过温州市编制办对此表示，“一切以公开文件为准，目前还没有这方面文件公开。”
温州整个产业布局规划，也刚刚明朗，今后温州将按照“一核三带四区”来部署。一核，即经济核心区，发展三产和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业。三个带：温州西部和南北都是山区，发展绿色产品，原则上不发展工业；沿海金色产业带，工业为主；第三个产业带，蓝色产业带，海洋产业。从功能上来区分，北部、西北部是生态旅游区，南边轻工土产区，中间中部都市区，西部南部生态区。然而尽管改革在进行中，问题则不是一天就可以解决。在人才和资本的引进上，仍有房价上涨和有关单位之间效率不高的关键因素存在，这也许是这两年来温州务工的人数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而这是温州发展的重点所在。温州的维新之路，看来还需假以时日。
（见习记者罗小军）
第一部分 激活之长三角趋势第16节 温州中兴（2）
温州，资本之渔
是改善投资环境，挽留企业和资本外迁的洪流，还是将逐渐长大的“鱼”放到缸外去养？在这场资本之渔中，温州选择什么？
正月初八，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沈阳市市长陈政高带着一个１００多人的“拜年团”，千里迢迢赶到温州，从温州人手里拿到一个３５０亿元意向资金的“大红包”。
近年来，温州市资本外流、企业外迁、产业转移的现像不断出现，“并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态势”，这次对沈阳的３５０亿元的大手笔也不过是温州人投资的项目之一。“目前企业外迁和温州资本外流不仅仅是大企业的‘孔雀东南飞’，连带中小企业也‘麻雀东南飞’。”一位政府官员如此形容温州资本外流的趋势。的确，由于软硬环境的差距，温州外迁的企业越来越多。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呢？
1．
鱼大了要到缸外去养
其实，温州资本外流和企业外迁已非一日。此前，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显示，从１９９８年开始企业外迁，到２００１年为止，温州累计在外投资１０５０亿元，在外的温州人总数已经达到１５４万人。对此，温州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蔡永进说，“资本外流主要是企业行为，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因为“温州人才短缺、信息相对匮乏，科技相对落后以及地理位置的偏僻”，“不适合大企业建立研发部门”，所以南存辉把正泰集团研发中心放在上海，利用上海科技、人才、信息等优势和国际性大都市的强辐射力，建立国家级的技术研发中心、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
据统计，温州专业技术人员不到１０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１．２６％，大大低于全省２．３％的平均水平，而且８０％的科技人员分布在文教、卫生部门，企业科研开发人员“奇缺”，即使“引进”，也因为没有“充电环境难以留住他们的心”。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说，“温州的人才结构非常单一，在本地怎么会找到企业发展的各类人才？”而北京、上海的人才优势非常明显。可以说，在温州无论是找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管理人才，好像大海捞针一样难。正因如此，正泰集团、德力西公司、美特斯•；邦威、报喜鸟西服等纷纷投资上海。“外迁是扩张发展的需要。靠近更大的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津龙指出。
温州龙湾区的不锈钢管件行业是温州的新兴优势行业，年产量占国内市场７０％，占国际市场的１／７。但由于土地供应不足，企业外迁至上海、江苏、丽水等地。在温州，由于土地紧缺“不可能一下子给这么大的土地”，市政府官员表示，“土地等资源紧缺已经成为企业壮大的硬约束。”目前，温州外迁企业仅有名有姓的就已达１０００多家，其中不乏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整体外迁的企业就有２５０家，预计资本外流在１００亿以上。“客观上看，企业、资本、产业在区域间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温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研究员姜新洪认为，内陆地区和西部开发城市更是积极开放，面向沿海城市扩大招商引资。如四川的一些城市，就公开亮出“引温州资本、承温州产业、兴地方经济”的招商引资广告。
2．
为何不把鱼缸做大
庄吉集团董事长郑元忠目睹温州企业外迁，曾建议温州市领导采取措施挽留，为企业改善现有的软硬环境，“鱼大了，缸养不下了，就让鱼到缸外去养。”市领导如此答复。
“政府服务不到位”，一位政协代表这样描述一些企业外迁的原因，“办事手续繁琐、效率低下、政令不畅，失信于民，而部门之间为了各自利益，在执法中不作为，甚至乱作为的现象时有发生。”
从前温州的审批手续繁琐，仅征地就要盖上百个印。审批企业一个项目，要收取墙体改革费、散装水泥费、白蚁防治费、城建配套费等。遇到各种“执法”检查，即使是遵纪守法的企业也心有余悸。一企业主对记者描述了自己的烦恼，“有的部门检查名目繁多，还非得‘一把手’出面接待”，否则“下次检查就格外‘关照’”，而且“逢查必罚，非得你找熟人，买面子”，“我们惹不起，躲得起”。此外，由于土地短缺，生产用地供不应求，“炒地皮”随之出现，而“个别领导批条子甚至有的公务员参与炒作”，更有企业“通过关系，圈地零卖零租”，导致“真正要土地求发展的反而没有土地”。
市委政研室以温州乐清市作为分析样本，统计了各种外迁原因所占的比例，“在近来外迁的８５家企业中，属自身发展需要的２１家，占２４．７％；属用地制约外迁的２１家，占２４．７％；属人为原因造成的‘软环境’影响的４３家，占５０．６％。”
3．
外流新趋势
为人们熟知的温州低压电器行业的巨头企业正泰、德力西、天正已纷纷抢滩上海，建立生产基地。不仅一批成长型企业外迁，而且一些发展型的企业也开始背井离乡。可以说，温州企业在区域外的投资行为近年来日益高涨：其资金数量之多，投资行为之众，形成温州资本的新一轮外溢的“井喷”行情。近年来，温州市企业外迁还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即由单一的个别企业外迁向区域部分群体企业外迁变化；由单一的企业外迁逐步向企业、资本、产业的组合式外流转变变化；由传统制造业的一般性转移逐步向新兴行业、优势行业转移变化。甚至出现整个产业转移的“胜利大逃亡”现象。如前几年的温州灯具业外迁广东，家具行业的几家龙头企业移师上海、东莞，今年合成革行业的２０多家发展型企业和相互配套的革基布行业的２０家企业外迁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塑料编织行业的４５家企业联手转移西部，投资６亿元建立塑料编织产业园。龙湾的不锈钢管件行业是温州的新兴优势行业，年产量占国内市场７０％，占国际市场的１／７。但由于土地供应不足，企业外迁至上海、江苏、丽水等地。
种种迹象表明，大量企业外迁、资本外流，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属于制造业的企业外迁和转移已经造成了温州市经济发展的困境，自2004年以来的工业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产业结构调整乏力，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低，工业企业“三角债”现象的重现都充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长此下去，势必造成制造业投入不足，同时也可能让温州变成一个消费城市。
“产业空心化”成为温州市领导常挂在嘴边的担忧。有政府官员指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引起生产成本提高，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向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转移是正常现象。”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结构变化的问题，“政府应该做的是改善投资软环境，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而已。”
大禹治水有堵或疏的选择，温州可以吗？
（见习记者罗小军周扬）
